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五月风暴带来的改变是深远的，它也影响了法国哲学

1968年夏，五月风暴事件刚结束，米歇尔·福柯受邀在巴黎近郊的文森大学校区建立一个新的哲学系。戴高乐总统新任命的教育部长埃德加·富尔计划将文森实验校区作为大胆改革的样板：一所被寄予厚望的跨学科、前沿、民主的大学。不用明说，解消五月风暴的余波也是其目的之一。不过，学生们的活力迅速占领了文森校区，而福柯着手创立的这个哲学系绝非等闲，数年间，先后加入的学者包括了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弗朗索瓦·夏特莱（François Châtelet）、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福柯造就了一个时代的集结，在整个人文社会思想界发挥了广泛的影响力，持续活跃长达半个世纪，这就是日后的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

阿兰·布罗萨（Alain Brossat）1972年自巴黎第八大学毕业，随后进入该校哲学系进行教学工作，教学领域主要集中在政治哲学和当代哲学。这位福柯年轻的同事，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的亲身见证者。

从2003年起，布罗萨在巴黎第八大学开办并主持了一系列工作坊、研讨会，专门组织研究福柯著作和生平的学生们一起进行讨论、研究。此外他先后撰写或主编过关于福柯的多部著作，包括《福柯字典》《福柯：危险哲学家》《与福柯一起问责现实，德黑兰1978、巴黎2015》《错开的交会：福柯与中国》《福柯与福柯的危险关系》等。

如今78岁的布罗萨表示，这些年关于福柯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了，甚至出现了福柯学（foucaldologie）和福柯门派体系（foucaldocratie），这是当代哲学家研究的主流方式，是“对他”（surlui）进行研究。而布罗萨无意在这厚重的高山上再多放上一块石子，他说他愿意用另一种方法来研究福柯，即“跟着他”（avec lui）一起探索研究。布罗萨说，研究哲学思想，需要与在世或离世的同道好友保持公开或沉默的“对话”，需要将前人的理论放在不同年代的现实和当下，与某个特定的“场合”、时空环境，某个特定的“问题”相联结，以保持思想的鲜活。

布罗萨说，在福柯1984年去世后的这40年来，福柯的理论被人们广泛运用到各个领域：如今法国狱政界的高级官员几乎都会背诵《规训与惩罚》中几个重要的完整段落，政治学教授们着迷于权力分析，社会工作者们专注于对学科的批判，有些人通过研究“异托邦”受益颇丰，有些人故意混淆“治理”和“统治”两个概念，研究城市现代化会引用福柯全景式监狱、对抗传染病、空间整治等理论，研究苏联历史则通常会引用《主体解释学》。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福柯的理论也蔓延到了其他领域，比如艺术实践、建筑设计、战略研究，甚至神学研究。

实际上福柯从来不介意别人使用他的理论，对福柯来说，没有什么概念是神圣的。他曾提出“工具箱”（boîte à outils）概念，倡导任何人都可以依其所需，随意撷取他作品中的理论和段落为己所用。这一概念源于1972年德勒兹与福柯的一次罕见的公开对谈，在那次对谈上，他们谈了知识分子应如何看待他们的理论工作：理论之所以有用、有价值，是因为它就像一盒工具箱。如果一个人引用的理论并不合适自己的研究，那就等于在工具箱中拿错了工具，他需要去换一套合适的工具。换言之，理论之所以像工具箱，主要是因为它有用，如果理论没用，那无论是理论家还是理论自身，就都失去了价值，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名誉教授阿兰·布罗萨

布罗萨的态度是鲜明的，他认为福柯当年提出的很多核心理论，从《规训与惩罚》，到“鄙民”概念，再到福柯对“民主”概念的使用，后来都被研究福柯的学者们误用和曲解了。他也批评有些人拿着福柯的工具箱随意使用，“毫不尊重哲学作者本身”。他认为尽管“工具箱”的使用本意是将哲学去神圣化，与日常生活相连接，但“一些人将福柯和德勒兹的工具箱牢牢攥在手里，从中撷取他们感兴趣的题材或论述，就像那些创意用尽的工匠或者灵感枯竭的艺术家们到处剽窃专业领域的知识一样”，“很单纯地把这些东西应用在他们相关的学科领域中而已”。

那么应该如何使用福柯的工具箱，而不变成仅仅复述福柯的工具人？实际上在1975年《规训与惩罚》出版之际，福柯接受法国《世界报》一位撰稿人的采访时，就曾做出过提示。在那次采访中，福柯再次谈到了“工具箱”，他说如果他的每本书都是一个“小工具箱”，人们可以随意从中提取某些句子、某些想法、某些分析，就像取用螺丝刀或扳手一样。话锋一转，他鼓励人们批判性地使用这些工具——“用来短路、破坏或摧毁权力系统，包括那些我的书里构建的系统，如果偶尔这些工具被用来对付我自己，那也是再好不过了”。

那到底什么是“工具箱”？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工具箱”？为此，本刊对阿兰·布罗萨进行了专访，请他谈了谈福柯逝世40年来人们对福柯理论的接受过程，“工具箱”的广泛使用，以及“工具箱”在社会科学领域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哲学其实是所有人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工具箱”的概念，源于1972年德勒兹与福柯的一次对话。50年过去了，“工具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你怎么理解“工具箱”？应该如何使用“工具箱”？

阿兰·布罗萨：我认为，福柯和德勒兹当初在推广“工具箱”概念时，想要表达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各自作品的主人和拥有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用“文本”来取代“作品”，让人们意识到，他们两人所生产的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开放的、可供使用的“文本”，与在使用、传播、解释时处处受限的“作品”完全不同。

“工具箱”概念的推广源自一种哲学姿态：瞧，我们不是我们所传播的文本、概念、分析、主题、图像、建议的守护者，这些内容不会被关在大学象牙塔里，不会受到学术知识的限制，也不只出现在白色封皮的严谨学术书籍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当下的即时需求、项目和视野来使用它们。哲学是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实践场域，哲学不在于一遍遍教授哲学史，而在于创造概念，在哲学的表述规则下生产文本和话语。这是一种姿态，号召大家意识到，哲学其实是所有人的事情，而不是只有学者、专家才能参与的事情。

这种开放的哲学姿态源自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1968年之后，公共生活变得多彩，“广场”无处不在，人人都充满辩论的热情。福柯和德勒兹参与到这种热烈之中，并以哲学家的身份提醒大家，为了进行良好的辩论，需要有“工具”，即思想和理论，并且需要学习如何产生连贯的表述，如何就一个观点进行一段发言，一句话后如何接上另一句话——这些正是工具箱里工具的作用。

这是在法国公共知识生活的特殊时期产生的一个慷慨的想法，但随后福柯和德勒兹在工作中并没有再特别强调它。如果你愿意，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传单式的概念”，就像哲学家在参与公共讨论，或者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传到大学之外时会做的那样。

三联生活周刊：“工具箱”理论被提出50年来，你觉得被使用次数最多、被使用最广泛的工具是福柯的哪些理论？是哪些关键词或者概念？

阿兰·布罗萨：“工具箱”理论被提出50年来，我觉得被使用最多的工具，或者说反响最广泛的福柯理论，是关于权力问题的相关种种理论。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就像是他设计的一台战争机器，用来对抗契约论式的传统政治哲学观念。在20世纪下半叶，这种权力分析颠覆了我们对国家的认知，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社会与政治关系、政治实践等诸多概念的认知。

我们可以列出许多福柯关于权力分析的概念，或者如你所说的“关键词”：生物政治、生命权力、规训、活人的治理、治理术、权力-知识、引导与反引导、牧师权力、装置……你会注意到，这些关键词中没有福柯所反对的权力理论的词汇，他确实谈到过国家、主权、法律，很少提及民主，但这些词汇对他来说是别人的概念，并不真正属于他的工具箱，从这点也足以体现他思想的原创性。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发现，福柯并没有提出一个宏观、全面的关于权力的理论，他更愿意谈论复数形式的、具体的权力，而非单数形式、泛指的权力。福柯的思想永远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也是流动、分散的。比如福柯在权力分析中提出的“异托邦”，在社会科学领域大获成功，比如福柯晚期提出的“主体化”，也出自他权力问题里著名的“主体、真理、权力”三角。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认真梳理过福柯思想被接受的历史轨迹，也可以看出“工具箱”的重要作用：法国大学哲学体系一开始并不接受福柯的理论，这样的状态持续了15年到20年。福柯的影响力，是先绕过大学哲学体系，通过社会科学开始传播的，“工具箱”最先在法国健康社会学领域“大卖”，人们用福柯的理论来解释新出现的现象，比如艾滋病，以及一整套新的生命治理方法，比如生育、堕胎、生命终结、器官捐献和移植。当福柯的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充分传播，又在美国生根发芽后，最后反过来影响到法国哲学界对他的接受。那么社会科学对福柯理论传播的巨大帮助，这是福柯曾经料想到过的事情吗？你曾将社会科学比作思想超市，说对于社会科学这种并非创造概念的学科来说，福柯这样拥有非凡概念想象力的思想家简直是天赐之物。那么对你来说，社会科学与福柯的理论是什么样的关系？

阿兰·布罗萨：社会科学对福柯的理论渴望至极。最明显的例子是“异托邦”。福柯生前只在两篇简短的文章和一次访谈中阐述了这一概念，它就像实验气球一样被福柯抛出去。随后，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地理学家，以及所有那些已经厌倦了缺乏灵感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复使用“乌托邦”概念的人，都兴奋地跳起来抓住了这个气球。

福柯、德勒兹的理论都被这样使用过，这种借用往往是短视的，福柯的工具箱被当成了五金店，人们在里面任意购物。但实际上在使用工具箱时，它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里面的每件工具都与另一件工具相连接，彼此补充。

当然，福柯自己也做了很多努力去打破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他在不同学科之间穿梭，今天自称是“历史学家”，第二天又称自己是“医生”，再一天又自称“考古学家”。所以他应该也会料到，日后各个学科会以同样的方式进入他的学术领域。

总之，思想的自由流通永远是好事，哲学在学术上被视为富矿，而不是被贬低为过时和无用的学科，我们应该感到高兴。

我们现在还需要福柯吗？

三联生活周刊：与福柯的年代不同，近年公共哲学大行其道，人们感叹，没有人创造新的哲学理论了，大家都在用前人的理论来解释当下、解释日常生活，哲学随笔类书籍大量畅销，韩炳哲等作家非常火，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状？

阿兰·布罗萨：你说的“公共哲学”是个很美好的词汇，但在法国我们并不常用这个词，这里不如说“哲学的公共使用”？也许在整个东亚，这些年哲学的公共使用越来越流行，但在法国却不尽然。尽管哲学辩论是法国的古老传统，但现在也只局限于相对狭窄的知识、文化圈。今天哲学在公共空间中的地位，远没有萨特、结构主义、《词与物》、《反俄狄浦斯》流行的时代地位高。韩炳哲在法国或许享有一些知名度，但我强烈怀疑他的书在法国销售量会有多高。

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欧，当前的环境从根本上对哲学并不友好，伪概念盛行，排挤了福柯等人曾经创造的尖锐概念，像“身份”这样可怕的词只会让福柯和德勒兹感到反感，它让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身份标签，有了“我们”和“他们”之分，它只会为分裂主义、种族隔离、等级化提供理论基础，造成巨大的对立和排斥。

在法国的公共辩论中，哲学没有发言权，当政客们需要专家时，他们会邀请犯罪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或是城市规划师。当《世界报》希望听一位大学者对世界现状发表看法时，他们会去找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他不是哲学家，却会说出一些浮泛的豪言壮语，而这正是人们对一位百岁老人所期望的。在电视节目中，哲学领域的嘉宾通常是米歇尔·翁弗雷（Michel Onfray），他从极左翼迅速横跳到极右翼，不费吹灰之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会消失——在法国，哲学从未完全消失于公共辩论，更不用说在思想生活中了。但是，作为一种鲜活的哲学，它现在像野草一样在公共空间紧密铺设的地板缝隙之间微弱地生长，而那些整块整块的地板上则写满了移民、公共安全、俄乌冲突、民粹主义、欧洲危机等。

精英世界也在尽可能远离哲学。哲学考试曾经被视为法国高考中的重要科目，现在却被降到了次要位置。但唯一可以安慰我们自己的是，福柯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了下来：如今你翻开任何一本法国高三哲学教材，都能找到福柯作品的摘录。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撰写、编辑过多部关于福柯的著作，福柯逝世40年后，你如何看待这些年学界对福柯的研究？你曾提出两种关于当代哲学家的研究方式：一种是“对他”的研究，另一种是“跟着他”的研究，如何理解后者？

阿兰·布罗萨：公众对他的接受、学界对他的研究，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全球性的，也是极其多样化的。如果只说在法国及欧洲邻国的情况，可以说，对福柯思想的接受是一个逐渐“学院化”、去政治化的过程。大家对他的关注，从权力问题、对活人的治理、种族主义等大主题，逐渐转向主体性问题、与道德和真理的关系问题、福柯与基督教关系问题等，或者，随着他去世后一些遗稿被陆续整理出版，大家转向关注他“真理的历史”研究计划、真理制度，以及真言的不同形式和使用方法。

从作品接受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理解的是，我们当前进入到一个奉行“出版一切”的时代——这似乎并不是福柯所希望的。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福柯生前未出版的文本，这些文本，如果按照福柯的研究精神，是还没有完成的文本。这些福柯生前文本的陆续出版，进而产生了一种持续的效果，就好像福柯死后比他生前出版的著作还要多——我几乎没有夸张。

这其中最重要部分来自福柯的通信，福柯的伴侣和文学遗产继承人丹尼尔·德菲尔（Daniel Defert）在2023年去世前已经将这些通信捐赠给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这些文本的出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对福柯的时代地位的判断，当然，你还可以想象这些通信出版后带来的法律问题及其他麻烦。

另一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当初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学哲学系都是质疑和排斥福柯的。而如今，福柯完全成了20世纪思想遗产的一部分，大学里以福柯为主题的学术研究竞争激烈，人们像研究笛卡尔、黑格尔或柏格森那样研究福柯，甚至更甚。这是一个强大的“标准化”（normalisation）的过程，福柯的思想被改造以适应学术机构，他也就不再“危险”了。

事情总是这样：一位思想家，他在世时由于种种原因，处于学术机构的边缘或者反叛者的角色，后来，他越被学术机构所接纳，他的思想也就越来越被抹去棱角。不仅仅是福柯，德勒兹也是如此，德里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那些学院里的专家们组成团伙，他们自称是神庙的守护者，守护着思想家的作品，也守护着思想家的个人形象，他们垄断了思想家的学术传播，抹去了其思想的棱角，以便符合研究和教学的标准。

这种“标准化”的结果就是，在今天的法国，关于福柯的研究越来越多。专家和教师们研究福柯时，更习惯“对他”研究，这是当代哲学家研究的主流方式。

还有另一种极少数研究方式，那就是“跟着他”研究。如果以“跟着他”的方式来看，你会发现，福柯绝不是一位苟同当下时代精神的思想家。他绝不会喜欢现在盛行于法国的“全民警察”形式、敏感的公共安全气氛或者排外情绪，他也不会喜欢现在的道德复兴和西方普世价值的复兴。他一定会对现在的法国感到陌生，这个国家最近有将近三分之一选民投票支持一个公开排外的极右翼政党，并且这个政党正在接近掌权议会。他还会对焦尔吉娅·梅洛尼、唐纳德·特朗普、欧尔班·维克托、雅伊尔·博索纳罗、哈维尔·米莱等人的掌权感到陌生。福柯的整个思想体系，都是在反对这种政治和文化的异托邦。这是西欧知识界的巨大倒退。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我们现在还需要福柯吗？

阿兰·布罗萨：就在我接受你采访的这两天，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在电视上新近播出的一部关于福柯的53分钟的纪录片。在这篇文章中，记者重点提的是福柯的同性恋身份，他因艾滋病去世，当然还有他在“死亡谷”与两名加州嬉皮士一起服用致幻剂的经历。这就是如今媒体对福柯的接受方式，是去政治化、琐碎、装饰性的，甚至，令人难以置信地远离哲学。

当然，学术界对福柯的接受方式完全不同。如今，福柯作为一位“经典”作者，稳稳地坐在20世纪哲学史的万神殿中，伴随着所有能够想到的程序——课程、研讨会、工作坊、丰富的二级文献、翻译、不断出版的生前未发表作品等。

而介于媒体与学术之间的区域，才本应该是福柯这样的作者着力的关键所在，即他的思想是否还可以保持当代性。但在法国，这个区域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公共辩论的水平通常如此之低，以至于福柯无法进入。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谁是福柯继承者？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年来，左派与右派对福柯的态度似乎一直在发生变化。

阿兰·布罗萨：这并不是左派或右派的问题，这些概念其实越来越模糊。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çois Ewald）无疑是一位右派知识分子，但他作为福柯作品的编辑，不遗余力地宣传福柯，而整个新马克思主义左派则竭力维护福柯是新自由主义推动者的传说，这是一场只有像我这样的老兵才能看懂的古老恩怨。

特别要强调的是，大学哲学里研究福柯理论那么热闹，但很少有人在政治和哲学的交叉点上，用福柯来理解当前的时代特征，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

福柯去世后，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福柯的“激进风格”，现在看来也已经过时了。他曾经喜欢挑战共识和中庸思想，挑战最主流的知识和思维习惯，他喜欢用最具轰动效果的方式来震惊世人，然而这些已经不符合当今时代了。现在人们流行的，是争夺道德制高点，是对标准化的狂热——哲学也未能幸免。

福柯当年那些越界的游戏，放在今天，不仅会产生争议，甚至会招致刑事起诉；他对性和性欲的许多言论和著作，放在今天不仅显得不合时宜，还可能被定罪；他关于正义、关于法庭上精神病学专家的言论，放在今天也是骇人听闻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说，对于“工具箱”，福柯的第一层意思是让大家随意使用他的观点，但还有第二层意思，是为了打击“权力系统”，甚至福柯希望人们用他的理论来颠覆福柯自己的观点。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很多人没有理解福柯“工具箱”的更深层次的用意。

阿兰·布罗萨：福柯完全不属于如今主要存在于西方白人世界的民主范畴。对他而言，所谓的现代权力，是统治者对生命的某种形式的掌控，更简单地说，就是让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所以现代权力的“现代性”定义，不是自由主义原则或者人道主义价值观，而是技术、策略、操作方式和支配系统。他认为，人权问题——西方自由民主的最高口号——必须以最谨慎的态度去对待。在他看来，人权是被统治者的权利，而不是让自由民主国家压倒其竞争者和对手的意识形态工具。

福柯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各种形式的权力问题的看法，因此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的启蒙者（我对使用“导师”这个词很谨慎）。在当下这个人人都热衷权力的时代，我们开始了这次采访，我们提到了德勒兹与福柯的那场对谈，提到了“工具箱”。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再打开工具箱去翻找，会发现里面有很多能帮助我们解构权力热衷的工具。

当福柯谈到“鄙民”及其斗争时，当他谈到“无耻的人”时，其实他讲的问题始终是摆脱权力，而非获取权力。福柯并不太相信自由作为一种理想，或者自由能成为一种由机构创造和保障的制度形式，他更愿意把自由视为一种经验领域——我们总是有资源用自由去进行实验，去实验主体与权力形式的关系。

福柯说，权力是流动的，而热衷权力的人恰恰经常幻想着可以中断这种流动，以保留权力，占有、垄断权力。这种幻想今天无处不在，福柯的幽灵会用他朋友们熟悉的那种太阳般的笑声嘲笑这种幻想的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