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期，拐卖人口高峰和法律的细化、国家严打行动是并存的，这也有浓厚的时代色彩。比如拐卖人口行为有了变化，出现犯罪主体团伙化、职业化；犯罪主体人数众多、分工明确具体，形成拐骗、中转、藏匿、贩卖“一条龙”。另外，犯罪对象也扩展到成年男性、双性人；拐卖行为也更加隐蔽，拐卖嫌疑人会反侦查，往往多次转手，给被拐卖的儿童易容、换装等等。对于这些变化，国家有很多次“严打”行动。1983年“严打”是行动中规模最大、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那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拐卖人口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到死刑，这就是为了加大打击力度，法律必须做出反应。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数据和研究表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拐卖人口犯罪的高峰期。最近被判死刑的人贩子余华英，作案高发期也是在1993～1996年间。在拐卖儿童作案高峰的年代，我们的法律如何遏制这种行为？王志祥：的确，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统计都表明，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高发期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根据《中国法律年鉴》提供的数据，我国公安机关拐卖案件立案数在1990年达到高峰，当年是26507件。1991年，拐卖案件占全国刑事案件比例是1.12%，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

如果这种行为不构成犯罪，就会直接导致儿童沦为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这不符合人类最朴素的正义观，突破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虚化法律对人权的基本保障，也破坏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的完整性，甚至最终导致社会的分崩瓦解。

拐卖人口犯罪是一种自然犯。自然犯的特点是违背人类伦理道德，在世界范围内有共性，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

比如前几年徐州丰县的“铁链女”，从云南被拐卖到徐州，就符合这个特征。

但是，对死刑的适用要保持慎重态度。要警惕“对拐卖犯罪一律判处死刑”的观点。如果对拐卖儿童犯罪一律判处死刑，贩卖者可能会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残忍杀害被拐卖的儿童，这更不利于遏制拐卖儿童犯罪。

意见》第21条规定：“明知他人拐卖妇女、儿童，仍然向其提供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健康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处。”只要能够证明中介“明知”母亲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就有构成共犯的可能。至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是拐卖儿童罪的主犯还是从犯，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件细节进行考量

认为“被买走对孩子是好事”，依然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根本没有在意孩子的人格属性，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想法。

涉及妇女被卖的案件当中，即便被拐卖妇女同意自己被卖，也不影响拐卖妇女罪的成立，因为人不是商品、物品。

王志祥：对于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首先要明确一个观念，哪怕是亲生子女也不能被当作商品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