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开业的“浪游者客厅”，已经成为玖丹和朋友们新的活动场所

把讲座搬到校外

我去哈尔滨采访的前一天，网上有条新闻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度。著名摄影家斯蒂芬·肖尔受邀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了一场讲座，题目叫“改变我人生的五次经历以及它们如何促使我成为一名艺术家”。本来大家以为这又是一次常见的名人讲座，没想到临近结束，肖尔突然通过翻译，对着在场的观众平静说道：“今天在座的各位，很多人从头到尾都在看手机。你们特意来听这个讲座，却不能集中注意力。那么你平时能在意自己吃的东西，或者阳光照在皮肤上的感觉吗？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也挺好的。”说完，他便走下讲台，径直回到了观众席中。

到哈尔滨后，陈翼和我分享了这条新闻。陈翼在哈尔滨一所大学的人文学院任教，从去年开始，他和另外本地两名年轻学者在校园外发起了一系列学术谈书会活动，有时在青年旅舍，有时在书店、咖啡馆，但每次都爆满，气氛热烈。聊到为什么选择在校外举办学术活动，陈翼说，肖尔这件事其实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读书到教学，多年来，他自己见过，也从很多同学、同行那里听过太多类似的场景：学校费力请来知名学者，但很多时候，台上讲得认真，学生们却缺乏兴致，不是在看手机，就是神游天外，等到提问环节更是一片沉默。久而久之，讲座也就变得索然无味。所以，当听说有些年轻人会自发地在咖啡馆、书店里讨论学术，他产生了兴趣，“毕竟现在在大学里，很少有学生会主动聚到一起读书、聊学术问题了”。

有着类似感受的还有他的两位年轻同事王回、刘俊辉，三人一拍即合，又通过刘俊辉的介绍，见到了“知见Lichtung”的负责人玖丹。刘俊辉与玖丹是在2019年认识的，当时刘俊辉还在读博士，他在黑龙江大学附近的文心咖啡馆举办了一系列关于波兰社会学家鲍曼的分享会，玖丹正是参与者之一。

回忆那次分享的动机，刘俊辉说得很简单：学校里的竞争压力太大，为了学术发表，博士阶段的他感到讨论自己感兴趣课题的机会越来越少，同学之间的竞争也让交流变得稀缺。于是他想到借用咖啡馆的空间办一个小型学术分享会。起初，他并未设定明确的目标，只是想找到一些人，聊天分享彼此的想法。讨论会一开始规模不大，大概办了七八期，谈了些他自己正在研究的鲍曼的内容。让他意外的是，第一次活动竟然来了40多人，他没想到这么多人对这样一个没有功利目的的读书会感兴趣。然而，几次活动之后，他发现参与的人数虽然越来越多，大家的话题也不再局限于学术，更多是一些与生活相关的议题，比如爱情、亲密关系的变化等。这与他最初设想的“学术碰撞”有所不同。等刘俊辉工作了，就没再持续投入太多时间，和文心咖啡馆主人蒋超、和玖丹的联系也变得断断续续。直到2023年，他和陈翼成了同事，陈翼提出了在校外搞谈书会的想法，这让刘俊辉重新燃起了兴趣。陈翼负责对接学术资源，但刘俊辉感觉他们的活动得有当地社群支持，就又重新找到了玖丹，几个人合力，学术谈书会就这么办了起来。

玖丹（左）和她的丈夫马驰

一开始，他们只想小规模地搞个二三十人的活动，没承想一开始就一百来个报名。陈翼本来觉得学术活动得免费，玖丹坚持要收费，39块钱一个人。陈翼听了心里直打鼓：“学校里的免费讲座还得辅导员拉人头，怎么可能有人愿意掏钱来？”没想到，收费了反而更火。

来听讲的，有在校生，有上班族，还有不少五六十岁年纪的人。有时还能看到狗在旁边跑来跑去，这样的场面，学校里是见不到的。

其实陈翼做这个活动，不光是为了换个地方热闹一下。他和同事们在学校里办过上百期的人文讲坛，学校给了很多支持，可效果总觉得略有缺憾。在他看来，大学里的一些讲座，从目的和内容上讲都不是以学生为中心而设计的，一部分学生不感兴趣，被分派任务拉来听完签到了事。有的大学还会把参加讲座当成学分，规定学生至少得参加若干次这种活动才能毕业。这个出发点自然是好的，想让学生多接触学术活动、多听讲座。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陈翼心里明白，现在的大学生事情多得很，学业、社团，加上学校组织的一大堆事情压在身上，哪里还有精力主动去追求“知识享受”？“就算我跟学生说，这次讲座真不错，值得去听，学生们也不信了。”陈翼很无奈。反而是那些毕业了的学生，到了社会上才突然领会到当年课堂上讲的那些理论。陈翼有个学生，毕业后在“大厂”工作，半年后回来跟他说：“老师，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劳动异化’了！”他在职场上经历了真实的困境，发现课本上的概念和自己的人生经验对上号了。陈翼意识到，学校里的学术讲座和学生的实际需求脱节太远，与其逼着学生们去“充人数”，不如把讲座搬到校外，给那些真正感兴趣的人一个自愿参与的机会。

让陈翼感到惊喜的是，他在校外的讲座上遇见了自己在校内教过的学生。这些学生主动来体验校外学术活动的氛围，甚至在参与了几次之后，原本在课堂上沉闷无言的他们，反倒变得活跃了起来。这个意外的效果让陈翼意识到，走出校园，可能真的是大学教学改革的一个好思路。

一场关于尤瑟纳尔的分享

陈翼、王回和刘俊辉都建议我去见见玖丹，说她对这些校外活动的参与者最熟悉。恰巧，玖丹那天要去Any room参加一场读书会，便邀请我一同前往。

Any room藏在一个安静的居民小区里，要不是有玖丹带路，我自己还真不一定能找到。9月的哈尔滨，初冬的凉意已经开始在空气里飘荡，但午后的阳光照在街道上，依旧温暖柔和。我们寻到一栋居民楼，看见外墙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画着咖啡桌、蜡烛灯架，还有宇宙飞船。我们走进楼里一间工作室，是雪山书集的老板刘畅用来做书的，有时也开放给朋友们举办小活动。屋子不大，原本的隔墙被拆掉了，一张大桌子横在中间，几张小圆桌散落在周围，书本、咖啡杯随意摆放，丝毫没有拘束感。书架上放满了精致的艺术书，而桌上摆放着的是今天的主角——几份打印好的，法国小说家尤瑟纳尔的《东方故事集》选篇。

人陆续到了，Any room开始热闹起来。主持人易寒的主业是机械工程师，业余做翻译、写诗，平日里热衷于泡在书店里读书，朋友们都调侃他是雪山书集的“NPC”“人形挂件”。三年前，向来独自埋头读书的他突然有了分享和交流的冲动，就在雪山书集办了第一次读书会，主题是共读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小说。谁也没想到，这个读书会一办就是三年。他从一开始随心分享，慢慢变得讲究主题，今天的尤瑟纳尔已经是继博尔赫斯、卡夫卡、卡尔维诺之后的第四场讨论。眼看哈尔滨的冬天快到了，易寒也准备好下一期要读俄罗斯文学。

Any room里的尤瑟纳尔读书会

活动没什么铺陈，大家刚坐稳，易寒就直接开场了。他简单介绍了尤瑟纳尔是谁，大家便开始轮流朗读第一篇小说《王佛脱险记》。朗读的片段事先划分好了，轮到我时，原本只想旁观的，但易寒转头朝我示意，我也接着前面人的话头往下念。刚开始我还有些紧张，生怕舌头打结，但逐渐地，注意力便慢慢集中到了眼前的文字里。

等到最后一段读完，房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易寒先发言：“尤瑟纳尔这篇写的虽然是中国的故事，但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显然带着外国人的偏见。”他认为尤瑟纳尔笔下的王佛根本不像我们理解中的中国画家，更像是一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为了艺术不顾世俗伦理，甚至徒弟死了，他还能欣赏洒在地上的血色。

随即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言辞并不激烈，更多是一种漫谈，但讨论随之流动起来。有人提到王佛对徒弟死亡的冷漠，他对洒在地上的血的欣赏让人想起三岛由纪夫对美学的极致追求。还有人提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写的“幻影”，说王佛和他的画作都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与欺骗。讨论慢慢从美学转到文化碰撞，有人觉得尤瑟纳尔并不是在讲艺术，而是在表达工业时代的西方人面对传统秩序崩塌时的焦虑，试图用东方哲学来寻求解脱。

蒋超在文心咖啡

玖丹喜欢这样的讨论。她还记得，2015年刚进大学时，她虽然学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却很快因为这类活动迷上了文学和电影。那时这类活动集中在学府路的文心咖啡馆内。学府路是哈尔滨著名的“大学街”，两边有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离东北林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也不远。文心咖啡馆的老板蒋超，是黑龙江大学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喜欢办些小型学术讲座和电影放映，请的分享嘉宾也大多是些黑龙江大学的老师，每次都能吸引不少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年轻人。玖丹是最早参与者之一。她记得很清楚，大概是2019年，她在文心参加过香港年轻学者冯骏豪的讲座，主题是介绍中国哲学家劳思光。这在哈尔滨很不容易，因为大部分外地学者都不太愿意来这么远的地方。冯骏豪如今是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当年他还在清华大学读博，专攻中国现当代哲学。

不过，玖丹更感兴趣的还是书和电影。她总觉得一个好活动不需要多么宏大或深刻的主题，只要能围坐在一起，简单聊聊，就已经很珍贵了，“有时候，这不是为了学术，更不是为了装模作样，就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感受”。

到了2019年，玖丹本科毕业这年，疫情打乱了她和周围很多人的生活节奏。“文心”和附近另一家刚开不久的咖啡馆“其间The Room”都陷入了困境。那时玖丹正在备战考研，看到这两个自己常去的地方经营困难，便和几个在活动中认识的小伙伴商量共同策划一些活动，既能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也能为咖啡馆带点人气，帮它们缓解些经营上的压力。

“其间The Room”老板孙楠对这里的定位是法国古典沙龙式咖啡（受访者供图）

但除了外部的因素，内在驱动她的或许还有对学校教育的失望。2020年，玖丹考上了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原以为能在这里好好研究文学，可现实却让她大失所望。玖丹喜欢小说，觉得小说里有鲜活的故事、真实的情感，然而课堂上却总是在高谈阔论那些空泛的文学理论，真正与文本相关的讨论寥寥无几，完全脱离了文学的温度，枯燥得让她十分“崩溃”。

她回忆起本科时文学史和作品选的课上，虽然有些老师还愿意结合文学作品来讲，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书大家压根儿没读过，只能凑合着聊。比如像《包法利夫人》这样的作品，老师会花很多时间，仔细剖析包法利小时候戴的那顶奇怪的帽子是怎么写得出神入化、人物形象如何典型，但这些讲解对她来说，实在离自己的兴趣太远了。考试也不过是照本宣科，老师教你福楼拜为什么伟大，考场上你就背这个。玖丹觉得，文学不应该这么高高在上，应该是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

她决定自己行动，通过组织活动，比如召集一些喜欢读小说的朋友，每周一起分享一本书，让更多人一起去阅读、理解文学。她发现，很多人其实不是不愿意读书，而是缺少一把“钥匙”去开启文学世界的大门。她相信，一本书不一定要马上读懂，但总有一天，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书中的某些情节、某个人物的选择会和自己的人生产生共鸣，那时，文学的力量就会显现出来。

“你说他们做的事有意义吗”

第二天，我跟随王回来到大学课堂。这是一门公共选修课，参与的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王回说，往年选这门课的人不多，没开成过，今年因为其他人文学科的选修课开得不多，这门课就成了不少学生的选择。

我旁听的这节课是学生讨论，王回事先布置了阅读作业——从《消逝的光明：欧洲国际史》中选取的100页内容，要求学生分小组自设问题进行讨论。一个学生提问“英国脱欧与巴黎和会的关系”，顺着这个问题讲了自己的观点。结束时，王回指出，这个提问实际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两者并无直接关联。虽然他耐心地引导，但学生们仍旧很快转移了话题，例行公事地遵循着“章程”，分配好谁提问题、谁回应，在结束时附上几句总结。

下课铃响，学生们三三两两地离开，脸上没有讨论后的兴奋感。王回观察到了这一点，知道学生们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没有投入到讨论中。他跟我感慨，现在学生的任务很重，中国大学里的人文社科课程很难像欧美大学那样做出要求，因此课堂很多时候被迫变成了知识点的“浓缩讲解”，而这背后最大的问题是学生的阅读量不足。其实他和几位同事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在和学院一起积极探索可能的改变，但这个问题背后往往是社会性和时代性的结构因素在主导，个别学校、学院、教师的力量都显得非常单薄。

“理想的教学是什么呢？”王回说，“是一堂课就读一两篇文章，大家都读了，然后在这基础上讨论。但如果学生没时间或没意愿读书，只能退而求其次，让他们做报告。可到头来，做报告的读了，其他人还是没看书。”结果老师在课堂上只能重复枯燥的知识点，浓缩出一些要点给他们，不读也无所谓，反正记住这些就能考试过关。

夜晚的“雪山书集”

学生的目标也变得越发简单直接：通过考试、完成学业。一些学生知道如何“高效”应对任务。他们读论文只看摘要、结论，找缩写本和要点笔记代替完整的阅读，虽然效率是提高了，但就像王回说的，“隐性的学习过程没了，兴趣也就消失了”。

他打趣道，现在学术圈里有很多“学术职员”，他们对学术本身没兴趣，做学问变成了例行公事的任务。学生也学会了类似的套路，甚至出现了“职业学生培训者”，专门教人如何高效完成学业。“这些人教你怎么表现得像个好学生……原本该追求的是学术本身的乐趣，现在关心的却只是怎么把这件事‘表现’好，至于学术内容，反倒变得无关紧要了。”

他有感而发地写了篇文章，对比英国学者马克·费舍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提到的“抑郁的快乐”，他观察到，比起英国学生面对一种无比强大的现实、结构时采取的怠惰态度，中国学生反而更加积极地‘卷’起来了，“说到底，规训结构的转变仿佛更多地激发了学生们的新自由主义主体性。‘学’被抛弃了看起来仅仅是因为它‘无用’”。尽管老师们被要求用各种新方法，诸如“翻转课堂”和互动设计，可这些新招数似乎也没法让学生们真正专心。我在易寒的读书分享会上，碰到几个哈尔滨本地的大学生，大家聊起为什么会来校外参加读书会，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学校里面“太无聊”了。虽然如今课堂形式上看起来热闹，但本质上学生们只是为了应付任务，缺乏对知识的真正兴趣。

但在校外，情况完全不同，讲不好，观众就走。这种关系对学者来说是个考验，尤其是那些希望与社会接轨的学者。因此，陈翼每次都会和讲者提前沟通，区分校内外的讲法。陈翼还注意到，学校里的提问环节往往冷场，主持人一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所有人就低头看笔记，只能靠事先安排好的“表演型提问”来救场。可在校外，在提问环节几乎每次都得打断观众：“对不起，时间到了，大家别再举手了！”

观众的提问踊跃且不可预料。有次他们邀请了一位性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在青年旅舍做分享，一个男生突然问：“想给我妈买个成人性玩具，您怎么看？”一旁的陈翼当场愣住。这类问题在学校里绝不可能出现，但校外讲座就充满了这样的不可控。虽然这种不可控不是陈翼期望的反馈，但他认为这也是校外讲座的一个重要特征——多元化、反模式化。然而，玖丹对学术谈书会现在的形式并不十分满意。她觉得，报名人数太多，活动最后变成了一场单向的讲座，这种形式太过学院化，少了互动的乐趣。“其实我对讲座没太大兴趣。讲座的内容自己看书也能搞明白，没必要非得听人讲。”她希望未来能和陈翼、王回、刘俊辉一起，讨论如何改进活动的形式，让它更贴近自己心中理想的学术交流。

当天晚上，玖丹邀请我去知见在桥东街新开的线下空间“浪游者客厅”坐坐。这个小小的会客厅是她和朋友们共同打造的会客空间。她喊来了一群老朋友，大家围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起理想和现实。这时我才知道，文心咖啡所在的片区因为大学围墙再次封闭，客流减少，蒋超因此决定离开这个曾寄放他理想的地方，回到南方生活。

大家聊起了市里最近新开的一家“学术酒吧”，看上去是市场需求下的潮流场所。但玖丹和蒋超认为，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必须是自发形成的。蒋超说：“其实我很欣慰，我走了之后，哈尔滨还留下这么一帮朋友，还在做些事情。”

王回这天晚上分享了他最喜欢的一本小说《天平之甍》，讲的是一位来中国传法的日本和尚，辛辛苦苦抄了几十年经书，返程时船翻了，人没了，经也没了。“你说他们做的事有意义吗？”王回问道，又回答：“有时，做事情不必太计较结果。做的时候，你不会想那么多，只是一直做着。做出来不一定马上有意义，但你知道，你做了，就够了。”夜深了，众人散去。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翼、王回和刘俊辉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