编辑·陈晓

实验室里的爆炸

10月24日15时52分，一个周末的下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内，一栋5层高的楼顶冒出一朵朵灰白色的浓烟，烟雾飘向空中，却没有消散，而是越来越黑——这是爆炸产生的浓烟。浓烟的源头来自三楼，那里有材料与化工专业的实验室。有人拍到了当时实验室阳台的视频：黑烟从实验室窗户往阳台上灌。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他的上衣被烧得只剩衣领和双臂，裸露着后背。阳台边缘是楼的转角，有两个人正在往阳台栏杆上泼水。但这点努力没能保护他们——几秒钟后，一团火从实验室窗口冒出。“啪”的一声，火光吞没了三人。

有学生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当天一共有三次爆燃，火光冒出是第三次。前两次爆燃，时间间隔很短，第二次还有震感。流传的视频中，一位逃出实验室的男生被人搀扶着，他戴着眼镜，脸上是灰黑色的粉尘，右脚白色的鞋子也成了深灰色。另一位学生坐在草坪边，脱光了身上的外衣，皮肤上粘着带血的黑色粉尘。有人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贴吧发出寻人启事：“×××，研三，材料学院，找人。”“××，研三，搞材料的，至今电话联系不上，微信也没有回复。”这个帖子下，不断有学生回复蜡烛和大哭的表情。当晚7点左右，南京消防通告：实验室爆燃中2人死亡，9人受伤。

这是今年发生的第二起致人死亡的高校实验室事故。早在3月31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实验室也发生爆炸，一名研究生死亡。再往回看，2018年，北京交通大学环境工程实验室发生两次爆炸，造成3名学生死亡。2013年，南京理工大学一平房实验室发生爆炸，房屋坍塌，附近居民多家玻璃被震碎，造成1死3伤……此外，几乎每年都有实验室事故造成学生不同程度的受伤，但却少有人去回溯事故的原因与细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室爆炸事故发生后，本刊记者联系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贴吧里寻人的帖主，社交媒体上该校的多位学生，得到的回应是“不想再讨论这件事”“不方便说”。

但是郭宏振愿意说出自己的故事。他是东华大学实验室爆炸事件的受害者。过去5年里，他一直在为自己遭遇的一场实验室爆炸事故寻求一个说法、一种补偿，或者说一股在灾难后继续往前走的力量。5年里，除了人脸识别等必要场合，郭宏振在外几乎没摘下过口罩。他的眉毛秃了一块，脸颊、嘴角、脖子上还有明显的瘢痕。他去年刚给右眼装上义眼片，“外观上好看一点”，可以偶尔摘下墨镜，换上平光镜。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起5年前的爆炸，声音很低，叙述中充满叹气。

那是2016年9月21日上午9点左右，正在东华大学读研二的郭宏振，和两名刚入学不久的研一师弟进入实验室。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右侧是摆放各种化学药剂的实验台，左侧是三个通风橱和洗手池。通风橱是做一些易燃易爆、挥发性气体比较危险的实验时使用的仪器，外观是带柜子的桌台，做实验时，头顶有钢化玻璃（也称安全门）可以下拉到不同高度，保护面部，同时有仪器抽走玻璃罩内的气体。郭宏振说，这原本是一间放置废弃设备的储物间，收拾出来做实验室，显得有点逼仄。

郭宏振在实验台操作自己的课题实验，两名师弟在通风橱，共同制备氧化石墨烯。氧化石墨烯是一种实验原材料，需要浓硫酸、碳粉、高锰酸钾反应，用到的原料具有腐蚀性。郭宏振研一时曾跟导师学习过制备流程，因为实验涉及机密，只能在导师的电脑上看视频讲解，打印出简略的实验步骤。两名师弟入学后，已经学习这项实验一段时间，当天上午，导师告诉他们，期间如果有不会的操作，可以向郭宏振请求帮助。

大约上午11点，一位师弟向郭宏振询问，往锥形瓶加入高锰酸钾粉末的步骤。当时，锥形瓶内主要是碳粉和浓硫酸的混合液体，锥形瓶外包裹着冰水混合物，用于降温。郭宏振让师弟称重100克高锰酸钾，深紫色的粉末放在一次性塑料杯内，他一勺一勺地往锥形瓶内添加，液体变成浅紫色。大约添加三分之一时，发生了爆炸。

“砰的一声闷响，我瞬间失明。”这是事故发生一周年后，郭宏振记在笔记本上的文字。因为视力不好，他的字写得很大，还偶尔有错别字。“我最为直观的感觉就是完了，我这辈子差不多完蛋了，我发疯似的往外跑，大喊救命，但我看不见，找不着门在哪里。”“隔壁课题组的一位老师一直帮我按着手腕处的伤口……博士师兄用实验服帮我擦脸上的强酸……我几乎哭喊着要水，其间大家打了一盆水泼向我。”他告诉本刊记者，失明的恐惧大于身上的灼痛，他左手腕的伤口有4.5厘米，在救护车上也一直流血。“因为高度紧张，我的血压有280，血止不住。”

他发给本刊记者一张实验室爆炸事故后的照片，地板的三分之二被黑黄色的水渍浸染，中间一摊淡紫色的高锰酸钾液体。三把蓝色的椅子散放着，进门右侧的地面还有一小摊模糊的白色固体。爆炸导致郭宏振右眼失明，左眼视力0.01，只能模糊看清楚两米内的东西。面部、身体多处灼伤，构成不同级别的伤残。2019年8月，郭宏振起诉学校，认为学校存在多方面过错，与损害后果有直接因果关系，要求校方赔偿受伤后他垫付的各项费用。2021年9月29日，就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室爆炸案的前一个月，案子走到二审阶段。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学校为重大过失方，赔偿郭宏振128万余元。

“操作不规范”背后

郭宏振的事故发生后，目前仍没有权威机构对爆炸的直接原因做出认定。他告诉本刊记者，爆炸的原因聚焦于锥形瓶内浓硫酸温度是否过高。按照实验要求，加入高锰酸钾粉末时，锥形瓶内浓硫酸温度不能超过5摄氏度。但爆炸时的温度具体是多少，他和两位师弟各有不同的说法，且事故发生后，没有专门的机构或部门取证、分析，直接原因至今不明。因此法院关注的重点是，校方对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责任的范围。另外，判决书显示，实验当天通风橱的安全玻璃门并未拉下，三人都没有佩戴护目镜，只有郭宏振穿了实验服。因此，无论直接原因是否清晰，都暴露了实验过程中的“操作不规范”。

有研究曾经统计了2001～2013年100起实验室安全事故，分析结果表明，实验室安全事故的主要类型是火灾、爆炸、中毒。事故原因中，因违反操作规程或误操作引发的事故最多，占事故总起数的20%，其次是设备老化、故障或缺陷。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也有多位化工专业相关的师生同意这一结论。在国内，实验室是理工类高校人、财、物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危险性技术物资集中的地方。当一场事故发生在几十平方米的实验室内，“操作不规范”像是表面上的缝隙，造成裂缝的原因是整个实验室管理系统的疏漏。

如果以郭宏振遭遇的这起事故为例，首先是实验室准入的问题。郭宏振告诉本刊记者，研究生入学时，东华大学发放了《实验室安全守则》之类的文件，“规定很细、很全，但实际操作中压根没人当回事”。比如，其中有一条规定学生“通过实验室准入考试，并接受实验室实践操作培训合格后，方可开始实施操作”，但实际上，郭宏振和师弟们并未接受任何考试和培训。“刚入学的研究生，基本都是跟着师兄师姐打下手，做一些基础性实验，大概3～6个月后，可以自己独立实验。”判决书显示，郭宏振的一个师弟甚至不知道通风橱的具体使用方法。

其次，是实验室防护用品和设备配备问题。实验室中，实验服、护目镜、口罩、橡胶手套是基础配置。郭宏振说，其他实验室进门处一般就有这些用品。但他所在的4114实验室只有实验服。“有一副橡胶手套，还是我在别的实验室找到的，比洗碗用的手套更长更厚，做实验很不方便。”实验室内的设备也有问题，“三个通风橱，中间和最里侧一个都是坏的。这些都需要用导师经费购买，有时候更换就不及时。”据判决书显示，事发当天早上，郭宏振的导师曾去实验室一次，没有提醒学生穿实验服、佩戴护目镜，注意实验中有可能发生的爆炸。判决书中还写道：东华大学违反了自己所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本案事发时，该实验室内没有安全管理人员或指导人员在场，郭宏振是在校学生，并不具备指导其他学生进行实验的资格。

把视野扩大到全国范围，实验室安全管理的不规范并不是个例。韩磊是一名博士生，他在上海一所211院校读化学工程专业研究生。2016年时刚入学读研，开学不久就听说了郭宏振的事故。“当时还挺后怕的，我们实验室也做过制备氧化石墨烯，还做过比那更危险的东西。”韩磊对本刊记者说，他所在学校的实验室入口有实验服、护目镜等防护用品，但其他方面的安全性怎么样就很难保证了。他告诉本刊记者，国内大部分生物化工类实验楼，都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气味根据每层楼实验室类别的不同，浓度也不同。“味道是做实验时的挥发气体，有机合成的化学实验，味道就比较大。”按照规程，原本这些味道大部分都可以被通风橱抽走、处理。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规范使用通风橱，通风橱配置也不够。

跟郭宏振一样，韩磊所在的实验室，导师也很少直接指导。这在国内实验室几乎是一个共识——导师只在最初教授一些基础性的操作，后续学生做创新性的实验，需要自己去摸索，不会的地方问师兄师姐，或者自己查资料。但韩磊觉得，这原本不是“缺陷”，因为“所有的实验，本质上就是怎么使用仪器，学会使用后，就一通百通，可以自己去探索了”。即使在国外，高年级对低年级的“传帮带”也是一种特点。在实验室内，学生是一个整体，导师往往只提供课题的指导性意见。

这种普遍性特点，隐含着低年级学生对高年级学生的依赖，也更需要实验室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安全意识。韩磊说：“实验室安全的氛围是一种传承，靠师兄师姐来带动，但最终还是靠个人。”因此“人的不安全行为”也是实验室不稳定因素之一。韩磊曾在一次过滤实验中使用到滤头，“我要把固体过滤掉，留下液体，但滤头杂质太多，堵了，我一着急用力，就有弱碱的氨水喷出来。幸好腐蚀很小，只是味道比较恶心，很臭”。从那之后，他做实验都会戴上护目镜。

韩磊说，几乎每个实验室都发生过大大小小的事故。他自己的经验是，除了健全的设备、管理制度，“个人要对实验有一种敬畏感。特别是做危险性实验的，是在探索一种未知。如果没有敬畏感，只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就会很随意，不考虑那么多。我当初也会跟师弟师妹说，不管做什么实验，要提前了解到这个实验的流程和原料，他所用到的所有原料是什么性质、有可能遇到什么危险。其实做实验大部分依靠的还是自我安全意识。”

缓慢的改进

李一帆2013年至今在美国读化学类专业，目前博士在读，需要接触危险性实验。他告诉本刊记者，在自己就读的高校，实验室准入规则与国内流程相似，他们称之为“safety training”。每年一度的“safety training”，有一个环节是分析发生过的实验室事故，讨论“到底是哪个方面发生的问题，对其他实验室有什么影响”。在李一帆印象里，近些年内很少听到高校实验室发生事故的消息，他参加的“safety training”中，被拿来讨论的还是2008年洛杉矶大学实验室一名研究员死亡的案例。

和国内的安全训练不同的是，李一帆经历的“safety training”每年训练内容都有更新，每年也都要重新考试，合格后才能进实验室。另外，非博士不能单独留在实验室，必须有博士生同时在场，确保安全。如果要进行一项创新性的危险实验，学生需要提前做好安全评估，书面列举每一个步骤、实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险。除了这些细节，他觉得国内外最不同的是管理系统。在国外，几乎每所学校都有一个校级直属的实验室安全管理部门，他所在的学校叫“EHS”（Environment，Health，and Safety）负责培训、实验室及设备布局服务、废弃物管理服务等。EHS部门相对独立，可以监督学校实验室管理方案的实施，为各实验室指定联络人，提供设备技术支持和引导。如果实验中遇到任何受伤事故，必须24小时内向EHS汇报，进行后续追责和完善。

近些年，国内高校实验室的安全管理，也随着每起事故的发生在缓慢改进着。刘锐是上海一所双一流院校的教授。大约10年前，他被任命为实验室安全管理员，负责所在课题组的实验室安全，整个学院还安排了1～2个实验室安全员。增设“实验室安全员”是国内这些年应对实验室事故的方式之一。

在刘锐的印象中，每一年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文件都越来越长。每年研究生、博士入学前一个月，需要做实验的专业都会有个考试，播放一些PPT、警示的视频，从题库中抽100道题，线上作答，90分以上为合格。开学后，刘锐自己还会给学生做培训，要求公共空间保持干净，重要的化学用品要同时用电子锁和机械锁，打开时需要两把钥匙，并且作记录，以防后续出现意外，追溯源头。

实验室设备的变化，韩磊也有体会。他2016年读研究生时，实验室内通风橱“不太好用，吸力小，没有力量”。2017年，学校重新装修实验室，更换了智能的、可调控模式的通风橱。也是在同一年，实验室内增设了一种喷嘴，专门喷眼睛。他觉得这些变化或许与前一年郭宏振受伤有关。如果当时实验室内有喷淋设置，可以第一时间仔细冲洗被灼伤的皮肤，最大限度地减少灼伤程度，而不是等着从水龙头接水，往身上泼，郭宏振受到的伤害应该会减少。也是在这起事故发生后，很多大学停了制备氧化石墨烯的实验。“因为早就可以直接买到氧化石墨烯样品，之前导师没让买，是考虑到经费支出。”郭宏振对本刊记者说，“制备氧化石墨烯用到的原料主要是碳粉、浓硫酸、高锰酸钾，几十块就能买到500克，而制备完成后的超纯氧化石墨烯，1克至少300块。”

在管理上，韩磊说：“每次出事故，学院设备处都会进行实验室大检查，提出各种布局、整改意见。如果不修改，实验室就会被关掉。”也有不定期的检查，老师会随机进入实验室，看到学生不穿实验服，直接记录、通知导师。“2016年，检查还不是很多，第二年，每学期基本上就会检查两三次。”

最近的一次变化，是2018年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发生爆炸，导致3名学生死亡。之后的通报结果显示，实验室违规购买、违法储存危险化学品。从那之后，高校实验室购买危险化学品也逐步限制。刘锐告诉本刊记者：“过去我们采购原料，觉得时间长、过程麻烦，一般都会囤货，然后越囤越多，存到最后可能都忘记买过什么。现在我们学院已经开始进行药品记录，存量用不完不能买新的，逐渐缩小库存规模。”

为何难以避免？

看起来，国内的实验室规范在日渐改进，但事故却并没有消失。在网络上，“生化环材”（是生物医学工程、化学工程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四个领域的统称）甚至被形容为“天坑”专业，原因之一就是在校做实验的辛苦和危险。

为什么国内高校实验室事故难以避免？刘锐回想起20年前自己刚读研究生、做实验的场景，“虽然当时条件不好，没几台设备，但也没有现在那么多事故报道”。他觉得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年国内的研究生越来越多，“一个课题组的学生，有时候赶得上国外一个研究所的数量”。刘锐告诉本刊记者，研究生规模逐渐扩大，意味着实验数量、强度更大，导师也更难管理，没精力一个个指导。刘锐发现，大概在2010年之后，学生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大。以前，读研期间发表一篇好论文并不难，“只要有好的想法，再做几个实验验证一下”。但现在，“你发一篇，别人发两篇。你为了拿奖学金或者求职，得发表更多的东西，得做更多的实验。而期刊收到的好投稿越来越多，要求也更高。以前做1个实验就能证明的事，现在需要你提供10个实验的数据来证明”。刘锐记得自己2003年读研究生时，一篇硕士论文四五十页就够了。“现在的学生写到100多页还觉得不够，他说有同学写到200页，自己还不放心，还想再多写点。”

待在实验室的压力，一方面来自同学，另一方面来自导师。在高校的教师评级体系中，导师能达到什么层级，除了自身的资历和能力，学生的科研成果也是一种证明。韩磊读研期间，当时的导师要求他硕士期间发两篇SCI论文，这是国内对博士毕业的标准。他几乎每周7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都在实验室，有时为了监测实验的反应，还要熬夜至凌晨。最后，韩磊三年发了两篇SCI论文，申请了两篇专利。这虽然为他带去成果和荣誉，但也导致他对化学实验失去兴趣，读博后转行去了芯片领域。

实验室的使用次数越来越高，学生在实验室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但另一方面，越来越细致的安全文件却在很多时候流于形式。“每次有学校出事故，300多条安全守则发下来，没人真正有体会。安全这个事情就是要实践，要真正经常派人去实验室检查，落实奖惩，让学生在实践而不是文字中体会。”刘锐对本刊记者说。比如通风橱的使用，按规定通风橱不允许放杂物，但当这种情况频频发生时，有些学院的解决方法不是严格管理，而是再加几台通风橱、扩大实验室。但学生的行为得不到管理和改变，加了新的通风橱后，发现里面还是有杂物，通风橱还是不够用。

一个真正专业的技术员，或者说科研助理对管理实验室或许会有帮助。刘锐说，他的实验室一直想招一个专门的技术员检查、维护仪器，对每一届学生进行仪器使用培训，再帮忙管理项目财务等其他服务。“如果有这样的技术员定期做指导和维护，实验室更有序，不会太乱。现在新型仪器很多，通常是厂家培训一次，后面几届学生再用就乱了。但我们聘不到，因为有这样技术的人，都去申请更好的职位，有更多工资，我们能给的，只有税前五六千块。”

事故之后

10月24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爆燃事件发生后，郭宏振也在关注。最近几年，类似的实验室安全事故他都会注意，他知道一场事故对学生的影响。“爆燃带来的碎片伤害，很快就能修复，但烧伤、灼伤要面临的是一生的治疗。”

爆炸事故后，他在ICU住了10天，医生形容他的右眼像“水煮蛋”。之后大约有3个月治疗期，“我看不见东西，但是看不见的世界不是黑的。你可以闭上眼睛，用手揉一下眼球，有时候突然闪现一个很亮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感觉”。他延期两年毕业，中间辗转去北京、广东治疗。去一个新城市对他来说也是挑战，两米外看不见的地方，要用手机拍下照片，凑到眼前看。他不敢摘下墨镜，夜里路灯暗的地方，走路会撞到电线杆。2019年6月，毕业前做完最后一次眼部修复手术。刚拿到毕业证不久，学校中止提供治疗费，他又开始维权。

一些问题，郭宏振习惯的回答是“忘记了”。比如事故发生前，毕业后的理想工作是什么？爆炸发生时，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有一些以别人为样本，他的研究生同学，大部分留在上海，进药企工作；另一些，留在了他一周年后手写的回忆里。“害怕到除了疾呼救命而不知其他。”他说自己写了很多文字，“后来给烧了”，烧掉的也包括法院给他的部分现场照片，“因为这些东西，不太好回忆”。

今年3月，毕业一年半后，经过朋友介绍，郭宏振在深圳一家外贸公司做文职类工作。月薪几千块。他上班时也不摘口罩，没跟任何同事讲过自己的事。他一个人在城中村租房。右眼虽然看不见，但眼压容易高，一高就压迫神经，头疼。左眼经常发红，因为血管在长，如果长到瞳孔上，就会彻底失明。因此，他随身带着眼部消炎防感染的药、人工泪液和一些抗生素。眼睛不舒服了就涂。眼部的药，每个月要几百块，这是必需的花费。淡化脸部疤痕的药膏早就停了，因为一支太贵，要700多块。

二审结束后，东华大学赔偿了余款，郭宏振还没有恢复脸部疤痕用药，他很谨慎，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现在，他在和学校沟通后续常年的治疗费用。对于眼睛，他的目标是“只能尽量保证不要变得更差，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除郭宏振外，其他都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