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帅出院那天，冯翔（左三）赶到沈阳，陪着一家人离开医院

幸与不幸

2024年1月，距离春节不到一个月时间，于金霞在镇上医院陪着女儿刘帅。最近一周，刘帅反复高烧39度不退，只好每天来打点滴。起初，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一场“严重点的感冒”，直到刘帅突然晕厥过去，连接着身体的心电图机器变成直线，还发出尖锐的报警声，于金霞感觉自己的心脏也快停了。

时隔18年，一种熟悉的恐惧感再次包裹她。她有一种自己都不愿相信的直觉，“那个病又来了”。

刘帅曾经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在鬼门关走过一遭。2005年春天，她出生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孤家子镇的一个屯子里。当时，家里的大儿子已经17岁，父母对新得了一个小女儿十分欢喜，但于金霞很快发现，小刘帅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只是哭，没有眼泪，喘不上气”。接下来的大半年里，她和丈夫抱着女儿从屯子跑到镇上、县里、市里，最终在沈阳陆军总院（现北部战区总医院）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永存动脉干Ⅲ型”。这是一种少见的致命病症，时任心外科主任朱洪玉解释，该病的发病率在10万分之3.6，“健康人的肺动脉起源于右心室，主动脉起源于左心室，而刘帅的肺动脉和主动脉共干起源于左心室”。

十几万元手术费是这个家庭无力支付的。那时，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刚推行不到3年，远在东北村庄的人们还不知道“医保”是什么，只知道所有看病的钱都需要自己掏。刘福成家一年的收入是4000元，这已经是村子里的中等收入了，而在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里，刘帅一天的医药费平均是2500元。

绝望中，刘帅的父亲刘福成做了个大胆的决定——给当时中国的六位富商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寄求救信，请求他们资助女儿完成手术治疗。这一举动得到了媒体的关注，施正荣、黄光裕和刘永行所在的集团相继捐款，医院也宣布免除后续费用。那一次手术很成功。此后的18年，刘帅除了无法做重体力活外，和普通的小孩没有区别，“心脏病”这个词也渐渐从于金霞的记忆里淡去了。

但2024年初，相似的厄运再次降临。这一次，家人带着刘帅直奔当年救过她的北部战区总医院。刘帅被诊出患有“主动脉瓣关闭不全（重度）”，心脏摄入升主动脉的部分或大部分血液倒流至左心室，医生告诉他们，彻底治疗的办法是开胸做瓣膜修复手术，但按照目前的情况，“极大可能会下不来手术台”。他们只好选择保守的方案：安装永久起搏器，确保刘帅的心脏不会停。

18年里，周围的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救治过刘帅的医院改了名字，老家屯子到沈阳医院的距离从两天路程缩短到了4小时，当年捐款的首富有人入狱，有人破产，但不变的是，十几万元的医药费、检查费，仍然是这个家庭无法承担的巨款。而当初以一封信开始、撬动社会捐款，为女儿赢得一线生机的父亲刘福成，已在2015年突发心梗去世。如何再一次应对厄运的突袭，于金霞不知所措。

回家后，刘丰时不时过来看看妹妹的情况

夫妻

于金霞已年过六十，脸上的皮肤因皱纹而松弛，但从精致的五官还是能看出年轻时的美丽样貌。她没上过一天学，话少，只知道埋头干活。丈夫去世后，她尽最大努力维持这个家，虽然她能做的只是在村里打十几块钱一天的零工，把整个院子都开垦成菜地，只吝啬地留下一小陇过道。这次女儿再度入院，住的是无菌病房，于金霞也跟着在病房里照顾了三十几天。她每天照顾女儿换药、吃饭、上厕所，看着女儿因为疼痛而揪在一起的五官，不敢流泪，默默陪着她。

以前，这个家的主心骨是丈夫刘福成。刘福成出生在1964年，家里有兄弟姐妹6人。刘福成的大哥记得，这个排行老二的弟弟“愿意吃苦，脑子也活络”。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靠种玉米为生，每口人分两亩地，一到漫长的冬天，土地被白雪覆盖，屯里人也进入休息时间，整日窝在炕上聊天、打牌，或是相互串门。但刘福成不止盯着土地，他又在村里找了个瓦工当师父，跟着对方学砌墙、盖瓦，“不要学费，帮忙干活也不会给你钱，冬天戴个手套都会冻僵”。大哥回忆，就这样跟了两个冬天，刘福成能单独接活了。如今，刘帅和母亲依然住着三间半平房，屋子四周用红砖围出一个大院子，这都是刘福成一点点修缮起来的。

刘福成的大哥说，虽然干的都是体力活，但他看起来像个“体面人”，长得高高瘦瘦，会定期修剪头发和胡子，总是看起来很精神。教育孩子方面，他从来不打骂，遇事都是讲道理——这在农村是少见的“开明”。他还在时，“一家人日子有奔头”，才会在大儿子17岁时又要了个小女儿。

查出小女儿刘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后，刘福成马上把家里的地全都承包出去，拿到了8000元租金，又把亲戚朋友都借了个遍。他有一个小本子，上面登记着53个“债主”的名字和借款，多则上千元，少则两三百。从病发到住进沈阳陆军总院的ICU，这个家庭已经花光了四处拼凑借来的6万元。一向稳重的刘福成陷入了绝望，春节前一个月，他给大哥打电话，声音颤抖着，带着哭腔，重复问大哥和自己，“往后咋办啊？没有办法了啊！”

办法最终还是刘福成自己想到了。他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施正荣的报道，“身家已达161亿元人民币，成为2006年中国内地的新首富”。就在当天，刘福成给这位“新首富”写了封言辞恳切的求助信。他曾念到初中毕业，文字功底不错。大儿子刘丰记得，白天收工后，父亲会在夜里点灯看书，还曾经给长春电影制片厂寄过自己写的剧本。在那封求助信里，刘福成写道：“施总经理，我在《华商晨报》上看到了你的报道，你说要拿出一部分钱作为社会的救助基金，我感觉到我可能就是第一个向您求助的人……求您了，我给您跪下了！我一个农村人，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上哪去弄这么多钱，求您了。”

他们还保留着当年做新闻报道的报纸和那些寄给富豪的求救信的快递单

一周过去了，第一封信没有收到回音。刘福成决定继续给其他富豪写信。他问刘丰，上哪找那些富豪？17岁的刘丰已经学会上网，但对父亲的大胆想法十分震惊，“人家会理我们吗？”他告诉父亲，可以去网吧搜索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在网上查公司的地址。于是，刘福成窝在医院旁边4块钱一天的小旅馆里，给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丁磊等榜上有名的富豪写了求助信。同时，他还给沈阳当地媒体《华商晨报》写了一封信，讲述了女儿的不幸和自己向富豪求助一事。

《华商晨报》的报道很快被全国许多媒体转载。春节前3天，施正荣首先答应给小刘帅捐款2万元，随后，其他捐赠纷至沓来：时任国美电器总经理黄光裕和东方希望集团总经理刘永行分别捐赠了5000元，沈阳当地一位建筑公司的张姓老板看到报道后，特地给刘福成送去了2万元。捐赠引起更大的轰动，来自全国的媒体都涌入屯子，挤满刘福成家。刘福成的大哥帮着招待，他不记得媒体名字，但知道有来自“很南方很南方的记者，连炕都没见过”。

那一次，刘帅的手术非常成功，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家已经渡过了最大的难关，甚至还因此有了新的起色：2008年，刘福成提着两瓶酒和一袋水果，带着家人到沈阳感谢捐款的建筑公司张老板，后来，对方把刘福成招到自己的工地上，成了一个小包工头。家里账本上的欠款被一个个划去，越来越少。再后来，大儿子结婚，刘福成向银行贷了点钱，给这个家添了“大件”——7万块钱的新车……只是没想到，2015年刘福成突发心梗去世，几年后，以为已经越过的难关又横在了女儿的心里。

大哥

父亲去世后，大儿子刘丰是家里“主事儿”的人。他今年37岁，一米七几的个子，身板有些消瘦。最近一个多月，妹妹在沈阳入院期间，刘丰瘦了10斤。

病房里只能留一个人陪护。母亲于金霞守在病房里寸步不离，刘丰就租住在医院附近的一个老旧单元楼里，随时等候来自院里的“差遣”。松动的铁门锈迹斑斑，显得门锁都有些多余。刘丰租了其中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面摆着两张一米二的单人床、一个已经坏掉的电视和一个烧水壶，厕所和浴室是和其他三个房间的人共用的。在巨额医药费面前，每一分钱都要掰开、揉碎用：这个出租房原本每天80元，刘丰成功谈到了40元；他每天只吃两顿饭，用医院门口10块钱的盒饭对付一下。

虽然这样尽力省钱，钱还是不够的。大部分时间，刘丰都在为筹钱烦恼。从住院以来，妹妹做了两次临时心脏起搏器手术，每次约两万元；最后一次永久起搏器手术大约花费10万元，再加上一家人在沈阳的食宿和往返交通费用，各种花销已经将近14万元，耗光了积蓄、亲戚的借款和社会各界的捐赠。他们没有太多的筹款渠道。和18年前相比，刘帅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但由于是异地就医，最终只能在医保范围内报销35%～45%，这笔钱还需要自己先垫付。刘丰想过给妹妹买商业保险，但曾经做过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的刘帅是“高风险人群”，没有任何保险公司愿意做这笔注定“亏本”的生意。

这是大多数普通人面对“大病”的困境：医保能覆盖的比例不高，其他支撑途径匮乏。曾经当过湖北省巴东县县委书记的陈行甲如今是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他研究农村贫困人口“因病致贫”问题已经8年，目前正在探索以慈善力量降低“大病家庭”的负担。陈行甲告诉本刊，行政力量是有边界的，“医保的原则是‘广覆盖、低水平、保基本’，不可能给每个人彻底兜底。就像修路，政府可以出钱修高速、省道、县道甚至村道，但从公路连接每家每户的最后一百米，难道也要政府修吗？”即使财政“有心”，最终也“无力”。陈行甲统计过一组数据：从有医保政策以来，每年国家用于医疗保障的支出增幅都远远高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幅，但依然无法解决因病致贫，“我们的国家太大、人口太多、病种太复杂，历史包袱沉重。在体制之外还有商业保险，能解决一部分人的问题，但大多数农村居民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购买商业保险”。

我们第一次和刘丰见面是在那间小小出租屋里，他坐在床上，双手在背后撑住，看起来很累。他说自己“每天晚上两三点还睡不着觉”，前一天为了给妹妹办异地就诊手续，以便最后能多报销10%的钱，他开了4个小时的车回老家，第二天早上6点出发赶过来，就怕母亲和妹妹有事找不到他。

“有时候我就寻思，日子咋能过成这样。”刘丰苦笑。

刘帅（左）和侄女玩扑克，她只比侄女大四岁

刘帅第一次确诊心脏病时，刘丰才17岁，从打工地山东赶回家，看到父亲在家叹气，眉头皱得紧，然后下了决心一样走出门，到村里挨家挨户借钱。那时候，听说父亲要去网吧给富豪写信，刘丰还发愣，“我现在理解我爸了，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父亲去世后，刘丰代替父亲成为“大家长”。压力都转移到了刘丰身上。车子的贷款、妹妹第一次生病时向亲戚借来的一部分医药费，都没有还清，母亲、妹妹、妻子、两个女儿的生活，也需要刘丰操心。但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高中辍学后，刘丰辗转多地打工，去过瓷器厂、编织袋厂，开过网约车，每份工作都只是临时工，从没交过社保。唯一干得比较长久的是电工，不巧的是，房地产经济腾飞的那几年，刘丰还是个学徒，每天的工资只有几十块。等到他终于学成，能够独当一面时，建筑行业已经不算火热了。好在母亲和妻子都在做零活填补家用，直到刘帅生病之前，这个家庭的经济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难以抵抗任何风险。

更何况这次的风险是致命疾病。在东北村子里，遇到大事时，人们最先能求助的依然是有血缘之亲的人。父亲去世后，一些关系远的亲戚渐渐断了来往，而这次借钱的近亲大多在18年前就已经支援过，有的至今没还上借款。但一个普通的农村家族，即便紧紧团结在一起，也难以抗衡重病的风险。

刘丰的大伯今年72岁，一辈子都在村里种地和打零工，为了攒点养老的钱，68岁时在老乡的推荐下，到了北京一家物流公司的食堂里帮忙做饭。那时候，他的精神头看起来还不错，“年纪太大的人，打工是不要的，还好人家也没具体看我身份证”。去年，他因为肺癌做了一场大手术，花费了十几万元，自己辛苦攒下的几万块钱杯水车薪，最后还是靠儿子和女儿筹钱，才过了那个难关。这次知道了刘帅的病情，大伯也来探望。怕刘丰不收他的钱，偷偷塞给于金霞。

家族亲情还在——这可能是这个两次被厄运击中的家庭值得庆幸之处。来家里探望的亲戚络绎不绝，地板上的水果和营养品堆得小山一样高。刘丰招呼亲戚，向他们道谢，介绍妹妹的病情。直到回到隔壁的空屋子时，他才苦笑，“我见到人家，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手里还保留着18年前厚厚的医药费清单，以及尚未还清的亲戚欠款名单，“人家虽然不提要我们还钱，但看到一个人，我脑子里就会想到：哦！我还欠着多少钱呢”。

吉林四平孤家子镇通往刘帅老家的道路

冯叔

刘丰床边的塑料袋里，放着一张全家福。那是妹妹刘帅2岁时，全家去照相馆拍的。那时候，妹妹手术成功，心脏功能恢复得也很好，家里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塑料袋里还有一沓按时间顺序放好的媒体报道——这是这个家庭在每次灾难来临时和社会联结的纽带。刘丰也小心地把它们收起来，仿佛是某种宝贵的无形资产，看着它们心里能有点安慰。

“冯叔”是2006年最早报道刘福成求助富豪一事的记者，在他的持续跟进下，最终一家人得到了捐助。18年后，冯翔早已不当记者，从沈阳搬到了北京，当年供职的《华商晨报》也已经停刊，但这一次刘帅心脏病发，最早伸出援手、四处奔走求助的依然是他。

2006年，冯翔刚到《华商晨报》一年多时间，是专门跑社会新闻的记者。那个年代，“求助类”的新闻特别多，报道刘福成一事的那个月，他一共发表了三篇影响力很大的求助文章，有自己的操作经验：“人祸”比“天灾”更容易得到同情；更深入挖掘感人的细节；采访对象最好能表达对社会救助的感恩。当月的一篇“路边产子”求助报道，讲的是一位农民工到沈阳讨薪，冰天雪地里，他的妻子在路边生下一个瘦小的孩子。冯翔跟着农民工到他们租住的大杂院里，发现墙上挂着一斤多的酸菜——妻子怀孕期间想吃酸的，丈夫只好买来两斤酸菜，而桌上一盘青椒炒豆腐干就是怀孕期的营养品。

冯翔作为记者的责任感和成就感很强，或许跟那个年代的时代背景有关。一篇篇报道发出去，很快能得到社会的回应和帮助，在一篇记者手记里他写道：“作为媒体，我们天生就有更多思考和呼喊的义务。”

18年前，收到刘福成寄来的信时，冯翔被这个“聪明的农民”打动了。那个年代，报社收到太多来自农民的求助，很多人的办法是跪在路边乞讨，“几个人能想到给富豪写信，还能查到对方的地址？”他还记得一个细节是，当摄影记者来到刘福成住的小旅馆拍摄时，即使记者不明说，刘福成也能很快意识到对方想捕捉的画面是什么，并摆出动作配合。

冯翔报道了刘帅的病情和刘福成向富豪的求助，每天跟进那些寄出的求助信件进程：打电话问邮局是否投递、打电话问公司是否收到、追问是否捐款，并把过程报道出来。当时是冬天，沈阳下着大雪，医院在沈阳北边，报社在南边，冯翔一趟趟地在北边和南边往返，和刘福成商量下一步的计划。他形容，那段时间，自己和刘福成就像战友一样。

“求助富豪”的新闻得到了极大关注，冯翔写了好几篇后续报道，包括《施正荣捐两万，黄光裕送红包》《吉林国美将送红包》《尚德公司将捐助两万》。争议随之而来，短短一周里，学界、业界发表了超过30篇评论文章，认为这种“逼捐”“道德绑架”的方式违背了新闻伦理。医院也出面做出了回应，宣布免除刘帅一家的后续治疗费用。冯翔感觉到，医院是“有压力的”，舆论火热之后，院方不愿意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社会上这么多人盯着这件事，医院也会担心，万一手术做得不好，该怎么收场”。

幸运的是，这次手术最终十分成功。“我也跟老刘说，咱们很幸运，把孩子治好了，但媒体不能把这种报道常态化。”刘帅做完手术后，冯翔便渐渐和这家人断了联系，一直到2022年，机缘巧合之下，冯翔来到刘福成的吉林老家。他见到了于金霞，也见到了刘帅，看到并不比十几年前好的家，才得知老刘已经在2015年去世，就土葬在屯子周边，“太可惜了，老刘这么聪明的人如果还在，肯定能把日子过得不错”。

2024年，冯翔正在北京逛书店时接到了于金霞的电话，心里一紧，“我一看到电话就猜到是怎么回事。当年刘帅的主治医生说，这孩子的心脏有基础病，即使手术完成得不错，将来还会有事。我当时心理压力极大，充满了恐惧，因为我知道这家人的生活条件不好，上一次是‘绑架富豪’救了孩子的命，这回呢？还要再重复一次吗？还怎么‘绑架’人家？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把电话接了”。

当时，刘帅已经发生了心脏停搏，于金霞和刘丰两眼一抹黑，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冯翔能做的，似乎也不比18年前能求助的资源更多。他给刘丰转去5000块钱，帮忙联系沈阳的医院办理接收，又给18年前捐了2万元的建筑公司老板打电话，请他在沈阳接应。这位老板再次委托人送来了2万元现金。唯一增加的一个求助资源是民间筹款平台。刘帅顺利入院后，冯翔帮着写了一篇求助文章，由刘丰发布在一家民间筹款平台上，筹到了大约2万元。做永久起搏器手术之前，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也在网上看到了求助信息，新希望基金会因此捐助10万元，正好覆盖手术费。这一次手术难关算是又过了。

刘帅出院那天，冯翔也赶到了沈阳。每个人的状态都轻松不少，笑着聊天，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丝担忧：还会不会有下一次？如果第三次真的来临，还有这样的好运可用吗？更重要的是，还有资格使用吗？扶着刘帅走出住院区时，冯翔叮嘱兄妹俩，“这一次我们又顺利过关了。社会救助过两次，现在你已经18岁，也到了回馈社会的时候，以后我们是不能再向社会伸手了”。

刘帅

对于未来，刘帅还来不及想那么多。18年来，她是在全家人的特殊关爱下长大的。因为年纪小，又生过大病，家里人格外宠着她，不让她干重活，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帅的头发都是妈妈或嫂子帮着洗的，这让这个女孩身上还保留着很明显的小孩心性。

我们第一次见到刘帅是2024年2月26日，她出院的日子。这个两次死里逃生的18岁女孩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微胖，脸色发青，手一直捂着左胸口开刀的地方，想能减轻一些疼痛。母亲于金霞说，每次做完手术，刘帅都疼得掉眼泪。住院的日子里不方便洗头，于金霞就把女儿的长头发扎成了两个麻花辫，显得更稚气点。出院前，刘帅的胃口好了许多，她不想再吃医院食堂的病号午餐，发微信让哥哥从外边餐馆打包了一份打卤面。

那天下午，哥哥刘丰开了4个小时的车，把刘帅和母亲载回老家。天已经擦黑，气温大概是零下10度，刘丰两个14岁和4岁的女儿站在院子门口，脸上冻得通红，见到分别了一个多月的“老姑”兴奋得又跳又叫。在家时，刘帅每天都和两个小侄女玩在一起，像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一样。那天晚上，三个“孩子”又在炕上打扑克牌，伴随着一阵阵得分时的欢呼。

不和侄女玩耍的时候，刘帅会靠着墙，绘声绘色地给我解释自己的成长过程——她在镇上念完小学和初中，成绩不好，快毕业前，一所长春的中专学校来招生。“招生老师瞅着就不是很专业，跟我岁数差不多，你问他啥，他都挑好听的回答。我故意问，学校能不能染头发、做美甲啊？他说行啊，咋不能染。还承诺毕业出来就是高待遇、高级护士，进部队医院。搞了个面试检查人的视力、普通话啥的，你猜最后咋地？我还在学校见到了残障人！”不过，即便察觉到了学校的问题，刘帅最后还是因为“玩得好的几个同学都报了”，也选择入学。

她对这所每年学费一万多块的学校有许多不满：每天6点要起床跑操3000米，即使她有心脏病也无法免除，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跑，心脏仿佛要从胸腔跳出来；寝室里的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否则查寝的老师就把被子扔到走廊里；老师都是来实习的大学生，一年时间里换了4个班主任；班主任偏心某些同学，指定对方当班长……

2022年，她决定从这所“不怎么正经”的学校辍学，外出打工。她先是去东莞一家生产传真机的工厂里干了4个月，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10点，一个小时挣17块钱。在这里，刘帅第一次感受到了社会的残酷，“晚上回去再玩会儿手机就12点了，第二天一打卡，‘滴！迟到’。这里可不像上学时老师骂你两句，人家动真招，不说你，直接扣钱”。

短暂的工厂体验后，哥哥刘丰又帮她找了个去处，在长春一位化妆师的私人工作室里学化妆。刘帅对这项手艺很满意，像个大人一样对我复述化妆师的市场分析：现在旅游写真很火热，但要去南方更有前途，比如云南的西双版纳，以后还可以考证当影视化妆师。她的房间桌上散落着化妆品和化妆工具，以及一个长发模特头，都是住院前用来练手的。如果不是被突然的高烧打断，她会在2024年春节前学完课程，开年后跟着化妆师一起“南下”。

说着说着，刘帅的语速越来越快，脸开始涨红，还有点喘不过气来，大口喝完一杯水才慢慢缓过来。这是两次心脏手术给她的身体留下的印记。也只有说到心脏病时，她的神情才流露出害怕的阴翳。尤其回忆在沈阳住院时，“有时心跳得老快了，120多，完了又瞬间降到30多。我整个人一会儿晕死，一会儿醒过来，眼泪瞬间就掉下来”。第一次做的临时起搏器安装手术是局麻，刘帅不疼，但能感觉到医生在自己的胸口“开了个洞，在那里掏掏掏”。这是她18年里来“最怕的一次”，“突然之间，自己连呼吸都做不到了，24小时都得带氧气，用机器检测心脏还跳不跳”。

我问刘帅，在病房里会担心医药费的事吗？刘帅说：“咋可能不想？肯定会想。我大哥就说他会想办法，都够用。”不过，她似乎并不太相信这样的说辞，靠着墙，盯着远处桌上的那套化妆品，有点犹豫，“好了以后我还是想跟着去南方化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了。”

“不知道”或许是这个家庭对未来最大的疑问和阴影。按医生的说法，安装永久起搏器只是克服心脏停搏的问题，但是瓣膜关闭不全的根本问题因为修复手术成功率太低，没有处理，心脏后续还会有发病的可能。在沈阳出院时，临上车前，于金霞拉住冯翔的手臂，靠着车门大声哭了很久。后来她告诉我，歇斯底里的痛哭是因为“实在太累了，如果没有冯老弟，我们怎么活下来”。这第二次重聚，像极了18年前的场景。相似的地点，相似的几个人，相似的厄运与幸运，以及相似的处境：命运未知多舛，除了对彼此的情感，他们近乎赤手空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