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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 郑汝中:走寂寞之路,做喜爱之事

作者:中读小秘书

2022-02-11·阅读时长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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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敦煌壁画中,飞天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意象。自佛教传入敦煌开凿石窟起,飞天就是画师们着力创作的形象。由于它的表现方式具有很高的艺术情趣,或天空散花,或弹奏乐器、轻歌曼舞,成为了佛国天宫中最生动活泼的精灵。 遗憾的是,原定本次课程中“壁画里的飞天和乐器”这一讲主讲人郑汝中老师年前因为身体原因住院,无法完成本讲课程的录制。已经九十岁高龄的郑汝中老师,多年潜心研究敦煌壁画里的乐器和飞天形象,也是最早开展敦煌壁画乐器仿制工作的学者,被称为敦煌乐器的“复活人”。他的人生经历也颇具故事性和传奇性,从机关干部到大学老师再到敦煌学学者,他在不同的身份中流转,同时他也是一名琵琶演奏家、书法家。我们希望通过以下自述,让大家更多地了解这位可敬的老人。

致敬 | 郑汝中:走寂寞之路,做喜爱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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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汝中自述】

我其实没什么可说的,我是个很普通的人,我退休在敦煌研究院,但我在安徽工作了三十年,我原来是搞音乐工作的,是个琵琶教师,我在安徽艺术学校、合师院、安师大一直工作了三十年,后来调到敦煌研究院工作。我的历史很简单,也很丰富。我1932年生在北京,我父亲当时在北京做地下工作,我12岁时,组织上就把我和我的哥哥还有别的革命者的孩子送到了延安。1944年的一月份我们到了延安,第二天毛主席请我们一行人吃饭,当然还有带队的大首长,在杨家岭的一个大窑洞里。大家都说这是毛主席,我们都站起来,毛主席就问带队的人,这是谁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当时毛主席对我们这群孩子讲了这么些话:“你们好好读书,抗战胜利了就把你们送回去。”

我接受艺术教育,是从延安回来以后。解放战争时期送我们回晋察冀边区,到了张家口。我当时十四五岁,上了张家口中学。那时候我患了腿关节结核,我就住院了。我父亲是个医务人员,在白求恩医院做负责人,我就随着我父亲在医院里住院。整个解放战争那几年我就一直在住院,脱离了学校,如果不是住院,我那时候可能就去苏联了。我的很多同学后来都去苏联留学了。

后来我回北京了。父亲在军队医院工作,我在中央机关做机要工作。这个时期,我特别喜欢音乐,其实在延安时我就自己做过二胡,拿六块木头做的,蒙的是猪膀胱,马尾巴做弓,我没学过音乐,也不认谱,但我什么都会拉。不是天分,我们那几个小孩都会拉。一听就会。

我在北京时先认识了张伯驹,他是个大收藏家,捐过不少文物给国家。我常去他家玩,李廷松也会来他家。张伯驹看我喜欢音乐,说那你跟李廷松学琵琶吧?就把我引荐给了李廷松,那时候他家里来往的都是名人。后来,我下班后只要有时间就去学琵琶。我是李廷松的第一个徒弟,后来他们送我一个名号:“大师兄”。1956年安徽办艺术学校,李先生就推荐我过来教琵琶,就这样一个机缘。

当时艺校办学非常艰苦,在大蜀山那边,竹竿搭的草房,又是教室又是宿舍,最开始的学生也就一百个人吧,我就这么混入艺术界的。年轻嘛也没什么顾忌,哪里有需要就去吧。在安徽,一干就是三十年。当时对我来讲比较困难,因为我没受过专业音乐教育,就只能教学相长,逼着我自己去学简谱,学五线谱,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过两次,当时一有空闲就去旁听别的课,就这样硬逼着自己学会当老师。很简单也很崎岖。

后来我就从艺校调到大学了,去合师院和安师大教琵琶。1980年暑假,我一个人到敦煌去旅游,住了一个礼拜,当时敦煌去的人很少,交通不行,一路辗转。但到了敦煌很兴奋,感觉敦煌有很多东西像我梦里的东西。我就跟敦煌研究院的院长通了一次信,他说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来。经过几年酝酿,1984年,我再次去了敦煌,这次是和老伴一起去的。莫高窟距离县城还有50里,当时喝水都必须到城里头用汽车拉来。老院长说慢慢会变好的。

当时安师大不放,教育厅长也是我们学校调去的,他说你要什么条件我们都满足,马上给你升教授。我说我不是要那个,去敦煌是我感兴趣的,我又不是去上海去北京。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去就看不到任何东西,为了保护,敦煌是很封闭的,很多洞窟不让看的。后来我说我一定要走。最后上面领导才同意放我走。

其实人家不让我走对我也是好意。调去了以后我对敦煌一无所知,宗教艺术、佛教美术……牵涉到方方面面。我研究的是壁画里的音乐,在音乐历史上称为图像音乐学。

我说我想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想出一本书,关于敦煌乐舞的,第二我要拍一部乐舞的电影,第三我要把这些乐器仿制出来。我非常明确我能干什么。

我带了一个小组,敦煌研究院给我成立了一个乐舞研究室。人多的部门是研究所,有好几个所,我所在的是室,开始只我一个人。有几个助手,一个拿梯子,爬高,一个要照相,一个要记录,我查一遍洞窟要三个月,敦煌莫高窟一共有492个洞窟,我一个一个查一个一个过,哪个有音乐,画了多少琵琶多少箜篌,形态是什么。莫高窟的壁画有四万五千多平方米,中间夹杂着乐舞,我得出一个结论:古代音乐比现在丰富热闹,现在的音乐萎缩了,很多乐器早已经失传了,这是我的观察。

当时我就萌发了一个想法,把这些乐器试验一下,这个实验已经做了二十多年了。做了四遍。为了做乐器,我在北京车间里,跟着工人混了三年。

我不会做啊,我得依靠工人。我大概做了四遍,一遍比一遍质量高,一遍比一遍数量多,最后一次是国家花了四百万块钱做的,一百多件,七十多种。现在的民乐队里也就二三十种。我光琵琶就做了十几种,我做的琵琶大小宽窄都不同,不是我瞎做,有图可依据,鼓类打击乐器也很丰富。这样我就有个课题叫“敦煌壁画乐器仿制研究”,不叫复制,仿制有一些创造和出入,按照能演奏的来做。在敦煌博览会展示引起轰动。现在刀枪入库,我也没精力再搞了。

我从小就喜欢书法,当时写不好,一直练字,写了一辈子了,我也不觉得我是个书法家,充其量是业余爱好者。我的书法是因为我行动不方便,不会跳舞不会打牌,我写写字吧。实事求是,来日不多了,这是个自然规律。人呢,活太长也没必要。为什么呢?自己也不舒服,还给人添麻烦。顺其自然吧,现在也尽量保养,生命长一点就多看看这个世界,但也看得差不多了。

(注:改编自《郑汝中:走寂寞之路做喜爱之事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客户端 记者蒋楠楠,2020年10月)

大盛敦煌,一眼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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