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相对论热”在中国

爱因斯坦接到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是在100年前的上海。1922年11月13日，他和夫人坐船从香港前往日本，中途在上海的汇山码头靠岸，虽然两天前他已从收音机里得知获奖的消息，但从瑞典驻上海总领事手中接过正式通知时，仍感到欣喜。

同样激动的还有中国的知识界。爱因斯坦给当时中国人的印象是个相貌和蔼的绅士，“看起来更像一位乡村牧师，他穿着很普通的黑色衣服——一件礼服，戴了一条黑白相间的领带，这和他的胡子很相配，他有着一头短而浓密的灰色头发，就像是一顶纸制的王冠，有的地方被压扁了。他还有一双棕色的炯炯有神的眼睛，说起话来，声音温柔。”

当天中午，爱因斯坦夫妇被安排在“一品香”餐馆用餐，随后欣赏昆曲、到豫园游览，领略中国的“烹调、戏剧与园林之胜”。当晚，爱因斯坦出席设在书画家王一亭的寓邸的晚宴，席间可以欣赏中国名画。除了德国及日本的学者陪同，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前北京大学教授张乃燕、浙江法政学校教务长应时一家，以及曹谷冰、张季鸾等名流列席。当时于右任致辞道：“博士实为现代人类之夸耀，不仅在科学界有伟大之贡献与发明。中国青年崇仰学术，故极崇仰博士。”

那时爱因斯坦已在中国知识界红极一时。两年前，英国远征军测量了日全食期间光线的弯曲，证实爱因斯坦根据广义相对论做出的预言，他获得世界声誉，相对论被认为是“人类思想的最高成就之一”。他受到世界各地高等学府的邀请，全球做讲座。在他即将到达的目的地日本，他将感受到那里大学师生的热情，师生枯坐四五个小时听他介绍艰深的相对论而毫无怨言，他希望减少讲座时长，还会引得学生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尊重。

这些场景，我是从《爱因斯坦在中国》和该书作者、纽约城市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胡大年本人口中了解到的。他记得2002年8月18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外，2000多人的“追星族”排起了约300米的长队，只为聆听霍金关于弦理论演讲的情景。霍金那次来京，介绍他的生平和理论的书在北京最大的书店设有专柜，每天销量超过200本。20年前的“霍金热”与100年前的“相对论热”是相似的，自然科学中最基础的物理学总会触及人们对整个外部世界图景的认识，引起天然的好奇。而令我尤为好奇的是，“霍金热”出现的21世纪初，中国早已建立完整的物理学教育、科研体系，而在上世纪初爱因斯坦来华前，用“物理”取代“格物”“格致”作为physics的翻译，在1900年译自日本的教科书《物理学》中才首次出现，那时的中国又如何来迎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1917年，湖北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举办了中国第一场有关相对论的演讲，讲者是留日归来的李芳柏，听众则是未来将走上教育岗位的师范生。此后爱因斯坦的名字有各种译法，“爱因斯坦”“安斯坦”“爱恩斯坦”“哀斯坦”，不一而足。据《爱因斯坦在中国》书中记述，从1920年开始，中国与相对论有关的出版物便逐年上涨。那时五四运动已如火如荼，“拿来主义”大行其道，知识界如饥似渴地了解外国理论，高校中的学会、学社，乃至由这些高校师生创办的《新青年》《改造》《学艺》杂志，以及翻译的译著，都成为传播新知的载体。与相对论相关的出版物在1922年达到高潮，粗略统计，当年有53种相关的书籍、文章、演讲稿以及剧本。

在此之中，知识界几乎都参与进来，包括没有物理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张君劢。张君劢曾任北洋政府秘书，辛亥革命时与梁启超一同参与建设共和，在1913年赴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一战”结束后，又在德国先后师从倭铿、柏格森学习哲学。留学时见同行热切地谈论相对论，他也自学起来，还向他的好友、与爱因斯坦相识的北大物理系教授夏元瑮请教，只因“乏高深数理之素养，故所得殊浅薄”，但他仍在1920年徐志摩路过巴黎时，将《相对主义浅说》推荐给自己的这位妹夫，引起一串连锁反应。

徐志摩当时观察，“大家起劲抢买、抢看、抢讲、抢写翻译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的新旧样式，就是女子剪发‘哪呀的吗’种种问题”。他当时已经知道爱因斯坦被称为“牛顿第二”，虽然初读《相对主义浅说》时发觉每个字都相识，爱因斯坦的比喻也浅显，连在一起看却与没看差不多，但他觉得“蓝宁（即列宁）自然比福禄益德（即弗洛伊德）来得有趣，马克思自然比安斯坦（即爱因斯坦）来得有味，阶级斗争自然比新心理学来得神气，‘苏维埃’政府自然比‘相对学说’来得俏皮。不过那些表面似乎乏味的东西，倒像陈酒橄榄一样，越吃滋味越厚”，于是徐志摩不甘心，“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自学，作了一篇看起来更为浅显的《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发表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杂志1921年的“相对论号”上，以“引起非自然科学家的注意”。他自认梁启超对相对论哲学的理解，乃是缘于看过他的大作之后。

徐志摩的科普成果面世前，罗素已在中国讲起相对论来。虽是哲学家，罗素却被公认是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公众阐释相对论的大师，获得爱因斯坦本人的认可，日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相对论的词条也由他编写。五四运动后，他被《新青年》介绍到国内，又被在中国讲学的杜威尊为现代“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罗素的话当时可谓“一言九鼎”。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他在中国游历，其间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大学做系列演讲，其中1921年1月、2月间所做《物的分析》系列讲座，专门讲解相对论背后的哲学。他希望令中国听众相信，因为相对论，哲学家必须根据新的时空概念重新解释物理世界，以“事件”代替“物质”的概念。

此讲座甫一推出，就被翻译出版。此后四个月，媒体上关于相对论的文章暴涨。按照时人的说法，“罗素来华演讲后，中国已无人不知道相对论的名词”。而那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并不满足于“二手材料”，早已盘算邀请爱因斯坦亲自来华讲座。1920年秋，蔡元培通过教育部次长向爱因斯坦发出邀请，爱因斯坦以不会轻易离开德国为由拒绝。次年春天，蔡元培赴欧洲考察高等教育和学术机构，邀请西方著名学者访华，重要目标仍是爱因斯坦。1921年3月16日，他到爱因斯坦家拜访，再次提出邀请，但当时爱因斯坦已决定访美。直到又过了一年，蔡元培得知爱因斯坦将访日讲学，或可顺道来中国做讲座。在短暂落脚上海的三个月前，爱因斯坦已与北大谈好酬金和讲学时间，“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

虽然爱因斯坦在上海只停留了一日，但对爱因斯坦再次来访的期待达到高潮。在当日宴会上，爱因斯坦在和其他人的谈话中一再明确表示，要到北京、南京各大学讲演，还拟在上海讲演二三次，希望离沪早去早回，在日本“逗留7个星期之后即来中国”。爱因斯坦离沪当日，《北京大学日刊》迫不及待地公布了一条消息——世界知名的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预期将在北京停留，并在北京大学讲学至少两周。

科学的门槛

接受一个颠覆性理论必将面对重重阻力，这是不言而喻的“规律”。“当20世纪初的西方物理学界接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因为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被赫兹的实验在19世纪80年代证实，光的波动理论已经在19世纪末深入人心、广为接受。按照经典理论，光既然是波动，就必然需要有承载波运动的媒介，即‘光以太’。当时的物理学家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光以太’作为媒介，光如何能够传播。”胡大年告诉我，当中国在1921年对相对论的关注日渐升温时，柏林曾有人举行反相对论集会，有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争议在德国广为传播。但有趣的是，相对论传入中国时却没有这个问题。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学生的物理学知识是一张白纸，大部分留学生接触物理，也在相对论出现之后，即使经典物理没有被取代，也被严重动摇了。”胡大年说，甚至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帮助中国人理解相对论里时空与空间并不截然分开的特点，“比如那时在法兰克福大学、哥廷根大学学习数学物理的魏嗣銮，他写过介绍相对论的《相对论》《摄力论》，他就亲口承认，老庄哲学中时空混融的观念曾帮助他理解相对论。”

但向传统观念借力，对于身处世界顶尖科研机构、能够不断深化认识的留学生，只不过是通向真理一时的门径。对于大部分没有专业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否正确理解爱因斯坦“同时性的相对性”还是问题。

徐志摩的《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通篇使用比喻，被对相对论有所了解的留德学生视为“允当者绝少，使人误会者居多”，而且常与相对论的本意相龃龉。而罗素在《物的分析》里的讲解，则又显得过于艰深。胡大年告诉本刊，罗素一开始就提到“分离”的概念，这个概念并非日常的含义，它来自于闵可夫斯基用四维几何对狭义相对论所做的数学形式化处理。由于没有先介绍同时性的相对性和洛伦兹变换，罗素对“分离”的讨论把听众搅得云里雾里，当时人评价，“是未能学步而逐以急走”“能了解者，必无几人”。

最终还得夏元瑮这样的专业人士出马，保证狭义相对论能够系统而原汁原味地传递过来。生于19世纪80年代末的夏元瑮是20世纪初留学生中的“异类”。他出生于杭州的书香世家，父亲夏曾佑是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的密友，既是晚清维新派官员，也曾在民国初年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曾游历欧洲，心慕西学。受父亲影响，他在1905年前往耶鲁大学攻读数学物理学。恰在夏元瑮留学那年，科举制废除。那时尚无庚款生，毗邻中国、文化相近、资费低廉又同是帝制的日本成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主要去向，一年便有8000人留学日本，大多数人学习政治、法律、军事，就读的也多是培养中学老师的师范学校。而夏元瑮入读的是被誉为“美国19世纪下半叶同类学院中最成功的”谢菲尔德科学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夏元瑮继续在理论的道路上深耕，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更显得凤毛麟角。1909年他前往柏林大学深造，成为德国物理学家、量子物理学创始人普朗克的弟子，具备了领略当时最精尖科学学术的资格。

夏元瑮当时在德国的求学之路，因辛亥革命后广东留学经费被取消而中断。1912年初他辍学回国，5月应严复之聘，任首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相当于理学院院长。他开始招收物理学本科学生，开设理论物理课程。直至1919年北大废科为系，他才重赴德国继续求学。正是在此期间，普朗克介绍他与爱因斯坦相识。夏元瑮经常到爱因斯坦家里请教相对论的问题，蔡元培到爱因斯坦家拜访，他就是中间人。1921年归国后，他继续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是中国第一代物理学家。

徐志摩还在钻研《相对主义浅说》时，夏元瑮将其翻译成了中文，与徐志摩的《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发表在同一期杂志上，日后又出了单行本。读者仍觉艰涩难懂，他又将讲授相对论的“最初之讲义”发表在1922年4月的《改造》杂志上，题为《安斯坦相对论及安斯坦传》，其中言及相对论的地位、起源，主要的原理及影响。1922年11月爱因斯坦离开上海后，夏元瑮又在北京大学专门做相对论的讲座，再述讲义中的内容。

在面向大学生的讲义中，他对相对论的创新之处做了这样的阐释，“依古物理学（即经典物理学），在力学固无所谓绝对运动，在光学则有绝对运动……两系互有平均运动（即匀速运动），则依古力学不能由观察决定孰动孰静，运动方程式两系相同也。在光学则不然，如有一观察者见光传布速率各方向均相等，若有一观察者较第一观察者运动，则自第二观察者观之光传布速率，依古物理学决不能各方向均相等。故地球绕日时，其运动于光之传布必有影响，可用光学试验推察之。一千八百八十四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麻克儿生（Michelson）用至精之法试验，毫不见有何影响，物理学者甚觉理不可解……觉古物理学必有受病之原，至安斯坦始发见病原在一种深入人心、牢不可破之成见，以奈端（即牛顿）重望，人遂不敢怀疑。病原何在，则所谓绝对的时间也”。

放到100年前，能够理解这段话的人恐怕并不多。夏元瑮所在的北京大学物理系，是中国近代最早开展高等物理教育的机构，从1913年开始招收预科生与本科生，但直到1922年时，毕业生一共仅40人，算上当年在读的学生，也不及70人。

放眼全国，基础的数学、物理教育，乃至科学教育都远未普及。“直到废除科举制前一年，清政府制定‘癸卯学制’，才开始建立自下而上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自那时起，青少年要在中小学校里学习物理。在那之前，接触理化知识最多的人恐怕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他们未来的出路是技工，建设、使用、维修当时新兴的电线、铁路等事物，物理学知识是应用技能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和副研究员毕苑向本刊介绍，“癸卯学制”前后，地理、历史、自然科学各方面的新式教科书被引进、编辑出版，地理教材以游记体展现世界人文景观；历史教材告别“朝代体”，转而按社会分期叙事；数学教材介绍基本的数学概念和原理；又出现博物学教科书，介绍动植物；它们令读者对整个世界有全新、系统的理解。物理相关的教科书也陆续出版，《明清时期物理学译著书目考》中统计，20世纪头10年间，中国翻译出版过33部物理学教科书。

中国通过翻译教科书、编纂学术词典，逐渐实现科学术语化，方才正式迈入科学的门槛，这一过程与教育体系的搭建几乎同步。名义上的学制建立，与有具备专业知识的老师教学是天壤之别，直到与夏元瑮同时代的留日学生归国后，教学、翻译的工作才日渐起色。陈独秀在上世纪20年代曾讥讽，那时整个知识阶层仍会讨论“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电线是不是蜘蛛精”一类的问题。那么，中国知识阶层会如何理解“相对论”与爱因斯坦，会期待从他的演讲中获得什么？

“科学革命家”

在1919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证实前，张君劢与梁启超、丁文江等一行人组成的欧洲考察团已在欧洲逡巡了一年。他们见到“一战”之下，欧洲文明满目疮痍的另一面。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当时欧洲充满了“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论调，“我们自到欧洲以来，这种悲观的论调，着实听得洋洋盈耳。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我初次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

张君劢的所见所闻与梁启超相似，深感到欧洲文明暴露出的矛盾，科学并不万能。在这样的背景下，1921年他又领略在牛津召开的国际哲学会上讨论相对论问题的情况。他发现与会者各有侧重，物理学家所重者在物理方面，哲学家所重者在哲学方面，但核心的前提——“自相对论后，传统时间观念失去其意义”是共通的，所以二者并无孰优孰劣。这为他认为自己虽不通物理，但仍能从哲学讨论相对论问题提供动机。他也有自己的观点，在牛顿、爱因斯坦和康德的时空观后，他认为康德与爱因斯坦的观念并不冲突，只是“惟科学家中每好以证明为唯一标准。凡不能证明者，即不认其有此物”。

而他当时谈论相对论在哲学上的得失，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顾数年来遍求国中一二文字评相对论在哲学上是非者，而不可得”。他自己并不反对相对论，为抛砖引玉，他特意翻译了一篇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批评相对论的文章，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发表的唯一一篇批评相对论的文章。不仅如此，张君劢还安排杜里舒在1922年和1923年来华做客座教授，自己做他的翻译。杜里舒从哲学上批评相对论，声称爱因斯坦的结论与逻辑规则之间存在分歧。张君劢本人不同意杜里舒的大部分看法，但他执意推动杜里舒在国内发声。可是把反对一方的言论扔到中国知识界的大池里，没有激起任何回响。

并非张君劢讨论的角度有问题，中国对于相对论的介绍本就集中在哲学层面，直到3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的主要译文和介绍，常常发在与哲学研究相关的杂志上。那时即便如夏元瑮，也无力从物理层面向爱因斯坦提出问题，而北大物理系虽有研究所，实际也只是读书会，毫无科研能力。问题在于，如当时的动物学家陈兼善所言，那时知识界普遍的观念是，“假如有一种学说或主义，灌输到现在的中国来，真可谓所向无前。因为不论那一个文明国家，有新学说新主义在那边传播，迟早总会有人加以批评，唯有中国不然。杜威、罗素、杜里舒、山额夫人等等都来了，莫不轰动一时，以为他们所说的话，句句是金科玉律”。

简而言之，爱因斯坦是科学家就足够了。

雷颐告诉我，这种对于科学近乎崇拜的推崇，来自戊戌变法。中国败给日本后，认识到技艺背后还需要原理，“西学”这一充满地方性知识暗示的名词，转变为“新学”和“通艺”，说明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中数理化等知识也适用于中国。当20世纪初从日本借来“科学”一词，地方性知识的偏见彻底消失。

而几乎同时，“科学”一词就超出了指代一个特殊学科或一种知识或特有的理念和研究方法的范畴，与人的行为，乃至国民性联系到一起。

1903年，钱学森的岳父、军事家蒋百里在《浙江潮》中发表《国魂篇》，非常明确地将科学与道德、与国家政治直接联系起来，“吾中国民有最恶之性质，一曰组织力薄弱，而无规则思想是也……无规则之原因何在？则科学思想不发达其首也。凡人之有科学思想者，其论事必条理，其处事必周到，其断事必决绝，其立身必整齐而厚重，何以故？盖科学与一人之品性，有密切之关系在焉”。

1907年，吴稚晖、李石曾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已经暗示科学能与国民性密切关联的原因，其文章中明确提出，“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涨，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

郭颖颐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中论述，这种将统治自然科学的自然法则（low of nature）和被认为是描述了有秩序的、可分析的人类社会的自然法（natural law）的唯科学主义观念，也曾出现于17世纪末到18世纪的西方。他分析道，原本的科学方法可以归纳为四个基本的原则，首先是观察、假设、实验、再观察所需要的经验原则；其次是为取得精确测量的数量原则；还有将观测、试验结果总结成普遍规律或方程式的机械性原则；以及科学家不断探索背后，认为不论是人类的认知，还是实践都能通过科学而进步的原则。而将科学泛化后的科学观，“把原则变成预设和公理——任何信念未被科学证实便不值得尊重，科学方法是通达真理的唯一方法，只有机械性行为的知识才是实在的知识，人类的所有成就都是线性发展的，不仅科学在未来将自我完善，社会也由此会变得越来越好”。

当夏元瑮在校园里搭建物理系教学的框架，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掀起“新文化运动”时，这样的观念达到高峰，科学成为中国知识阶层所推崇的社会改革的武器。陈独秀在创刊号《敬告青年》一文中，明确推崇民主和科学，提出通过吸收科学的世界观实行文化改革，通过实行民主进行政治改革的理念。20世纪20年代初时，“科学”已经进入生活各个领域，从当时与“科学”有关的论文的题目就可见一斑——“科学与教育”“科学与道德”“科学的人生观”……

相对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科学。更何况它不仅是科学的，还是革命的，当它被《泰晤士报》称为“科学上的革命”时，中国人已将爱因斯坦视为“科学界的革命者”。周恩来于1922年8月发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将爱因斯坦相对论导致的科学革命与马克思主张的政治和社会革命相比拟，把物理学家相信爱因斯坦相对论与共产主义者信奉马克思主义相比拟，将科学家应用相对论的热情与共产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社会实践的热忱相比拟。

错过爱因斯坦

1922年11月爱因斯坦离开上海不久，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第19卷第24期“爱因斯坦号”发表了在该馆任理化部主任、出版科学书籍的郑贞文编写的科学短剧《爱之光》，向读者深入浅出地介绍相对论中的概念。

郑贞文在短剧中用石膏像石佩姒女士（space）和泰漠先生（time）分别代表空间和时间，还有理学博士和光神两个角色。理学博士专注于研究物理学中的时空问题，他一向认为，它们就像那两座雕像，是“绝对的独身主义者”，但理学博士又苦于无法找到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间与空间。直到光神给予理学博士启示。他对理学博士说：“你晓得石膏像的关系吗？非问我不可，我便是他们的联锁，他们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可是若还没有我，谁也不能认出他们；他们是神圣的恋爱者，我便是恋爱的神。”理学博士于是摘掉蒙在石膏像上的衣纱，旧的塑像被摔得粉碎，光神将石膏碎片收在一起，和水又制成两座新塑像，并对博士说：“现在泰漠的体中，有了石佩姒；石佩姒的体中有了泰漠了！”

但理学博士并未实现诺言。11月14日爱因斯坦离开上海后，过了三周，蔡元培为表示真诚和郑重，组织中国知识界正式致函爱因斯坦，欢迎他来华演讲。这封中国学界自愿发出的欢迎函却直到12月22日才送到爱因斯坦手上。而那时爱因斯坦已经因怀疑北大不准备履约而取消了他的访华计划并重新安排了他未来的旅程。

胡大年梳理史料后发现，爱因斯坦的犹疑却有缘由。自从1922年7月底与爱因斯坦签约后，北大就没有再主动与爱因斯坦进行沟通，通报相关的准备工作，他11月13日在上海靠岸时，北大也没有派代表迎接并答疑解惑。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恰在1922年下半年，北京的北洋政府和北京大学都经历了深刻的危机：六个月内，中央政府五次倒阁；而国立北京大学则因中央政府拒绝拨款，欠发教授薪水长达五个月之久，为此蔡元培曾在一个月内6次请辞，并通电全国。当时国内的乱局和北大的困境，曾在海外、特别是在日本广为流传，爱因斯坦本人对此也有所耳闻，并对蔡元培能否践约心生疑虑，因而需要北大的再次保证。胡大年认为，正是因军阀混战和国家分裂所造成的政治动荡与财政拮据造成的担忧导致了误会，使来华讲学“流产”。

当爱因斯坦收到欢迎函，知晓是误会，函复夏元瑮不能赴京讲学时，痛陈自己的怅怅之情。1922年12月31日，赴日讲学已毕的爱因斯坦再度乘船经停上海，度过1923年元旦后，于次日登船返回欧洲。虽然蔡元培得知消息后，在《北京大学日刊》中自况，“我们已有相对学说讲演会、研究会等组织，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我们有一部分的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怎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十百倍，也肯用一个月费二千镑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我想安斯坦博士也未见得不肯专诚来我们国内一次。我们不必懊丧，还是大家互相勉励吧”。爱因斯坦却再未步入中国。

不过，相对论在哲学上的启发，用概率论冲击因果律，打破教条的决定论，突出自由意志和价值的问题，并没有被深谙西方哲学的张君劢放下。爱因斯坦离开两个月后，做完杜里舒的翻译，张君劢应邀为清华学生做了一次题为“人生观”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要求学生重新认真考虑精神的价值，因人生观的特点是内在世界的“我”，乃是主观、直觉、综合、意志自由和单一性的，而科学的属性在于非人的客观性，乃至通过科学方法背后的统一性原则，“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

他的观点招来地质学家丁文江尖锐的反驳，引发中国知识界在1923年、1924年间持续发酵的“科玄论战”，在《努力周刊》《时事新报》等报刊上掀起唇枪舌剑。论战的许多文章结集成《科学与人生观》出版，自1923年12月初版，到1926年4月已经出了第4版，反映当时约20位学界和思想界领袖的思想倾向。

虽然论题中有“科学”和“人生观”两个要素，但除了参与论战的胡适和吴稚晖，没有人提及“何为科学的人生观”，双方的争论话题围绕“科学是否有能力指导人生”，越扩越大。

被丁文江讥为“玄学鬼”的张君劢获得梁启超、张东荪、林宰平和范寿康的同情和支持，他们不认为科学能解决人生的全部问题。显得最中立的是梁启超，他继续在欧洲考察后的思考，虽然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但认为“把心理和精神看成一物……硬说人类精神也不过一种物质，一样受‘必然法则’所支配。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了。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现今思想是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他也始终不承认科学万能。

不过郭颖颐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中指出，张君劢一派指出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的区别时，由于暗示物质文明是物质的，使得传统论者能够喊出“物质文明是坏的，精神文明是好的”，由此简单地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物质文明。丁文江认为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与西方被打倒的宗教无异，“玄学鬼”在“招魂”。大体而言，他遵循唯科学主义的观念，否认科学能与人生观分开，认为传统的精神、直觉、美学、道德及宗教情感，就是与实证因而是实际的思维对立的空幻怪诞的思维，大多集中证明科学有能力解决诸如感情、价值等人生观内部的问题，“除非有实际证据证明人生观绝不能统一，后者力求人生观的统一就是人类的责任”。

随着论战的深入，丁文江获得胡适、吴稚晖、王星拱、任鸿隽和唐钺等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的支持。在反对“玄学鬼”的阵营中也有分歧，胡适主张经验基础上的价值多元，而已经皈依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最为激进，他认为科学规律就是绝对的经济规律，认为所有的良心、直觉、自由意志都有可以“还原”为人生和社会的条件，“科学的任务是发现人生的现实，检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人的志向和欲望。更进一步说，科学是发现满足这些志向、欲望和需要的手段”。

当时争论焦点分散，又掺杂着人身攻击，很难说收场时孰胜孰负。据胡大年统计，包括丁文江和张君劢在内，论战文集的21名作者中，有8人在他们的论据中引述相对论，两方都把相对论拉来做自己的“战友”。

但相对论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这些焦急的辩论中，从科学到哲学层面，都没有被理解得更深。它的理论潜力在爱因斯坦离开中国后也被错过了。直到又过了将近10年，新一代留学生前往美国，中国得以与爱因斯坦再相逢。

[感谢吴国盛、侯慧菊对本文的大力帮助。参考文献：胡大年著《爱因斯坦在中国》，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谢泳著《一九四九年前相对论传播及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雷颐著《帝国的覆没》，东方出版社；毕苑著《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