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鲁，学生们会在每周一和周三的中午冲进能容纳450人的耶鲁斯特林法学楼大讲堂，占据一个座位，期待耶鲁心理学教授安宇敬能为他们指点迷津。这不仅是一堂课，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在这个时代，有关幸福、思维和行为的探讨变得尤为重要，它们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深刻思考的议题。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我们如何定义幸福、如何培养思维、如何塑造行为，这些问题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19年秋季开学伊始，耶鲁心理学安宇敬教授开设了一门名为“思考”的课程，教学生如何用心理学的知识来分辨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人生规划。这正好满足了学生的真正需求，仅2019年就有450多人选修这门课。他们似乎特别渴望心理学方面的指导，还会互相交流。
安教授还发现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即学生家人来学校参观时，遇见她都会说，上她课的学生会打电话回家，跟家人讨论他们学到的处理生活问题的方法，有些学生甚至开始给家里人出主意。学校的同事跟安教授说，他们无意间听见学生在食堂热烈讨论这门课所涉及的一些实验的影响。当她跟专业以外的人聊到这门课上讨论的问题时，他们都会问她在哪里能找到更多相关信息。这些都表明，人们特别想要也极需要这些工具，于是安宇敬教授决定写一本书，让更多人能学到这门课程的内容。
这本书选取了贴近现实生活的8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以及身边的人每天会面对的问题。虽然讨论的是思考过程中的错误与偏差，但并不是在讲人哪里有问题。思考难题的存在是因为人的脑回路很奇特，它们有合理的存在理由。思考过程中的错误大多是人类高度进化的认知能力的副产品，也正是它们让人类这个物种发展至今，在地球上生存并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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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会有种错觉，看到别人毫不费力地展示一项绝活后，觉得自己也能照猫画虎。有多少次，我们在脑海中反复播放惠特尼·休斯顿的《我将永远爱你》（I Will Always Love You）这首歌的高潮部分，觉得唱“AndA-I-A-I-O-A-I-A-I-A will always love you”这句那么高的调并没有那么难；在网络上看别人做舒芙蕾，自己也跃跃欲试；看到别人节食前后的对比照就想换个食谱。
别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成果是一个松软的舒芙蕾、一个身材结实的人，而且他们做起来是如此流畅、游刃有余、轻而易举，我们就错误地认为获得这些成果的过程同样流畅、轻松。读一本很容易理解的书时，你可能会觉得写这本书也很容易。没练过花样滑冰的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有人会在做两周半跳时摔倒，明明很多选手都能轻松完成。人们不知道那本书经过了多少次修改，也不知道练习两周半跳有多辛苦。关于这一点，多莉·帕顿有句名言：“我这副不值钱的样子可是花了很多钱的。”
安宇敬教授在书中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进一步告诉了读者什么是“流畅性效应”。
她在上课时给学生播放了一段韩团舞蹈的视频，当时这个视频在网络上的播放量超过了140亿次。她特意选了舞蹈动作比较简单的一个片段，时长6秒。播放完这个片段后，她告诉学生，能跳完这段舞蹈的人将获得她准备的奖品。她又把这段视频播放了10次，还播放了一段专门教人跳这段舞的慢动作教学视频。接着，她让学生来跳。10位“勇士”走上台，想要一鸣惊人，台下的学生大声为他们欢呼。台下的几百人都觉得自己能跳完，毕竟看了这么多遍，6秒而已，能有多难呢？
台下的人要求上台的人面对观众而不是屏幕。音乐响起，台上的人手舞足蹈、上蹿下跳，完全随性，没有一个动作重样。有些人跳自创的新动作，有些人跳了3秒就放弃了。大家哄堂大笑。
虽然“流畅性效应”源自我们的认知系统对这个世界的适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法克服它。方法很简单，身体力行，让一件事变不流畅。你先大声念一遍稿子，再面向听众演讲；你先烤一份舒芙蕾，再邀请女朋友的爸爸来品尝；你先在浴室里对着镜子把《我将永远爱你》这首歌唱一遍，然后在公司聚会上当着老板的面演唱。不需要别人的反馈，你自己会先受不了，流畅的幻觉就消失了。在列文森讲堂跳舞的那 10 个学生，之后肯定不会觉得自己不加练习就能学会 K-pop 舞蹈。
你有仔细观察过红绿灯吗？你知道红绿灯中的“黄灯”其实不是黄色的吗？
安教授在书中讲了一个有关她儿子的故事，“在我儿子4岁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发生了一次争论。他问我，为什么黄灯被叫作黄灯。我没理解他的意思，考虑到他只是个4岁的孩子，所以我回答说：‘它是黄色的，所以被叫作黄灯。’儿子说：‘它不是黄色的，是橙色的。’我耐心地纠正他，同时暗自琢磨，是不是我丈夫没告诉我他是色盲，悄悄地把这个特征传给了下一代。儿子坚持说：‘妈妈，你看呀。’为了证明他错了，我在下一个路口黄灯亮起的时候停下车来观察。我看到的是一个橙色的信号灯。虽然它不是成熟的橙子的颜色，但毫无疑问它的颜色更接近橙子而不是柠檬的。你们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其实黄灯的颜色是故意设为橙色的，这样能见度最好。在正式文件中，黄灯的准确名称是琥珀灯，英国也用这个名称。那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从小到大都认为它是黄灯呢？可能是因为父母说那是黄灯，所以我们也一直这么叫。
由于已有信念先入为主，对现实的解读就带有偏差，这种现象非常常见。例如，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人会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他人。开会迟到，他们怪堵车，即便每天的那个时候那个路口都会堵车。伤害了别人的感情，他们这样道歉：“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他们认为自己总是对的，别人总是错的，或许这样可以保护他们脆弱的自尊，却剥夺了他们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也让他们无法发展牢固、健康的人际关系。
另一些人则总是自责。他们不自觉地怀疑别人对自己的称赞（“他肯定对每个人都这么说”），贬低自己的成就（“我是靠运气”），甚至将最具建设性的负面反馈放大成无可救药的诅咒（“我彻底没戏了”）。或许他们都患有冒名顶替综合征。他们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任何新的证据都无法改变他们对自己根深蒂固的负面看法。
抑郁症患者最容易带着偏差解读现实，然后伤害自己。假设埃拉给朋友莱斯发信息：“周五晚上你准备干什么？”4分钟后，信息显示已读，但莱斯没有回复。2个小时过去了，莱斯还是没有回复，可能的原因有很多：莱斯刚看完信息就参加了一场特别无聊的会议，以至于忘了回复；他刚读完信息，手机就掉到面汤里：一只鸟在他头上拉屎，他一直忙着用抗菌洗发液洗头。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一直怀疑自身价值的埃拉会认为莱斯不想和她做朋友了。
我们一直在和其他人沟通，通过聊天或文字表达自己的新想法和感受，也会倾听或阅读对方的想法。尽管一生都在做这件事，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它有多难。即便面对熟悉的人，沟通中出现误解的次数也比我们想象得多。
我们先来看看邮件或短信这样的书面沟通。我们会给朋友或家人发信息，分享新鲜事、询问情况或者开玩笑。沟通时我们常会说反话，比如“错过了那次聚会可真遗憾”“我老板又这么干”。发送这些嘲讽的句子时，我们认定接收信息的人能体会出其中的讽刺意味。我们收到类似的信息时，也自认能感受到对方的嘲讽。然而，事实真的像我们想的这样吗？
有一项研究测试了参与者读懂反话的能力，用的文本就是朋友发的信息。参与者两两一组，一人要给同组搭档发送一系列一句话信息，有些是反话，有些是认真的。发信息的人对搭档很有信心，认为对方一定能够判断出哪些句子是在讽刺。搭档毕竟是自己的朋友，肯定知道哪些句子是冷幽默，哪些是正常句子。接收信息的人对自己的判断也很有信心。然而，最终计算出的分数表明，他们的准确度纯粹靠运气，正确率是50%，和掷硬币差不多。我们通过社交媒体、信息或邮件发出的玩笑话，其中一半可能会被当作一本正经的言论，而我们严肃的表达有一半可能会被认为是开玩笑，这可太吓人了。
实际上，仔细想想，我们在生活中说的很多话都语义模糊，比如“让我静静”，可能是表示“我很忙”，也可能是表示“你让我很生气”。当对方问出：“沙拉怎么样？”他可能是说：“你不觉得这沙拉难吃吗？”他也可能是说：“我做的沙拉这么好吃，你怎么没反应？”当然，他还有可能就是在问沙拉味道如何。与反话不一样，这些句子想表达的意思没法通过统一的语调来传递。
那我们该如何提升自己解读他人的想法、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的能力？其实方法很简单，那就是不要让别人猜测我们在想什么，直接说出来。此外，发信息说讽刺段子时，我们可以加上某些表情包。
若想准确地理解他人所想、所感、所念、所知，你就直接向他们要答案。如果不知道朋友怎么看待性别笑话，你就不能站在他们的立场猜测他们会觉得好笑还是被冒犯。我们会把自己的所知所感投射到他人身上，所以常常过分自信地认定自己知道他人的想法。因此，我们懒得去验证自己的假设，有时候则是忘记了这么做。通过调查了解事实是增进理解的唯一可靠方法。
《耶鲁的心理学第一课》
作者：[美]安宇敬 著
陈晓宇 译
湛庐文化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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