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渠书》：司马迁眼中的“水之利害”
作者：刘畅
11-05·阅读时长17分钟
“水之利害”是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表达的核心，司马迁并非一味称颂汉武帝治水成功，他从民众福祉的角度，反思帝王治下的水利工程。虽然一个水利工程能令盐碱地变成千里沃野，但也意味着巨大人力、财力的消耗。司马迁就此看到汉武帝雄才大略的另一个侧面：他视水利工程为穷兵黩武的基础，他在诸多水利工程事倍功半背后的盲目。
负薪堵决口
从时间里寻求持存之物注定艰辛。将时间的尺度拉长到2133年，把所探寻之物放在黄河下游的故道，则只能是错愕。这是我站在河南濮阳市西南，在后寨村西北望不到边的农田上，被告知那曾是黄河下游决口处时的唯一感触。
《史记·河渠书》记载，元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前往泰山封禅，经过黄河下游，见到搁置22年的瓠子决口的灾情，于是在干旱少雨的元封二年决定堵住黄河的豁口。在山东祭拜万里沙神庙后，武帝亲临决口处，沉玉璧、白马，视察封堵黄河决口工程。那时大臣汲仁、郭昌已发动数万人在此工作，武帝要求将军以下的群臣都要背着柴草，参与施工。而司马迁也是负薪之人。后世的历史地理学家和水利学家考据，当时堵口的方法是首先用大竹竿作“楗”，沿决口一道道横向排列，插入河底，由疏到密，口门的水势减弱后，再用柴草等物填塞其中，最后在上面压置土石。工程之大，砍光了淇园的竹子，甚至当时决口所在地东郡的百姓，将生火用的柴火均用于堵口，做饭也只能烧野草。而工程之难，使汉武帝亲临现场时作《瓠子诗》，发出“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的哀叹；当年堵口成功后，又在决口旁建宣房宫，以示纪念。
如今在那片刚刚收获红薯的农田，濮阳地方研究者史国强和濮阳戚城博物馆副研究员马学泽指引我寻找千年前踪迹的线索。从村边龙王小庙往农田的东北方走，地势抬升，登上高地回身向南，最初的农田渐渐沉在缥缈的雾中，有方圆十余里。“凹地叫‘黑龙潭’，明代县志上记载这里白鸥麇集。70年前，村民还在这里游泳。它当是曾经黄河决口后冲出的大坑。”马学泽的老家就在距离此地一公里的村里，周边村庄的地名许多与水和堤坝相关，比如暗示堤坝的土垒头村、刘堤口村，暗示河中浪窝的狼窝村。马学泽记得，“高台以前更广大，20年前修大广高速时，高速路将遗址切成两半，同时就地取土，运走高台的土，现在的落差就看起来不那么明显。而仅存的高地没有被破坏，是因为当地认为那里恰是宣房宫的所在”。
在这处“宣房宫”周边不足5平方米的树丛里，至今有供奉神龛的香火，那里距离当下的地面六七米。史国强推测，由于风化，2000年多年前的落差当更大，但无法确证那就是宣房宫的遗址。不过那里曾是瓠子河决的地望几乎已是共识。1977年，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邹逸麟在编绘历史地图时，曾来此考察黄河古道，他们在这里见到，黑龙潭下挖深二树梢深处仍是沙。“黑龙潭边上有土山咀，当地人称大王庙，传说为武帝沉璧处，西南还有一土山咀，传说宣房宫处，土山咀东西似过去连成一带，山崖有静水痕迹。”史国强说。他在1995年曾陪同“黄河故道水利文物考察组”到浚县、滑县、濮阳考察，他们发现，瓠子口的位置大致在后寨村东北方向的刘堤口、宋堤口、火厢头一带，那时尚有大堤保存较完整，“大堤基本相连，断面宽60 米左右，背河高5～6米。临河侧1.5米左右”。2022年时，他又随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在后寨村做考古勘探，洛阳铲探出的土里有木屑、竹席的残片，当地村民还捐出建高速取土时挖出的六棱木桩和埽石，木桩有两米长，上圆下尖，能够深深扎入水中，而四周的菱形能令木桩彼此紧密相连，埽石则近长方形，不到30厘米长，16厘米宽，不到4厘米厚，中间都有圆形穿孔，可以由绳子串在一起，入水后不致漂走。那都是防洪时的明证。
依照后寨村的这些遗迹和遗物，结合后寨村相距刘堤口十公里的距离，以及距此西南近十公里处滑县下的村庄，既有汉堤，也有一处“宣房宫”，乃至从战国开始，中原地区就已经有在黄河边构筑百里长堤的史实。我可以想象，2000余年前，当下的农田上，沿东北—西南走向有一个绵延百里的长堤，而由于黄河在此决口23年，决口处想必也不止三五里宽。
再把视野放宽，那就是一片人河争地之下，泥沙淤积、河水漫流的场面——在滑县西南不远，就是黄河的出山口，黄河进入大平原后，长堤约束河道，泥沙在河道里淤积，黄河在濮阳处拐弯北上，大量泥沙囤积于此。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辛德勇教授在《黄河史话》中介绍，西汉初年，位于如今焦二寨村西南方向的古黎阳县河段就已存在地上河。而从那里往濮阳方向，地势渐趋平缓，流速减弱，成为宽槽河段。战国时列国修筑的堤防，距离河槽数公里或数十公里，黄河在堤内左右游荡，河槽两旁、大堤之内，淤出大片肥沃的滩地。人们在滩上垦殖居住，形成村邑，堤内居民又在堤内修筑民埝保护田园。民埝距离水面远则数公里，近则百步之遥，尤其在滑县一带乃至从黎阳到河北邯郸馆陶县东北处的黄河大堤内，民埝多至数重，因它们相互起挑水作用，形成无数曲折的河湾。河道“一折即冲，冲即成险”，汉初已成黄河险段。文帝时，在濮阳西南方的延津县决口过一次，40余年后瓠子决口，河水在此漫流，湍急处冲出一条瓠子河，向东南流入巨野泽，那是目前山东菏泽的所在地，之后史上第一次从淮河入海。
我如此竭尽脑汁，想象司马迁曾在岸边见证这样的场景，不是因为他曾见证武帝亲自指挥治河的“伟绩”——虽然那次治水被认为是隐没于神话中的大禹治水后，第一次有历史记载、规格最高的治水行动，它也最终成功，令黄河回到故道上——而只是为了接近《河渠书》的最后一句话所描述的场景，“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因为《河渠书》着实重要。司马迁在其中记录了自大禹至武帝朝重要的水利设施，开水利制度史先河。此后历代二十四史，都有一章《河渠志》。“水利”一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其中谈到“掘地财，取水利”，那里的“水利”专指源于水的鱼虾之利或渔盐之利。而中国水科院水利史研究所所长助理李云鹏博士告诉我，现代“水利”更为宏大的概念，已在《河渠书》中首次形成，特指灌溉、防洪、漕运等水利工程。
当我探寻司马迁的写作动机，试图在“现场”触及他听闻《瓠子歌》后心中升起的“悲”，堵口的艰辛是一重，长年水祸又是一重。对于瓠子决口20余年的影响，《河渠书》中只短短一句，“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那是包括如今豫东、鲁西南、皖北和苏北一带的广袤地带。《史记·平准书》中写得更为直白，“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但这似乎仍然不够。因为虽然那时此处的黄河已是险段，司马迁也记述，决口当年武帝曾派大臣救险，但决口堵住就被冲毁，但他接着写道，当时的丞相田蚡的封邑在黄河北岸的鄃，他担心堵塞决口后，黄河可能因行水不畅向北岸决口，冲淹自己的封邑，就散布“河决天定”的论调，扬言不能强行违背天意，望云气、天象和占卜的方士也认为如此，武帝竟就不再处理决口的事。而当武帝亲临治水现场，又在诗中说，“不封禅兮安知外”，将自己改变主意，归因为封禅路上才见到真实情况。
太史公提及“水利”的原话是：“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瓠子堵口的曲折，令人不禁深思，“利害”并不是受灾与治灾那般简单，它们究竟为何意？那需要“回到”司马迁记述的水利工程前去探寻。
关中的地位
《河渠书》中，兴修水利最多的时期除了汉武帝当朝，就是战国，尤其秦统一六国之前。如今被人们熟知的“秦国三大渠”有郑国渠、灵渠、都江堰，《河渠书》里未提灵渠，用62个字记述了都江堰建设的初衷、功能和效果，却用都江堰两倍多的篇幅书写郑国渠——在秦国不断向东扩张过程中，韩国得知秦国喜欢兴建工程，为了消耗秦的国力，就暗中派水工郑国游说秦，修一条用于灌溉的水渠，它要凿穿泾水，从当时的中山以西到瓠口为渠首，由此依傍北山向东，流入洛水，全长300余里。水渠还未建成，郑国就暴露了，秦王要杀他。郑国自陈，起初是因间谍而来，但渠成后确实对秦国有利。秦王觉得有道理，命他把渠修成。渠成后，引泾水灌溉两岸低洼的盐碱地4万多顷，亩产达到六石四斗。从此关中沃野千里，秦国更加富强，最后并吞诸侯各国，也因此把渠命名为郑国渠。
经过2000余年的变迁，如今郑国渠已成为引泾灌溉的水利系统的一部分，是知名的世界灌溉遗产。郑国渠渠首遗址，也就是引泾水处，位于咸阳市北方，泾阳县王桥镇船头村西北。当地政府打造景区，刚刚修筑一条从公路旁的入口穿过农田，直抵渠首遗址的路。渠首是一个高仰的山坡，其下的泾河在此拐弯，河面距坡顶30余米。坡东南侧有一个20余米的平台向东南蜿蜒，与河道形成一个夹角，平台上种着桃树。
“景区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把平台清理出来，没种树时，它的走向很清晰。”泾惠渠灌溉中心工作人员马亮向我指示了郑国渠的方位，他曾负责郑国渠所在的洛惠渠灌溉系统的申遗工作，他向我介绍，“水渠的基本原理是高度差，引水自然流入渠道，再从渠道中引水灌溉，由于河流下切，随着时间推移，河道下沉，渠首处接触不到水，就要不断向上游移动，后世逐渐挪到上游近十公里外的山里。从宋代至清代，历代渠首还都能见到。直到民国时期在山口修了一个坝，新中国成立后又建一个更大的坝，把之前的坝体包在里面。而渠首虽然变化，渠道却能一直沿用，从公路口往郑国渠首的路上也有渠水流过，那应该就是唐代的渠道。也因为渠道还需使用，近些年都对渠道做了混凝土的加固处理，渠首那一段成了最后特意保留下来的遗迹。”
当年韩国的计谋在当下仍有诸多佐证。史料记载，郑国渠是在嬴政即位秦王当年，也就是公元前246年开始兴建的，十年建成。2013年到2015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发掘郑国渠首东南方的栎阳古城遗址时，挖出郑国渠的渠道遗迹，渠道宽20米，深约6.5米。相比而言，那里汉代的渠道只有14米宽，约4米深。中国水科院水利史研究所特聘专家蒋超告诉我，修建水渠不会一劳永逸。本身泾河的含沙量就大，多年平均含沙量高达每平方米180公斤，而且是粉质沙，干燥后非常坚硬。虽然灌溉过程中水里的泥沙淤到田里，淤高地面、冲刷盐碱，把沼泽盐卤变为沃野，但也意味着堵塞渠道，需要不断组织人力清理渠道内淤塞的泥沙。并且一旦赶上水量大，渠道内向农田分流的闸门就会被冲毁，也需要修理、更换。
而考古学家和水利专家的争议，令我站在泾河畔的高坡上，对于当时工程量之大有一重更深的想象。水利专家们普遍认为，郑国渠的渠首旁没有大坝，当时的水工利用瓠口处拐弯的离心力，令河水自然流入渠道。不过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所秦建明研究员认为，渠首旁曾有过一个东西走向的拦水大坝。他们1985年至1988年间发掘郑国渠遗址时，在河两岸都发现了遗迹。坝体长2650米，河谷部分的450米坝体早年因洪水冲毁，其余分布在河东西两岸阶地上，河西阶地上存有坝体110米，坝顶高出北侧今上游地表3米；河东阶地存有2100米，今坝顶高出地面5～7米。东西两岸所存坝体断面一般呈梯形，顶宽约20米、底宽100～150米，筑土厚5～10米。坝体由细砾、黄沙土、黑红色土混合筑成。东西两侧有泄洪口的遗迹，大坝上游也有泥沙的淤积层。“2000多米的长堤，是为了让水域面积更宽，洪水来袭时，水流冲击力变小，即便从库顶漫溢，也不至于溃坝。”秦建明告诉我，建设郑国渠动用了10万人，“秦始皇修阿房宫，用人也是10万。”
如此看来，当我想象到一座地上“长城”，就此领悟司马迁着重描绘建设郑国渠背后，劳民伤财与利国利民之间难以预料的关系。蒋超告诉我，虽然用人以10万计，但按秦1亩约等于今0.69亩换算，郑国渠建成后灌溉的土地约合今280万亩，相当于如今西安市总面积的五分之一，那些土地又在关中平原的核心地带，关中平原就此获得“天府之国”的美称。对于嬴政而言，相比都江堰下的粮食走蜀道，郑国渠下的粮食无论运到咸阳，还是运往前线都便利得多，那是他横扫六国的基础。而这种关系，恰是水利工程的本质——在技术之上，水利是人力与成效的权衡。
当我将这样的标准放入司马迁自己的时代，司马迁对武帝时水利工程的列举，就别有一番意味。可以想象，他也许未曾站在郑国渠首考察，但他身在长安，距离郑国渠的灌溉区仅50余公里，他一定吃过郑国渠水灌溉的粮食。不过，那时郑国渠能覆盖的面积已不多。考古发现显示，西汉初年，郑国渠在栎阳城边的渠道已濒临堵塞。而在郑国渠上下游，分别修筑了六辅渠和白渠，用以扩充引泾水渠道的灌溉面积。其中公元前111年批准修建的六辅渠，散在郑国渠上游北岸的支流上，灌溉郑国渠旁高程高而郑国渠又无法自流灌溉的农田，白渠则比六辅渠更晚16年，渠首在郑国渠下游，几乎是一条新的水渠线路。
但《河渠书》没有详细记载这些渠，而是在武帝决意不顾瓠子决口后，笔锋一转，记述漕运和灌溉工程，其中内容几乎都与关中地区相关。起先是郑当时任大农，他向武帝提议开凿300余里的漕渠，缩短渭河通往京师的漕运周期，同时改善下游灌溉条件。又写在山西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一带的土地，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坂一带的土地，令收获的粮食沿渭河运抵关中的河东渠；在汉中打通褒斜道和便利巴蜀、汉中与京师的漕运；乃至在长安东南方的洛水上修建龙首渠。
“此外，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还在长安城西南开凿昆明池，堰交水入池，使它成为长安附近最大的人工湖，兼行灌溉之利。”陕西师范大学卜风贤教授曾在《汉武帝经营关中水利的历史意义》中分析，仅修漕渠三年，发动工卒数万人，修褒斜道又征数万人，开凿龙首渠又发动一万工卒，加之六辅渠与白渠，武帝把大量人、财、物集中投放于关中地区，保证关中地区在当时核心的政治、经济地位，既供给京师的吃穿用度，也为武帝向匈奴征战输血。正如司马迁所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而这也成为司马迁看待水利工程的更深一重标准，兴修水利的资源所用何处。因为武帝下令开凿漕渠、六辅渠时，瓠子决口和泛滥已持续了不短的时间。他在《平准书》中记，瓠子河决十余年，梁楚之地已经数度困顿，“而缘河之郡隄塞河，辄决坏”，当地官员、百姓并未随天命放弃救灾，但无人问津。
失败的龙首渠工程
“《河渠书》里，司马迁对于汉武帝兴建水利工程的复杂态度，体现在他书写瓠子堵口前的水利工程时，会把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都写出来。”秦建明让我留意漕渠、河东渠、褒斜道和龙首渠的结局，除了漕渠真正发挥了作用，河东渠只过了数年就因黄河改道废弃，褒斜道因水流湍急而不可用，龙首渠则是“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这样的结果令武帝不顾瓠子决口的选择显得讽刺，后世对武帝兴修水利的总体看法是，事倍功半。“甚至当瓠子堵口成功后，司马迁写到‘用事者争言水利’，各地官员把兴修水利当作政绩，水利工程纷纷上马，它的效果也同样可疑。”
这些失败的工程中，竟还有一处遗迹留存至今，那就是位于如今陕西大荔县和蒲城县之间的龙首渠，距离西安市区140余公里，一路高速。而秦建明告诉我，即使在西汉，那里离长安也不远，司马迁很有可能当时到那里实地考察过。“因为司马迁的老家韩城距离那里只有一两个县之隔。而当时那个地区进京有渭北大道和渭南大道，渭南大道的路线与现在陇海铁路相近，渭北大路分两叉，其中一叉从富平、蒲城，乃至韩城一带，司马迁想必会走这条路。而龙首渠的位置在大道北面不远。”
而司马迁对龙首渠细致的记载，也令人相信他很可能曾亲临现场。《河渠书》中记载，大臣庄熊罴上书说，临晋城（今大荔）百姓希望凿穿洛水，筑成水渠，引洛水灌溉重泉城（今蒲城）以东的一万多顷的盐碱地。倘若真的引来水，可以使每亩的产量达到十石。武帝认可这个想法，征调一万名士卒开凿水渠，从征县引洛水到商颜山脚下。司马迁详细说明，由于渠道易塌方，于是沿着河流在塬上和山上打井，井深40多丈。山上打井，井下互相连通，水流由此通行。水在地下流，就此穿过商颜山，东行到山岭之中十多里。井渠也由此产生。开凿井渠时掘出龙骨，水渠就被命名为“龙首渠”。
我前往龙首渠遗址，探寻兴建与失败的代价。古时的商颜山，因形似镰刀，如今称为铁镰山。龙首渠的遗迹处在民国时期修建的洛惠渠灌区之中。“井渠的优点在于，既缩短了联通距离，每一口井又能为地下供氧，还能把挖的土从井中运出来，扩大了工作面。”渭南市洛惠渠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德虎向我介绍，龙首渠建设时的艰难来自于黄土遇水沉陷，隧洞刚挖进去，山体中只要遇到流沙或冒出潜泉，人就会被吸走，埋在里面，同时形成塌方，而建成后被废弃，也是因为流水过后沉陷，淤塞无常。修渠不仅辛苦，也意味着丧命的危险。
“史书上记载，西汉之后，引洛灌溉的工程没有停歇，原理与郑国渠一样，用富含泥沙的黄河水改良盐碱地。三国时的魏明帝曹叡曾在龙首渠下游兴建临晋陂引洛灌溉。南北朝的北周武帝则有重开龙首渠的举措，唐玄宗时在通灵陂引洛灌溉。元明清时期引洛灌溉零星分布，而凿井引泉灌溉则是通行的办法。但那时龙首渠已不知所终，直到1934年修建洛惠渠时，才发现它的遗迹。”张德虎告诉我，龙首渠当年的选址非常科学，3.5公里长的河渠被选择在商颜山最薄弱的环节修建，渠线最短，土方量最小，工程量最小。以至于依靠相对现代的测绘仪器兴建洛惠渠时，人们发现隧洞和渠线的布置都与龙首渠吻合。“实际上龙首渠遗迹被发现也正源于此，当年在铁镰山修建五座隧洞，五号隧洞是总干渠的最后一个输水隧洞。在挖掘过程中，发现在距隧洞进口六里、距出口一里多的土层内，有交叉放置的‘汉柏’，那是汉代隧洞开凿时的支撑，此后又挖到了恐龙化石，那就是所谓的‘龙骨’。”
我走到五号隧洞旁，自上世纪50年代建成后，五号隧洞曾数次发生坍塌、堵塞，直到2000年才用盾构施工的办法彻底解决坍塌的问题，洞口如今已不是90多年前的模样，但洞旁一条狭长的山沟，则同样是龙首渠曾经开通后水流的通道，只是那时的河道更高。我推想那时在此地的十万工卒的生活。史料记载，龙首渠开凿于公元前120年，于公元前105年完工。虽然不知这些工卒的来历，但他们所处社会的整体面貌，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描摹得淋漓尽致。农业生产在那时似乎已不再是民众的渴望。经过60余年休养生息，武帝初即位时，如果不遇上大灾，老百姓能过得安稳，国家财政和物资储备也充足，“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是在瓠子河决口两年窦太后去世后，武帝开始大范围扩张，同时向北方、西南方出击，大开漕渠，到修建龙首渠当年，又逢山东大水灾，赈济灾民时却发现“郡国仓库挖空，仍不足以解困”。龙首渠修建第二年，公元前119年，武帝任用大商人东郭咸阳、孔仅，以及因计算出名的桑弘羊，出台一系列解决财政危机的政策，首先变动币制，整顿民间盗铸货币的现象，用常见的白鹿皮制价值巨大的皮币， 要求王侯家室朝见时用现钱换皮币进贡，以此换钱。同时宣布盐铁官营，掌握经济命脉。实行算缗，也就是针对商人的财产税，因商人谎报财产，又鼓励民众告缗，互相揭发。北京师大史学所的薛振恺曾根据《平准书》梳理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她发现公元前114年后，当朝的财政状况开始好转，而随着武帝又连续两年南征，在他登泰山封禅的元封元年，推出均输官和平准法，官府接受全国的各种积压物资，然后调剂有无， 平抑物价，朝廷基本解除财政危机。
直到龙首渠建设结束，也没有出台更多的政策。但工卒之中，也许有人曾经家境小康，因告缗过多而破产。《平准书》记载，告缗泛滥，中家以上大部分破产， “即治郡国缗钱， 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 田大县数百顷， 小县百余顷， 宅亦如之”；也许有因盐铁官营而破产的农民。“盐铁官营之前，大盐铁商人所雇佣的劳力多是破产农民。官营后征发正在田中劳作的农民去服徭役炼铁铜，铸铁器铜钱。倘若一个中等劳力可供七个人的粮食，那么就将造成‘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试论汉武帝的敛财政策》一文中分析，“受饥的农户还要上缴各种赋税口算，不堪劳苦必然逃亡，逃亡后又没有出路。而未逃亡的还要承担逃亡者的赋税”。那是《河渠书》里没有明言的秘密。修龙首渠的士卒未曾留下任何一个名字。
（参考文献：辛德勇著《黄河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著《黄河水利史述要》，黄河水利出版社，2003年版；杨生民著《汉武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卜风贤、张琳著《汉武帝经营关中水利的历史意义》，《中国农学》1998年第4期；薛振恺著《试论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文章作者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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