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物理这个学科在大众心中地位也不高

丁文江获得胡适、吴稚晖、王星拱、任鸿隽和唐钺等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的支持。

丁文江认为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与西方被打倒的宗教无异，“玄学鬼”在“招魂”。大体而言，他遵循唯科学主义的观念，否认科学能与人生观分开，认为传统的精神、直觉、美学、道德及宗教情感，就是与实证因而是实际的思维对立的空幻怪诞的思维，大多集中证明科学有能力解决诸如感情、价值等人生观内部的问题，“除非有实际证据证明人生观绝不能统一，后者力求人生观的统一就是人类的责任”。

张君劢获得梁启超、张东荪、林宰平和范寿康的同情和支持，他们不认为科学能解决人生的全部问题。

中国知识界在1923年、1924年间持续发酵的“科玄论战”，在《努力周刊》《时事新报》等报刊上掀起唇枪舌剑。论战的许多文章结集成《科学与人生观》出版，自1923年12月初版，到1926年4月已经出了第4版，反映当时约20位学界和思想界领袖的思想倾向。

1922年12月31日，赴日讲学已毕的爱因斯坦再度乘船经停上海，度过1923年元旦后，于次日登船返回欧洲。

自从1922年7月底与爱因斯坦签约后，北大就没有再主动与爱因斯坦进行沟通，通报相关的准备工作，他11月13日在上海靠岸时，北大也没有派代表迎接并答疑解惑。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恰在1922年下半年，北京的北洋政府和北京大学都经历了深刻的危机：六个月内，中央政府五次倒阁；而国立北京大学则因中央政府拒绝拨款，欠发教授薪水长达五个月之久，为此蔡元培曾在一个月内6次请辞，并通电全国。当时国内的乱局和北大的困境，曾在海外、特别是在日本广为流传，爱因斯坦本人对此也有所耳闻，并对蔡元培能否践约心生疑虑，因而需要北大的再次保证。胡大年认为，正是因军阀混战和国家分裂所造成的政治动荡与财政拮据造成的担忧导致了误会，使

“科学”一词就超出了指代一个特殊学科或一种知识或特有的理念和研究方法的范畴，与人的行为，乃至国民性联系到一起。

对于科学近乎崇拜的推崇，来自戊戌变法。中国败给日本后，认识到技艺背后还需要原理，“西学”这一充满地方性知识暗示的名词，转变为“新学”和“通艺”，说明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中数理化等知识也适用于中国。当20世纪初从日本借来“科学”一词，地方性知识的偏见彻底消失。

“顾数年来遍求国中一二文字评相对论在哲学上是非者，而不可得”。他自己并不反对相对论，为抛砖引玉，他特意翻译了一篇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批评相对论的文章，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发表的唯一一篇批评相对论的文章。不仅如此，张君劢还安排杜里舒在1922年和1923年来华做客座教授，自己做他的翻译。杜里舒从哲学上批评相对论，声称爱因斯坦的结论与逻辑规则之间存在分歧。张君劢本人不同意杜里舒的大部分看法，但他执意推动杜里舒在国内发声。可是把反对一方的言论扔到中国知识界的大池里，没有激起任何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