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寺地处浊漳河谷的山坳里，被太行山环绕（视觉中国 供图）

不曾见诸史籍的“古建筑博物馆”

就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在饱受暴雨洪涝灾害时，山西已经两个月没有下雨了。7月份的晋东南干燥凉爽，晚上开着窗户睡觉完全不用开空调。从长治市东北方向出城，很快面前的景色就从相对宽阔的平原变成了谷地，仅仅过了半个多小时，我们已经身处太行山腹地了。

浊漳河先是由北向南，随后在平顺县境内改向，变为正东流，切开南北太行，形成幽深的河谷地带。我们顺流而下，车在蜿蜒的河谷里一路向东行驶了一个小时，原本干爽的空气开始变得潮湿燥热，省道上河南牌照的大卡车越来越多，看起来我们离河南越来越近了。

如果继续向东行驶，出太行山不远便是安阳和邯郸。这是长治当地人非常熟悉的一条路线。在长治修通高铁之前，长治人都是去河南安阳坐高铁，而如果去山西省会太原坐高铁，则需要两倍的时间。这条跨省通道自古就有。这里是太行八陉滏口陉的陉口，自古连通晋东南与邺城（今邯郸）。作为魏晋、北朝时期的重要都城，邺城也是早期佛教传统的中心之一，因此浊漳河谷的早期建筑大多以寺庙为主。

快到石城镇的时候，我们左拐离开了浊漳河谷，转进一条小山谷，这里是浊漳河的支流域。沿着干涸的河床上溯，两侧群峰连绵，渐渐形成回环之势。我们在一座老桥处弃车步行，从山坳里逐渐向上，周围密林幽静，蜿蜒的石板路尽头，龙门寺便坐落于山间一块相对开阔的台地之上。这是我们在这条路线上寻访的第一站。

龙门寺因地势的高低形成错落有致的视觉效果

龙门寺面冲着壁立千仞的龙门山崖壁

寺院背后是座山，面冲的则是壁立千仞的龙门山崖壁，裸露的岩石在阳光的反射作用下，似乎将整座寺院都照亮了。这是一处典型的山地寺院建筑群，院落因地势的高下变化而形成错落丰富的视觉效果。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寺院的格局松散、自由，甚至东配殿与西配殿都不是对称布局。龙门寺文管所所长桑良忠说，这是因为自北齐始建后，龙门寺经历过历朝历代不断地创建和重修，现在整个院子里，保存着五代、宋、金、元、明、清六个朝代的古建筑，为我国现存古建筑所仅见，建筑形式因此多变化。对于很多古建筑爱好者来说，龙门寺一座院子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史，在这里能感受到整个中国古建筑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

桑良忠带着我们从现存建筑年代最老的部分开始看。西配殿是一座躲在角落里看似很不起眼的小建筑，只有三间四椽，实际却是我国五代木构中仅存的悬山顶建筑，也是现存最早的四梁八柱结构实例。根据寺内造像碑和经幢上的文字记载，西配殿建立于五代后唐年间，只比唐代巨构五台山佛光寺晚60多年。

第一眼看上去，我感觉西配殿很像此前在五台山看过的南禅寺，唐风浓郁，斗拱、梁架等种种细节散发出古朴的气息。桑良忠说，中国的古建是根据建筑材料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唐、五代时期，古树多，于是工匠们也普遍采用大料，这一时期建造的建筑，柱子粗，梁宽，斗拱也硕大，给人一种大气、朴素的感觉。

龙门寺的大雄宝殿建在寺院轴线之上，也位于院内由自然高差形成的台基之上，并没有想象的敞阔，甚至显得“拘束”，因为它是后来重建的，受制于原来台基本身的大小。现存的大殿重建于北宋绍圣五年（1098），只比北宋崇宁二年（1103）皇家刊行《营造法式》早五年，因此可以说深受《营造法式》的影响。这里离首都汴梁并不远，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赵寿堂告诉本刊，这很可能是在首都有营造经验的工匠参与建造了大雄宝殿，殿身构架简洁工整，条理井然，斗拱中的各类构件用材适中、比例匀称、加工细致，是典型宋代建筑特有的成熟气质。不过桑良忠在现场用激光笔为我指点了几个关键处，尽管规整，但依然显现民间营造的特点：这里有用于增加承重的丁栿，有些梁使用的木材是随意弯曲的，这些在皇家建筑中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龙门寺保存着六个朝代的古建筑，走一圈，像翻阅了整部中国古建筑史

现在龙门寺山门的位置，是功能合二为一的金代天王殿。在建筑史上，总体来说金承宋制，天王殿斗拱处最具金代风格，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在坚持宋构造简化设计的同时，又体现出对外观装饰性的无比重视。

随后我们来到二进院的后院，这里面燃灯佛寺是典型的元代建筑风格。掌权的契丹族粗犷豪放，落到建筑上的审美也是如此，梁架构件多是自然弯材稍加砍凿而成，断面极不规则，没有任何装饰。

中国古建筑发展到明朝，粗大木料几乎用光了。一种建材的减少，必然要促使另一种建材的诞生，木材减少的情况下，烧砖技术逐渐成熟起来。由于大量采用砖石墙体，墙体逐渐承重，建筑不再害怕风雨侵蚀，出现了更多的廊，屋顶檐口不用再出檐很多，屋顶更陡峭，墙体和屋顶连为一体，石质柱础变得越来越长，装饰性构件大为增多。龙门寺现存东配殿于明代弘治十七年（1504）重修，就具备所有这些特点。此外有意思的是，现存东配殿的大梁，使用的是五代时期的梁，并且把原本冲上的卯榫孔位翻过来冲下安装了。专家们认为，这是在明代翻修时，使用了原来五代时期东配殿的梁架材料。此外，寺院里的阎王殿、钟鼓楼、水陆殿，则是清朝修建的。

龙门寺寺院并不大，在这里走一圈，却像翻阅了整部中国古建筑史，跨越千年之久。但我同时也产生了疑问：龙门寺历史悠远绵长，为何它却仅列名于地方志中，而不见诸史籍？

民间营造的“自传”

所幸除建筑外，龙门寺尚存五代至民国时期的66处碑刻记文。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丁垚带着学生们去过很多次龙门寺，十几年里，梳理过该寺现存的所有碑刻，它们分散在寺院各处，记载的信息非常丰富，是理解龙门寺历史与建筑的关键。这些文字在方志和金石文编中均鲜有著录，究其原因，除该寺为民间营造，且地处偏僻外，或许还因这些碑刻大多书法平庸，故其拓片流传不广。“这些碑刻、经幢，本身就是龙门寺的一部自传。”丁垚对我说，“在龙门寺1000多年的历史中，几乎平均每二三十年就会立一块碑，它们就像日记一样，鲜活地记录着民间乡村和佛教信仰的实际状态，它们既不那么理想，也不那么世俗，而是真实地反映乡村社会。”

寺院内散落的碑刻、经幢， 本身就是龙门寺的一部自传

立碑的核心动机是为了确权。丁垚认为，尽管自古朝廷官方将民间私自建设的祠寺称为“淫祠”，往往予以打压，但地方上始终存在建设祠寺的需求。因此如何将这些民间建设的祠寺纳入到官方体制内，就成了一件大事。契机往往来自历朝历代新皇帝登基、生子、大赦等重大事件，此时县级地方部门就会层层上报，最终由朝廷核心机构如礼部、宰相等予以承认，这座民间寺庙从此有了合法身份。这一通知往往以公文的形式下发，公文就成了寺庙的执照和护身符。为了能将执照长久保留，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刻碑，工匠会将公文忠实地刻在碑上，甚至原封不动地保留公文的签字画押，立于门前。一旦经历改朝换代，还需要将前朝的碑刻再复制一遍，以延续自己的合法身份。

在位于龙门寺西北塔林中的一块宋碑上，就回溯了远在五代时期龙门寺僧人悟深的生平。悟深是龙门寺10公里外侯壁村人，不到20岁就去参加了后梁与沙陀族将领李存勖的交兵征战，为后梁政权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行军打仗期间已是佛心萌生，每有闲暇，就会跑到附近寺院听大师们讲经，自己也通宵达旦地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0岁时，他主动放弃功名、抛家舍业，正式出家。于唐同光三年（925）云游至龙门寺，看到龙门寺环境幽静，风景秀美，遂在此驻扎下来。之后，龙门寺开始大规模扩建。

在龙门寺大雄宝殿西南角，我们现在可以找到一座五代八边形经幢，除了刻有经文外，还记载了龙门寺当时修建50多间法堂、僧舍，其中包括一座观音堂的情形。后来学者们认为，这座悟深时期修建的观音堂，就是留存至今的西配殿。

西北塔林中还有三座墓塔，为北宋到金期间建立，分别记载了龙门寺三位主持的生平。思昊主持龙门寺37年，其间兴修殿宇，从“荆榛翳路，栋宇倾坏，曾不足以避风雨”到“山田壑辟，廪有余粟矣”。不仅殿宇得到整修、环境得到改善，而且粮库充盈，因此到了绍圣、元符年间，浊漳河谷遭遇饥荒，思昊开仓赈济，救活了周边村落很多人。留存至今的大雄宝殿，就是在他主持时建造的。

思昊圆寂后，弟子法静接替主持龙门寺，十年后他的弟子广伦接替，主持龙门寺又十多年。如今在大雄宝殿西檐下的一块碑上记载，当时经过五代后唐和北宋两次大规模营建后，龙门寺“殿阁房舍百十余间，圣像五百余尊”。

到了明代，龙门寺进入了又一个营建高潮时期，当时所存建筑大多得到了修缮或重建。在整个过程中，起码有六位僧人主持或牵头化缘主持修缮寺庙。特别的是，他们还共同坚持了修旧如旧的传统：“殿宇毁者修之，废者兴之，虽华而不为奢，虽费而不为靡……视新尤夫旧也，而何有于改乎！睹今仍乎古也，亦何有于革乎？若此者可谓善于修建者也。由是而观，循规蹈矩，素有操持，乃祖风是务。”这也是为什么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六朝建筑齐集一座寺院的原因。

尽管在碑刻中没有更多地留下这些僧人主持们的生平事迹，但却明确记载了寺院每次修缮或重建时周围各村捐款、捐材者的姓名。此外还有一块碑上刻有附近村落地图，记录的是龙门寺的寺产范围，僧人将所拥有的地产租给附近村民，由村民种地，每年上缴寺院。

龙门寺就这样始终与周边村落互生。丁垚说，从古至今，寺庙一直都是乡村社会的重要公共空间，“它深入介入每一家每一户的生活，从摇篮到坟墓，从小到大，从庙会到集会，每个人都去过。虽然我们现在看着这些寺庙体积不大，但这些建筑对于当时来说还是很大的，乡村家里没这样的房子，没有这样的结构、这样的装饰，它就像现在的万达广场。”

在龙门寺现存的这66处碑刻记文中，最晚的一座碑是民国时期的，立在主殿中轴线以外的东侧院落里，记载了乡里生员如何在龙门寺筹建小学，将“旧殿改为大成殿，东西建为斋室”。由此，龙门寺从佛教殿堂，转身变成了周边乡里八方传播知识的场所。

进入当地几代人生活的古建

从龙门寺出来，沿着溪流山谷回到浊漳河干流，5公里就能到达石城镇，从石城镇再顺流而下往东走3公里，就能到达豆口古村。这里的老宅仍有村民居住，村中有关帝庙、观音堂等20多处元明清古建筑。河沟对岸，是东庄村，也是一座传统村落。

我在东庄村见到了赵伟平。他今年68岁，当过农民，做过教师，最后在县公安局工作到退休，平时对附近村庄的历史很感兴趣。

赵伟平的父亲当年在龙门寺上过小学，全校最多时有300人，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附近几个乡镇的学生都来这里念书。这是一所寄宿制学校，五代的西配殿和明代的东配殿当时成了教室，清代的小配殿、禅房是学生宿舍，宋代的大雄宝殿则是老师宿舍，在大殿里筑起墙，隔成一个一个小间。赵伟平听父亲说起，学生们七八人睡一通土炕，家长们定期交柴火或者粮食作为学费。浊漳河谷底至今流传着一句俗语：“识字不识字，住过龙门寺。”

赵伟平告诉我，附近的村落都与龙门寺有着紧密的联系。最初是一位名叫王章的儒生在东庄村旁边山上的金刚顶办了一所书院，民国初期整个平顺县浊漳河谷有名望的人都是他的学生。后来阎锡山在山西搞农村教育，要求每个村必须有学校，于是作为村子里几乎唯一的公共建筑，平顺县的寺庙大多被改为学校。平顺县想请王章去龙门寺办学，王章没有去，而是选择依然留在金刚顶。再后来他的一位学生刘可愿当上了平顺县教育会会长，再次力主在龙门寺办学，平顺县第二高级小校于是在龙门寺开学了，刘可愿提议立碑记录，并在碑上将自己老师王章的名字放在学校发起人的第一位。

赵伟平没在龙门寺读过书，60年代他启蒙的时候，小学已经迁离龙门寺，搬到石城镇上，石城镇的校舍至今仍在使用。到80年代，龙门寺迁空，人们慢慢都搬到村上居住，这里就彻底荒废了。也是从那时开始，龙门寺里一些年久失修的古建筑开始倒塌。我们在二进院的后院，以及中轴线侧面，能够看到很多石质建筑基座，它们很多都是在那段时间倒塌的。

1996年，国务院公布第四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门寺入选。2000年以后，对龙门寺的修缮工程开始慢慢启动。桑良忠的父亲就在那时开始担任龙门寺文管所所长，常年住在龙门寺。2008年，桑父退休。当时村子里的人都时兴去江苏的电子厂打工，没有年轻人愿意守庙，于是县里决定公开招收10名文保员，带编制。首先要通过考试，考核文物保护相关知识，其次要求申请者已婚，这样才更可能稳定，耐得住寂寞。桑良忠通过了那次考试，接了父亲的班，成为现任龙门寺文管所所长。

龙门寺的学习传统直到现在依然在延续。桑良忠的儿子几年前考取平顺县理科状元，现在在湖北上大学，学金融。另一位文管员的儿子则考取平顺县文科状元，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

在告别赵伟平后，我们离开东庄村，开始返程，逆浊漳河而上踏访其他7座“国保”。至于龙门寺在这片河谷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我们是在之后的行程中逐步感受到的。

大云院曾是龙门寺的下院，规模很大

行驶在浊漳河沿岸，太行群山环抱，水声潺潺。实会村的大云院是一座与龙门寺选址十分相似的寺庙，村子坐落在河谷边缘的半山腰上，现在还保存着一座龙王庙和两座观音堂。穿过实会村，再往山上走一公里多，就到了大云院。它同样是一座背靠太行山的寺庙，处于隐秘的山坳之中，置身寺院里抬头看去，周围峰峦叠嶂，寺背后的龙耳山呈现出9个小山头，在山头与寺院之间，还有一个圆形的小山丘，也恰好处于寺院的中轴线上。即便不懂风水的我，也能明确地感受到，此地风水极好。当地有句古话，称：“新丰村，三里长，一里一个观音堂，七十二个连环洞，八十一股倒流水，上天梯，下天蹬，九龙戏珠大云院。”

根据学者们的考证，大云院现存正殿建筑和殿内壁画都是五代时期的，院内碑刻也记载，僧人奉景于五代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在此建草庵作为临时住所，随后动工修建佛殿，开始讲经。

巧合的是，龙门寺近年于寺院地下出土了一块石碑，被视为龙门寺目前现存最早的石碑。在这座五代后唐长兴元年（930）造的石碑上，记载了寺院主僧奉景修造寺内堂殿之事。由此专家们推断，大云院很可能在当时是龙门寺的下院，也因此，两座寺院在选址上极其相似，隐蔽在山坳里。

大云院背后的山势自古被称为“九龙戏珠”，暗示这里风水极好

佛头寺的梁架结构有着明显的民建建筑特点，自由随意

佛头寺地处村落中的高台之上，视野极佳

与龙门寺、大云院相比，浊漳河谷的其他“国保”则多建于山腰村落边缘的黄土高台之上，车当村的佛头寺和侯壁村的回龙寺、夏禹神祠，视野极佳，背靠太行山，面向宽阔的浊漳河谷地，与山与水，与村民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

我们停车在阳高村吃午饭，长林公路自村前通过，很多从长治往河南运煤的大卡车司机会在这里午休吃饭。餐厅旁边，就是淳化寺。早年的寺院格局已荒废，仅余留下一座金代中殿，没有了前后院，淳化寺像个钉子户，小小地挤在新建设的村子中间。

成为“国保”前，这里也曾经被用作学校。赵伟平虽然是东庄村人，却在这里教过三年书，他记得当时寺前后还建了很多平房作为教室，即便村子里只有几名学生，也可以分七个年级，他们两名教师包揽所有科目，从语文、数学，到工业、农业、化学。他说现在淳化寺背后村委会的院子里，还有很多碑刻，说明当时淳化寺的面积很大。按照碑刻记载，这里也曾是龙门寺的下院，最多时有两三百名僧人居住。

大云院现存正殿为五代时期始建，形制规整

最终我们回到了浊漳河谷古建筑群的上游起点——王曲村天台庵。村子沿着山腰延伸，在一片红砖房和水泥房里，一座建筑非常出挑。它建在一处高台上，比村子里其他平房高出半截，单檐歇山屋顶显得格外显眼。我们爬上村中那座10米左右的高台，整座高台上，没有留下配殿、院门或院墙，只有天台庵一座寺庙，以及一座字迹完全不清晰的石碑。站在这里，可以180度俯视整个浊漳河谷，相对平缓的谷地种满了大片的玉米地，附近的村落则分布河谷山脚下。

因缺乏文字纪年证据，自1956年中国进行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天台庵被很多专家认为是中国仅存的4座唐构之一。上世纪50年代末，空置的寺庙变成了村子里的集体粮仓。村里的文保员刘师傅还记得，由于天台庵身处高台，人们需要扛着粮食爬上陡坡，但这反而对古建筑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保护作用，做了粮仓的天台庵没有因为长时间空置而破败倒塌。

1973年，时任山西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柴泽俊来考察后，也认为是唐代建筑，特地让村子写了一块文物古迹保护标志的牌子：“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保护，不准毁坏。如要兴工动土，需经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如今这块牌子还挂在天台庵正门上。到80年代，天台庵先是成为“省保”单位，随后又晋升为“国保”单位。刘师傅的父亲作为天台庵的文保员工作了将近30年，刘师傅接班后，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2014年落架维修时，人们发现脊槫上有长兴四年（933）与椽子上的天成四年（929）的题字，最终确定天台庵并非唐代所建，而是五代后唐遗构。

五代建筑天台庵古韵十足

有意思的是，和龙门寺一样，在各种地方志和碑文中也没有天台庵的记载，这个名字只是口口相传下来的。

至此，我们大致集齐了龙门寺在浊漳河谷内的拼图：这座巨大规模的寺院曾经撑起了河谷内各村落的信仰体系，各村落的社会生活也成为这些古建筑保留至今的主要条件。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前所长任毅敏告诉本刊，晋东南的大量古建筑能够保留至今，大都是因为在每个年代，周边的村民都在使用这些建筑，从庙宇、粮仓到学校，古建筑在每个年代都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功能，不断地适应当地人的生活。

任毅敏1985年开始进入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工作，经历了从当初只有一座“国保”，到如今50公里长的河谷内拥有8座“国保”的全过程。他说，村民们并不知道哪座是“国保”单位，哪座是“省保”单位，也说不上文物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对于他们来说，那些古建筑就是村子里的公有财产，他们有义务和责任去维护、使用它们，即使破败不堪，也不会去动拆它们，“这其实是一种默默的保护”。

（感谢宋文强、赵强、申鹏、王金平、刘畅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