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贾行家

安妮·迪拉德在家中接受采访（摄于1983年）（视觉中国 供图）

我是谁

当你痴迷地反复读一本书，却听不到有人谈论它，迟早会起疑：是不是世上没有这本书，只有我一个人梦见过它？把书换成某个人，我们大概是在谈论爱情。那本书也可以是《红楼梦》，只要活到足够荒凉。

我知道安妮·迪拉德是大作家。她年轻时写下的《听客溪的朝圣》，确切地组合繁复词语，用以模拟自然万物，如此早慧的女子，拥有梭罗的妙至毫巅，又略去了那股偏执的絮叨——我这么说梭罗近乎愚顽，可是，你真没觉得吗？出名要趁早，既能感受虚名的愉悦，也有时间化解虚名的累赘。30年后，迪拉德可以用水滴在石头上的声响，写成另一本《现世》（倪璞尔译）,在其中，自我被剥离到几近透明，等同于云和沙粒，以冰冷的同情心列出被罗马人酷刑折磨的智者、死于秦代的中国古人、生下来就是鸟头侏儒的婴儿。

这本书我读了又读，想知道一个早早颖悟智慧的人，终归如何看待世界。她在差不多是孩子的年纪发现“那半英里海岸水中的一万亿个藤壶幼虫，那汩汩流出的白蚁卵，那数以光年计的蚜虫，在一个难得在乎的世界里，这种种都确保了有更多活生生的石头藤壶、白蚁以及蚜虫”，在30年后发问：“到底如何衡量一个个体的价值？”

当你见过数量巨大的死亡、从未中断的无区别擦除、关于神珍视每一个灵魂的说法，以及个体的存在如何宝贵的说法，除了令人欣慰，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人所能拥有的无非是经过拣选的回忆、对回忆的反应，以及因此而不断扰动的余生，所有关于人的记录，都可以算作某种传记，而所有传记，无非一个标题：我是谁？

然而，从何说起呢？

我梦见这本书里容纳着另一个人的传记——100年前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他参与发现了“北京人”，鉴定出那颗头骨是一位女子，她大致活在什么年代。

假如你对他知道得多一些，他是被放逐的天主教士、神学家德日进。按照当代思想史家的记载，他大致以为，自己所涉猎的古生物学、地质学、政治学研究的深处，存有一个内在的、本原的，或者说是收敛的意义源头，“人是大地现象的极致”。而上帝，他理解中的上帝，是一个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点，因无限深邃而无限接近世人。我作为平庸的不可知论者，读到这位虔诚的神学家如下言语时，中国华北的正午天空深处有闷雷滚过，“我必须承认，我不是因为有神迹而信主，而是尽管有神迹，我仍然相信”。

你有没有想过：但愿世界只是一片倒影。如此一来，你的痛苦无非一场梦。以及一个“醒来”可以指望。我是谁？可能问错了，问题是：我在哪儿？

往古的人描述自己时，会屈起指头分别说三件事：我是谁的后代，我来自何方，我是做什么的。人类学家称之为位格性（personality）、地缘性（topographically）和文化性（culturally）。“自称个人主义者的美国人，在过去和现在都还是更倾向于写家族史而不是写自传……这样的反思让我相信，大多数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谦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如是说。

继续保有类似的传统或者谦虚是艰难的，流动性是现代的本性。“不光是帝国主义，就连现代化本身都有一种夷平效应，会使得地方和文化变得越来越趋同。”段义孚如是说。

而神学家兼科学家的德日进在深思熟虑后写道：“即使我失去了最后一丝对上帝的信仰，我仍会坚定不移地信仰这个实在的世界。”

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坐在白衣女子左侧）

假如你对他知道得再多一些：他在“一战”中充任随军神父，实际上是战地医生，和他相处过的军官回忆，此人面容澄澈，行动果决，从不拘泥于宗教仪轨，“拥有两种显而易见的特性：勇气和谦卑”，反倒是连队里的异教徒宣称，目睹到神父在火线上抢救伤员时周身笼罩着圣光。炮火持续了30个月，20万人死在比利时西面伊普尔的荒野，其中9万人沉入沼泽深处，任大地搅拌这些彼此杀害的躯体，除了用来为加权法统计做基数，好像从没来过这个世界。战争比人有意义，因为它狂悖到完全不符合物理学指称的理，战争是一连串不均等的争夺位置，是复杂到难以测量的混乱，是以毁灭呈现存在。停战之日，德日进带着平静的喜悦走出阵地，他写道：“这些惊奇的回忆，超越凡人的经验时刻……注入人的生命，把人带到绝对之境。”

“所谓纯粹，不是脱离宇宙，成为独立的存在；而是更深刻地渗入其中。”他相信，或者说他确证，在这个世界上唯独人具备精神，这是因为唯独人能把世界本自具足的精神发挥出来，而途径在于“沉浸于物质之中”“真正的价值是行动本身，因此获得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不值得一提”。

42岁那年，他以同样的欣喜之情进入鄂尔多斯，骑着骡子穿越库布齐沙漠。此行也可以称为放逐，他的主要著作被教会裁定为永久禁止，至少不得在作者生前出版。他写道，是暴风雪、沙尘和广莫的荒野“点燃和抚慰了我”。

他在中国居留了24年，勘测、挖掘、检验，继续冥想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他从来都是一个举止优雅的旅伴，一个绝佳的谈话对象，悉心地照顾每个在场者。真正信念刚健之人，往往如此。中国朋友告诉他，他的名字用中文发音是“得下蛋”，他选择了德日进的写法，听说那三个方块汉字典出一本叫《庄子》的书，其美丽智慧，使读到的人如坠梦中。

“我仍然不知道生命会将我带往何处……恐怕我将会永远如此，至死是一个流浪者。”他在讨论信仰时宣称，“我们对羔羊已经讨论了太多，现在，我想看雄狮出柙。”严厉而温和的声响回荡于旅行途中，震撼可知与不可知的万物，此等生命和我们不在同一个世上。对他们的追踪，至少代表着阅读传记的一个作用：用存在于某人身上的故事来讲解难以理解之事，用他的足迹设想无法抵达之地。

我在哪里

“我是谁？”德日进49岁那年，一个瘦弱的孩子降生于天津，他们也许相遇过，这孩子的父亲是一位外交官，家中经常出入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这孩子在兄妹四个里排行第二，最不受关注却最渴求抚爱的一个。

他是另一个无根之人。从降生起，不停地更换住处，从一个大洲到另一个大洲，起初是逃离战乱，之后是求学，从没在一个地方连续生活过五年，直到中年以后，才因为在美国的两所大学获得教席而长居。

此外，他是无家之人，五官柔媚，惯于用微笑掩饰忧伤，这种神情渗透于面容过深，忧伤触目惊心，以至于不需要再对他的独身做出任何解释。同时，被心灵压制于体内的爱欲，如同遗落在灶台深处的火焰，整整干烧了92年。

69岁的时候，他用10本开创性论著完成了学派建设。他意识到自己行将就木，至少暗中希望如此，写下了一部回顾，“对人类来说，在家园里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也无法恢复的疾病，才能称为致命的疾病”。然而，“一个独自生活的人无法了解家的全部意义”。他为在周末遭遇同事的美国式拒绝久久神伤，感到被10岁小男孩邀请共进晚餐远比成为皇家科学院院士荣耀。在结尾，他意识到这部书稿里“重复出现的主题是生命力欠缺”。他对于“我是谁”尚有兴趣，对被虚名所消耗则疑虑重重。他为自己依然不成熟而欣慰，因为“人类都是不成熟的……在所拥有的事物上发展得太过头了。从未觉得自己归属于某个地方”。

这本充满日常琐事的回忆录《我是谁》（志丞、刘苏译）被认为是他的第11本学术名著。

地理学和古生物学类似，是寂静空旷的学科，与这位名叫段义孚的学者气质相符。当地球上再也没有神秘未发现之地后，探测开始转向内在。他发现“美必须与人无关——甚至与生命无关——才能慰藉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爱上荒漠……城市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它吸引我的原因和荒漠吸引我的原因是一样的。两者的吸引力都是某种严苛——而且，不仅仅是严苛，还有水晶般的光彩，一种闪闪发亮的无机物的威慑力。”他这辈子只买过一件无用的东西，那只有名的蒂芙尼水晶苹果，他凝视着它，思考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并非都是激情和斗争，并非都是为了最终的朽坏或腐烂”。

在不偏离个人故事的情况下，我只能援引上面的细节解释段义孚所开创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你应该忽略掉接下来的这几句话：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立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它用存在主义、现象学和许多以人为主体的哲学为构件，用整体性的认识论搭成了一座石头堡垒，或者一座纸板树屋，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经陷落。

如果你预感到即便彻底掌握了如何运算世界的方法，自己依旧无法理解生活，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终归不能抛弃用情感的方式看待世界，而在这种看待中，世界不再是流动中的处处均等，你还是会有难以割舍的地方，会因为目睹广莫之美而哀伤，你将会遇到段义孚的理论。

他痴迷于挖掘细微的事件是因为“没有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人的生命故事是不值得讲述的”“即使是普通人常见的生活经历，也应该有普遍性的旨趣和意义”。童年时，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在滇缅公路上逃难，那个向来温柔的女子抓住一名搬运工的胳膊，用狮子般不可抗拒的声音迫使他放下箱子，背起自己的次子。同时，这也是在暗示“地方”和“景观”的复杂呈现：那段公路因凶险和混乱而令人恐惧，恐惧的来源是“自然和人为的力量近乎无限的展示”，同时，那条道路也让他“体会到母亲身上不为自己所知的品质”，由此建立了深深的依恋之情。这些体验变成了他在学说中的判断：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掺杂着怎样的眷恋和畏惧，“人们建造的现代世界，有效地承受了自然的波动”（《恐惧景观》，徐文宁译）。“这种新思考方式的核心是对人的尊重，这样，一个人在大地上短暂逗留的这段时间里，才有机会向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学习”。

在完成自传的第十三年，段义孚发表了一次演讲。他过去的学生注意到，这位老教授对痛苦的痴迷和对爱的渴求将他引向了另一个（理所当然的）怀抱。这个无家无根的学者注定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个人主义者，如今，他的思考镀上了一层新的光泽，面对着自那时起日益躁动不安的听众，他最后说：“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普通人。每天和你说话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相反，国家、文化、艺术、文明，这些东西才是有死的，它们的生命对于我们而言，就像跳蚤的生命一样。但是，和我们一起开玩笑，一起工作、结婚，也被我们冷落了、剥削了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而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是不灭的惊悚，有的人是不朽的辉煌。”

我在哪里？1000年前，那些自家乡启程，不得不葬身于泉州港的穆斯林试图用几行文字讲述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墓碑大多选择了如下经文：“人人都要尝死的滋味。先知（愿他平安）说：‘死于异乡者，即为壮烈之死。’”

8年前，我离开生活了30多年的城市，坐上一列火车——那里所有的火车都开往南方。我知道自己无法返回那里，我不再知道自己死于何方。我带着本诗人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我发现雾霾能够绵延1000公里。请再回答一次：人为什么要痴迷于永生？我在那本书的开头读到一段话。8年来，我不断默诵或出声地朗读这段话，试图说出我是谁。不久前，我获得机会，当面感谢这段文字的译者刘文飞先生，不知道他在自己浩如烟海的俄语文学功业里是否记得这个段落。我把它一道献给你，我相信，这是此时此在的唯一办法，因为，“历史始终在不知疲倦地破坏着地理。唯一的抵御方式就是成为一个弃儿，一位游牧者，成为一道阴影，掠过倒映在水晶水面上的那些花边般、瓷器状的廊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