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殷墟王陵区复原遗址，墓道中间摆的是殷墟重器后母戊鼎的复制品（张雷 摄）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曾担任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浙江良渚博物院、陕西考古博物馆、江西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北京通州汉代路县博物馆等机构的撰稿人和策展人。此次接受本刊专访，他深入谈到了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历史源流、发展现状，以及在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利用遗址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已经看到建设遗址博物馆在文化旅游中的重要潜力，但高蒙河教授也提到一个数字：目前大约130家遗址博物馆中，活跃的可能只有一半，其中包括一些网红景点。

遗址和现场才是主角

三联生活周刊：近几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建成。文博界对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具体定义是什么？

高蒙河：要谈如何定义考古遗址博物馆，我们首先需要将其解构为两个核心：博物馆和遗址。遗址，尽管是一个出现在《辞海》等工具书中，已经常识化并被广泛接受的考古术语，但大众可能对其含义尚未完全明确。许多人参观考古遗址博物馆，比如去看兵马俑、石峁或殷墟，通常是出于观赏文物的目的，对遗址本身的理解和认知较浅，也不知道这类遗址博物馆与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遗址博物馆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是“看宝”的地点，而且是了解和体验遗址本体的场所，遗址本身就是个“大宝”。遗址博物馆的主旨在于让观众意识到他们所参观的是遗址本身，而不仅仅是其中的文物。虽然文物也是展示的一部分，但它是次要的，遗迹和现场本身才是主角。

在传统博物馆中，我们经常可见的是“可移动文物”，如国家博物馆中的后母戊鼎，它们被展示在玻璃展柜中供人欣赏。然而，遗址博物馆不同，它不仅展示文物，更重要的是展示遗迹和现场本身。遗址博物馆是一个“考古地带”，按照考古的术语解释，它是一个可能有闭环的空间区域，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自然角度来看，是人造物和自然物共同结合的杰作。遗址一定既有遗迹又有遗物，但观众到遗址博物馆主要就是看遗迹、看现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基本前提是它必须是考古发掘的，得有考古遗产或遗存，是专题性博物馆，包含文化景观、自然环境、考古遗迹和博物馆等多个元素。博物馆只是在这个考古地带中为访客提供了一个深入探索历史和文化的窗口。

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故宫是不是遗址博物馆？首先，我们得确定故宫本身是否是一个遗址。这个问题引发了对遗址博物馆与考古遗址博物馆之间差异的探讨。考古遗址博物馆通常指的是已进行考古发掘的地点。而遗址，无论是否经过考古挖掘，都是遗址。所以这里的细微差别在于，遗址博物馆可能未经过大量考古工作，而考古遗址博物馆则明确基于考古发掘。

以故宫为例，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但其实故宫能看到5个朝代的建筑，故宫考古研究所往下挖掘，发现更古老的元代皇宫也是在这个位置上。除此之外，故宫还有民国时期西洋风格的水晶宫，和使用庚子赔款建造的用来存放承德文物的宝蕴楼。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王府井饭店造得太高，站在上面能够看得到中南海，故宫西华门区域又增建了影壁楼，这些建筑虽然是近现代的产物，却也成为故宫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故宫实际展示了从元代到近现代的建筑遗址。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更确切地说，到底什么是考古遗址博物馆？

高蒙河：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建立在遗迹之上的，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它就是用建筑大棚覆盖在一号坑、二号坑和三号坑上，直接建在遗迹之上。另一类则是建在遗址范围内，不直接位于主要遗迹之上，这种情况下的博物馆，虽然不在遗迹的核心区域，却依旧在遗址的大环境中，提供了一个探索遗址的窗口。观众往往更喜欢那些建在遗迹上的博物馆，但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博物馆还是应该建在遗址边缘，这样的布局既方便了公众的访问，也有助于保护遗迹本身。例如，我最近参与的北京通州汉代路县博物馆项目，就是建在遗址入口处，而非直接建在如水井或墓葬等遗迹上。

现在建遗址博物馆的趋势是在遗址边缘建立一个或多个展馆，作为观众参观遗址的起点和窗口。这些博物馆不应该也不可能将所有主要遗迹比如房子、墓葬、窖穴、水井等都覆盖在大棚下。考古遗址博物馆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展览空间，还是以展示陈列遗址本体为主要展项的一种场所，可能包括具有纪念意义的旧址、名人故居和古生物化石现场等，它不只展示历史和文化遗产，而且成为科普、教育和文化消费的综合空间，是博物馆的一种类型。

但中国跟国外情况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中国的博物馆通常以历史叙事为核心。在中国，提到博物馆时，大多数人立刻联想到的是历史类展览，这已成为一种文化特色。相比之下，在国外，如美国或法国，历史类博物馆并非主流，艺术类博物馆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和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主要被视为艺术品的展览场所，而不是历史叙事的中心。

然而，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概念对许多观众而言比较陌生，许多观众去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就为了看看兵马俑壮观的阵列，却忽略了其作为遗址的真正意义，可能不会深入探究这个遗址究竟有多大，肯定也不会去探索秦陵，但秦陵按理说才是主角，是主要的遗迹所在，兵马俑坑只是其百八十个陪葬坑中的一部分，尽管其他许多坑也进行了考古发掘，但并未对外开放展示，观众对这些工作也不了解。这就是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现状。

所以，所谓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位于遗址保护区划范围以内，以遗址保护为前提，以遗址价值展示为目的，把这些遗迹和遗物进行保护、研究、收藏、展示的一种机构。它的前提是保护，这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

从“大遗址”，到考古遗址公园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考古遗址博物馆，近些年我们还看到有些类似概念的出现，比如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博物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高蒙河：在中国，遗址通常以土质为主，我们将其称为“土遗址”或者“软遗址”，这与以石块和砖砌成的古罗马、古希腊的“硬遗址”有所不同。这些土遗址需要保护的难度更大，所以考古遗址博物馆在这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实际是展示为辅，保护为主。这种保护和展示的结合，进而导向了遗址公园的设立。

考古遗址公园在中国的建设其实起步较早。早在1983年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就已明确提出“要建成圆明园遗址公园”。殷墟原先有个殷墟博物苑，是1987年成立的，由于2006年殷墟申请世界遗产，2005年又建成了殷墟博物馆，目前的新馆是在2005年的基础上又重新建的。

中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于2001年开始推出，当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制定了秦陵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这是中国考古遗址公园的雏形。到了2010年，国家文物局提出要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初步规划了12个遗址。这些公园的建设要以遗址保护为首要前提，但2010年第一批评选的这12个遗址，实际只有四分之一有保护规划，但项目还是被推进了，因为当时做这件事情有着很大阻力，文物利用观念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重大转变。

建立考古遗址公园的提议在初期遇到了考古学界的阻力，部分老专家认为考古遗址本该是沉寂、寂静的，转变为公众可随意进入的公园可能会破坏遗址原本的特性。到了2012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明确文物应被进一步合理利用，这一年《中国文物报》的头版评论员文章称之为“破冰之旅”，标志着文物保护与利用关系的重大转变。

而且张忠培先生当时也在“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表示支持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提议，但强调必须遵循一个核心原则，即“遗址定性公园、公园表现遗址、切忌公园化遗址”。这个原则旨在保护遗址为主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利用，后来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的指导方针。

解决了关键性问题之后，中国于2010年正式推出了首批12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到去年为止已经发展到第四批。这些公园并非像传统城市公园那样完全开放和免费，而是强调了保护和有限度的利用，通常需要收取门票，目的是控制人流。保护规划仍然是考古遗址公园的核心任务，但现在也增加了利用规划的要求，是否建立遗址博物馆就成为其中一个考虑因素，如今考古遗址博物馆已成为评定考古遗址公园的标准之一。

至于考古博物馆，这是近年来新兴的博物馆类型，我提出得算比较早，2010年就发过文章。它应被视为一个考古行业博物馆，旨在向公众介绍考古学本身，包括考古流程和田野考古、保护利用等。以陕西考古博物馆为例，这是我参与策划的项目，我们在2014年左右提出了策划方案，立足陕西考古研究院的发掘品建设了这个馆。这种博物馆的目的是让各地考古研究所内的大量文物标本得以展示，而不仅仅是储存在库房。考古博物馆在许多方面有些类似于科普馆或科技馆，旨在教育和展示而非仅仅“亮宝”。虽然国内外许多所谓的考古博物馆，比如希腊考古博物馆和北京的中国考古博物馆主要都是展示发掘出土的文物和艺术品，但我认为考古博物馆应更深入地探讨考古学本身，以介绍和传播什么是考古学为要旨。

三联生活周刊：提到遗址保护很容易联想到“大遗址保护”理念，考古遗址博物馆在推动大遗址保护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高蒙河：本世纪以来中国其实一直在做考古遗址公园的工作。在此之前，中国在保护和利用遗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独具我国特色的概念就是“大遗址”。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并在90年代左右开始得到实际推进，当时约有150个遗址被列入“大遗址”名单。

什么叫“大遗址”？它指的是具有重要历史信息、重大价值和深远社会影响力的遗址，它们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不仅从学术和文化遗产的角度是中华文明的标识，如殷墟及其代表的商文明和汉字文化，而且建立了一套文化价值的传播体系。还是以殷墟为例，其王陵区域、宫殿区域、甲骨文和青铜器展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因此，“大遗址”是遗址里最重要的主体和精髓，也是保护和研究的重点。殷墟博物馆的建设就是活化利用大遗址的一个典范，而考古遗址公园实际就是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升级迭代模式，它的保护和可利用的范围更大了。

三联生活周刊：考古遗址很多，究竟哪些类型的考古遗址适合转化为遗址博物馆？

高蒙河：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核心是遗迹，建立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目的是就地保护和展示遗迹。这些博物馆将保护作为首要任务，但保护工作本身对观众来说是不可见、专业且复杂的，所以展示逐渐成为主要功能，使得博物馆转变为旅游目的地。然而，大部分考古遗址博物馆并不像那几个热门网红馆一样有观众，更多时候还是地处偏远、门可罗雀，没人去的。

在中国，考古遗址众多，但并非所有遗址都适合转化为博物馆。确定一个遗址是否适合建设博物馆，需要考虑几个关键因素：首先是遗址本身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其次，遗址的考古成果应当比较丰富。最后，需要评估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判断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实现对遗址的有效保护和利用。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几个文物大省可能比较适合建设遗址博物馆，而西部某些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遗址资源，却可能因经济和资源限制，比较难以进行此类建设。如果一个地区能满足这三个条件，那么建设遗址博物馆便是可行的。

我们需要这么多考古遗址博物馆吗？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经历了哪些比较关键的历史阶段？

高蒙河：如果将故宫视为遗址，那么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起步阶段其实可以追溯到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故宫虽然未称为遗址博物馆，但实际上故宫本身就是一个遗址，只是没有变成废墟，当然故宫底下埋藏的元代皇宫“大内”遗迹就是废墟。

不过更明确的起点是上世纪50年代的周口店遗址，1953年建立了中国猿人陈列馆，后于1994年更名为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紧随其后的是1958年成立的半坡遗址博物馆，更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尤其在1973年兵马俑发现前，半坡已成为访问西安的外国政要的必看之地。张忠培先生他们当年在半坡实习就办过展览，陈毅副总理到那儿去参观，定下来要在这里建一个博物馆。半坡遗址博物馆不仅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考古遗址博物馆，而且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此类博物馆。因为我曾专门问过张先生，他说在半坡实习回北大后，曾利用暑假查阅了国外的所有相关文献，发现并无此种类型的博物馆存在。因此，半坡遗址博物馆具有先发性、原创性、示范性和引领性，展现了中国特色和其在世界考古遗产保护利用领域的重要地位。而到了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才提出对遗址和景观建立专门博物馆的倡议，比我国晚了4年。

同期另一个著名的遗址博物馆是定陵，建成于1959年。作为北京十三陵的一部分，定陵遗址博物馆是墓葬遗址且距离北京较远，可能不为大众所熟知，但十分重要。这三座博物馆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起步阶段建立的三大馆。

此后，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经历了一个停滞时期，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直至1975年改革开放前，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几乎陷入了静止状态，那时能建成的博物馆寥寥无几。到70年代中期，因为秦兵马俑的发现，才在1979年建成了其一号展馆。尽管如此，直到70年代中期前，中国的遗址博物馆数量仍然屈指可数，而且主要采取了“重藏轻用”的策略，即优先考虑保护文物，而对公众利用和展示的重视不够。虽然吸引了众多观众，但展示和利用并非当时的主要目标。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大规模发展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较早的例子包括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这个博物馆在1984年建立并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夏鼐先生亲自题字，今年又获评全国考古遗址保护展示的十佳案例之一。之后又有了更多遗址博物馆的诞生：1988年南越王博物馆，1993年河姆渡遗址博物馆，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以及1999年汉阳陵博物馆。在90年代，这种类型的博物馆数量显著增加，大约达到50座，占当时全国博物馆总量的2%～3%。

从2000年开始，特别是自2010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启动后，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目前大约有130家。这一增长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密切相关，目前全国已经有大概135个此类公园。经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后，考古遗址博物馆不再仅仅是业内的行为，更上升为国家和政府的行动，与地方利益和土地使用直接相关，形成了一种“边保护、边发掘、边利用”模式。兵马俑便是此模式的代表，其中一号坑仍在挖掘中，同时对公众开放参观。这种模式意味着在发掘之前首先建立保护措施，如先盖保护大棚，然后进行发掘或保持现状。

所以中国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的单向观看、单向输出，转变为现今的双向输出。所谓双向输出，涵盖了三个主要标准，即互动、体验和沉浸，这是遗址博物馆未来发展的方向。过去，观众到博物馆只是静静地看展览，而现在的博物馆需提供更多互动性，即便这可能让博物馆变得像一个热闹的市场。这种变化满足了现代年轻人对消费体验的三个需求：互动性、体验性和沉浸感。由此，展览观赏模式经历了时代性的转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从公开发布的信息看，最近几年各地新建的博物馆，大多都是遗址博物馆。我有一个疑问：我们需要这么多考古遗址博物馆吗？

高蒙河：截至2023年，中国共有6565家博物馆，其中大约130家是遗址博物馆，占总数的2%左右。但在2002年评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国家级文保里，包括墓葬、建筑、遗址、石窟、旧址、革命文物等六种类别，其中1612处是遗址，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比较的话倒确实不多。

高蒙河：对，再看另一个数据，比较著名的遗址博物馆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自1979年建馆至今，游客数量已超过亿人，年参观量约为1000万人次，每日参观人流约3万次，门票收入达到10亿元。而中国最热门的博物馆，即故宫博物院的最高日流量曾达到过18万人次，限流后每日人流大概在4万人次。但故宫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参观面积却差距很大。综合考虑，全国博物馆在前年接待观众总数为5.78亿人次。考虑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年参观量约为1000万人次，在此基础上加上其他遗址馆，假设遗址博物馆的总参观人次为2000万，那么这就占全国博物馆总参观人数的3%，这其实反映出遗址博物馆在文化旅游中的重要潜力。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具有潜在经济价值。

高蒙河：以前，保护和利用遗址往往被视为对立的关系，但现在，在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下，这一关系转变为地方政府的主动行为，将其视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旅游的新亮点。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提出，它们每年都会为包括公园建设在内的项目提供经费和保障。建设遗址博物馆成为国家层面的行动，而非仅仅是地方或个别机构的决定。过去，考古成果可能会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如高校或省级博物馆，但现在地方政府意识到了这些成果的重要性，更倾向于在本地利用这些文物，促进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不过，虽然在目前大约130家遗址博物馆中，活跃的可能只有一半，其中包括一些网红景点，但仍有不少活跃的或半活跃的遗址博物馆，比如海昏侯遗址馆等。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上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又是什么情况？与之相比，我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在保护和展示方面有哪些独特性？

高蒙河：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数量无疑居于领先地位，尽管我们的起步相对较晚。在西方，像庞贝古城的考古发掘始于1784年，西方国家的考古历史比中国早一两百年。目前，国际上实际已经形成了几种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模式，包括欧洲模式、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欧洲的考古博物馆模式，典型的比如希腊考古博物馆，直接将文物放在展厅中，甚至允许观众直接触摸，这实际继承了埃及文物的传统。在庞贝古城等遗址中，游客可以直接步行在2000年前的古城上，随便触碰历史遗迹，亲身感受历史。美国模式又叫美洲模式，基本是展示本地印第安文化遗产，更倾向于将遗址公园化，美国早在1900年就建立了国家公园体系，主要关注自然遗产，但其中涉及大概7万处古迹。近年来，中国也开始借鉴国家公园的概念。

日本模式实际更适合中国学习和借鉴，因为两者都属于东亚“土遗址”，不像欧洲的“硬遗址”，常常还有地表建筑的残余。东亚土遗址基本都是“地下气象万千，地上废墟一片”。日本在遗址保护方面的做法，如佐贺的吉野里历史公园，是一个将史前遗址与公园、博物馆结合的经典案例。日本典型的做法是对一些标志性建筑进行部分复原，遗址多保持裸展状态，通过种植树墙等自然手段进行覆绿或标识展示。在中国，重要遗迹通常会被展示出来，在不破坏地表肌理的前提下，使用大棚而非完全暴露的方式，让公众参观遗址，并采用覆绿、草坪和植被展示等多种手段进行表现。相对于日本倾向于部分建造复原，中国模式通常会尽可能地复原整个建筑结构，如殷墟宫殿区的建筑复原。其次是还原古代现场，当考古工作揭露了遗址后，将周围的工业建筑和住宅迁移，以恢复遗址的原始环境。这样，通过展示考古发掘现场，借助标牌和展板，观众可以直接看到遗址相关的故事。

并且，国外在处理遗产地、遗址与当地社区及城市发展关系方面，特别强调社区居民的参与性。西方社区居民常常自愿参与遗址发掘，因为对本地遗址感到自豪而愿意做出贡献。在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方面，我们也面临如何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挑战。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可能涉及大片土地，对企业和居民生活产生影响，如何获得他们的认知、同情、支持甚至贡献，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参与权和发展权的问题。但这种社区参与度是中国目前还不能够全面实现，与国际上存在很大差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