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芯片产业的世界格局里，东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2022年5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与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韩国京畿道的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视觉中国 供图）

五年前，美国政府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其购买采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先进计算机芯片，拉开了美国持续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大幕，中国相关产业也随即进入到了特殊的发展时期。如今，这场战役的“始作俑者”特朗普又回到了白宫，不禁让人对中国芯片行业的发展更捏一把汗。

事实上，五年前特朗普的制裁只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开始。接任他上一任期的美国总统拜登，不但把“大棒”锤得更狠——除了向中国禁售美国技术制造的芯片，也通过与荷兰、日本等国的联盟，将半导体制造所需的设备和原材料对中国进行封锁；同时，拜登给出的“胡萝卜”也极具吸引力。2022年他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承诺将拨款520亿美元用于激励美国芯片制造，同时拨款数百亿美元用于未来的科学和研发投资，这其中有390亿美元将直接资助外资芯片制造厂来美国本土开设新的晶圆厂，以促进美国芯片制造能力的提升，同时降低地缘政治危机可能带来的风险。中国台湾的台积电、韩国的三星等从事芯片加工的外资晶圆厂纷纷宣布要在原有基础上，在美国追加投资和提升高端芯片的产能，它们也因此在中美之间做出了选择，不能再继续投资中国大陆。

特朗普卷土重来之后，对被视为“繁荣的关键，未来的关键”的半导体产业的重视程度必然不会减弱，但也很难在“小院高墙”的基础上再变本加厉。在特朗普与哈里斯竞选角逐的过程中，两人很少因半导体政策针锋相对，显示出美国政府重塑芯片供应链，持续打压中国的一致性和决心。接受此次专访的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邢予青告诉本刊，尽管特朗普曾表示要以加征关税，而非像《芯片与科学法案》那样撒钱的方式吸引外资来美国投资建厂，但芯片行业有其分工极细、产业链遍布全球的特点，在提高国家安全和加强供应链的后疫情时代特色下，美国已经将逆转全球化之势推进到了极致，“增加关税是特朗普‘美国优先’原则的表现，说明他并不重视自己盟友的利益。当日本和荷兰和你一起对中国实施半导体技术管制，那实际上是荷兰和日本牺牲了自己的利益。”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是目前美国在芯片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法案。2022年4月25日，拜登的车队前往该法案发布会的途中遇到了抗议的人群 （视觉中国 供图）

邢予青是全球价值链研究专家，他的论文《iPhone是如何扩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曾开创性地提出用贸易增加值来评估中美贸易平衡的理论，引发了国际贸易统计的改革。他在主编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3）：变革时期建设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全球价值链》中分析道，尽管《芯片与科学法案》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让原本随着产业分工，已逐渐退出芯片制造环节而着重于芯片设计环节的美国，正在重塑其本土的生产能力，“但半导体全球价值链在组织和地理方面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大多数‘自己的晶圆厂’的政策倡导者的想象”，换句话说，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谁都不可能在半导体供应链上实现垄断。那么，特朗普的孤立主义，究竟能给中国带来哪些机会？除了逼迫中国走自主研发之路外，原本倚赖东亚的全球芯片产业格局是否存在重新洗牌的可能？

与芯片政策类似，拜登政府签署的美国目前在新能源领域最重要的《通胀削减法案》，也正在吸引新能源企业来美国投资建厂，实现制造业回流。拜登已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新能源汽车征收100%的关税，特朗普又表示要对中国产品征收60%的关税，现在的现实是，正在制造出全球数量最多、最便宜新能源汽车的中国本土企业已无法向美国出口。但鼓吹通过开发页岩资源，降低能源成本，实现美国能源自给自足的特朗普也正在激怒在环保和气候问题上非常激进的欧洲。新能源同样关乎未来，对世界和中国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跟高端芯片市场仅由全世界为数不多的企业参与不同，新能源领域存在着广泛的供求规模，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在特朗普身上重金押宝成功的马斯克，他在中国投入了大笔资金建厂和开拓市场，这是否意味着，他有可能成为让脱钩断链的中美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的一个积极因素？

特朗普不会加大芯片限制

三联生活周刊：据我们对国内芯片行业的了解，很多企业都在美国大选前积极地囤积芯片，以应对大选可能造成的行业动荡。但是自特朗普在2017年上任总统以来，美国已经开始了对中国主要半导体企业的制裁和打压，到拜登任期，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封锁从产品延伸到材料和设备，颁布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很多专家分析，美国政府已经打出了所有能打的牌，但为什么中国企业还是会在大选前感到如此紧张？你觉得特朗普上台之后，会对半导体行业施行哪些新的政策？

邢予青：我个人认为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他们上台之后都不会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再做任何新的限制。

也许有一些美国的政客会推动对非先进制程的半导体设备进行出口管制，但美国如果将这种出口管制推广至16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的话，也会受到日本和荷兰的强烈反对，所以我认为不会有进一步的扩大。我们一直说美国对抗中国的策略是“小院高墙”，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就是这样。

如果说中国的企业担心有新的政策来进一步限制中国进口芯片，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当然也许有具体的企业，它们从事的业务可能需要美国最先进的芯片或者光刻机。但整体而言，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它对中国的半导体设备进口和芯片进口的限制，依然局限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

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台积电半导体制造工厂里工作的美国本土工人 （视觉中国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在美国所有遏制中国的半导体政策里，拜登政府在2022年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可以说是目前打击力度最大的一个。这一法案的目的是通过将芯片的产业链全都挪回到美国本土，以此来更有效地打击中国吗？

邢予青：《芯片与科学法案》希望加强的是美国高端芯片的生产能力，而不是低端的，或者叫成熟制程的芯片。现在10纳米以下芯片的客户都是美国公司，像AMD、高通、英伟达、苹果等等。对美国来说，现在的问题是10纳米以下芯片的生产92%在中国台湾，8%在韩国，这就涉及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如果台湾海峡出现危机，势必会影响到台湾高端芯片的生产。因此为了安全起见，美国希望生产高端芯片的厂商，台积电、三星等都能在美国开厂，一方面分散风险，另一方面加强美国芯片的制造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大选前一周，特朗普在电视节目中猛烈地抨击《芯片与科学法案》，称这一法案并不能吸引真正的海外优质公司，他认为应该以加征关税的方式来吸引外资来美国投资办厂。你如何评价特朗普的这种说法？

邢予青：显然，特朗普对于关税的理解是很肤浅的。他认为一加关税，东西变贵了就进不来了，于是这些东西只能在美国生产，本身这种理解就是错误的。比如说苹果公司，它要用台积电制造的芯片。芯片在中国台湾制造，再运到中国大陆进行封装，制成成品后运回美国。那怎么能够通过加关税，迫使台湾把芯片厂搬到美国呢？

最后进入美国的并不是芯片，而是苹果的产品。如果你对半导体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也许在中国的封装厂会转移到其他地方，但并不会影响芯片厂在中国台湾以及韩国和日本的分布。

在获得了美国政府数十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后，台积电决定追加投资，在美国开办三家尖端芯片生产工厂。图为2022年12月6日，台积电总裁兼联合行政总裁魏哲家（左）、董事长刘德音（中）和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右）一起庆祝菲尼克斯市新工厂开工（视觉中国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芯片与科学法案》用真金白银的补贴，吸引了外资芯片企业到美国建厂。关于这两年美国开厂的效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比如白宫发文称，两年来政府已向企业发放了承诺的390亿美元补贴中的300亿美元，并且创造了大量就业，但同时媒体报道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开办的新厂良率不高，在美国办厂还有工人工作效率低下、生产成本极高等问题。但你是很认可这一法案实施的效果的？

邢予青：当然效果很好。美国认识到投资一个半导体工厂至少要200多亿美元，需要很多钱，所以它就以补贴的方式，打动这些在制造环节占据巨大优势的海外企业来美国本土建厂。台积电已经收到了66亿美元的补贴，还拿到了50亿美元的贷款。在美国刚实施法案时，台积电表示只在美国开一两家工厂，投资400亿美元，现在它决定投资650亿美元，建第三家工厂，一下子增加了60%的投资。台积电在美国的第一座工厂一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它已经宣布该厂生产的4纳米芯片在明年就可以量产了。并且第二座工厂将在2028年量产3纳米芯片，第三座工厂将生产2纳米芯片。而三星拿到了64亿美元补贴。它原来准备在美国只投资170亿美元，现在准备投资450亿美元，要在得州建两家工厂，生产的都是2纳米的芯片。

我们要想理解这个问题，就要把它置于全球产业链中，看美国进行博弈的力量来自于什么地方。

台积电和三星虽然是半导体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但台积电只是制作芯片的代工厂，它制造的芯片是由苹果、AMD、高通、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台积电的订单需求也来自于美国，它本身不创造需求，它是“等米下锅”。我们买苹果电脑是因为我们对电脑本身有需求，而并非对芯片有需求，这就决定了台积电在半导体产业链上的博弈能力不行，而美国的终端客户，他们才是创造需求的企业。如果苹果不给台积电下订单，台积电可能就没活儿干。

当然你也可以说，如果台积电不给苹果生产，苹果也没法干了，但这并不是鸡和蛋的问题。台积电这样的芯片加工厂是重资产类型的企业，一台光刻机要几亿美元，还需要购买很多价格昂贵的材料，这些设备和资产折旧得很快。但美国的半导体企业是轻资产的，它的实力来自于它的智慧产权，品牌、设计和工程师都是不折旧的。

美国在对中国实施了半导体设备和芯片的禁运之后，台积电和三星都停止了在中国投资设厂。它们虽然是制造芯片的企业，但是它们的设备要从美国买。像台积电以前给华为生产芯片，原本华为海思做芯片设计是很不错的，它设计的芯片委托给台积电生产，但是后来美国不仅不允许美国企业卖设备给华为，并且也禁止全世界所有使用美国设备的企业给华为制作芯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长臂管辖”的方法。你如果违背了我美国的禁令，那么你就会面临着买不到美国设备的风险。

另外，台积电的客户都是美国企业，客户当然希望产品可以在美国生产。对于台积电来说，它也不希望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都在台湾生产，地缘政治的风险可能会导致它接单困难。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芯片是一个全球产业链非常长的行业，从设计到生产，从原材料到制造设备，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完成一块芯片设计制造的全过程。如果美国的目的是抑制中国尖端芯片的发展，能不能说特朗普上台会对管制效果产生反作用？因为他跟哈里斯相比，更难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合力来压制中国。

邢予青：现在任何一款芯片从原材料和设备，到它的设计和制造，根本不可能由一个国家单独完成。荷兰有光刻机，日本在原材料上占据绝对优势，它们和美国在芯片行业上是三足鼎立的，这也是为什么去年1月美国要跟荷兰和日本形成半导体联盟。荷兰阿斯麦、日本尼康、日本东京电子等半导体巨头，除了继续对中国企业禁售极紫外线光刻机，中国发展先进半导体所需的技术和材料，也被加入到它们的禁售清单里。

但特朗普曾表示，要在上台之后对中国产品加征60%关税，对其他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10%～20%的关税。这种态度就是他所说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原则，他并不重视自己盟友的利益。那么如果你不重视盟友利益的话，当日本和荷兰和你一起对中国实施半导体技术管制，那实际上是荷兰和日本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因为荷兰和日本并没有说非常担心中国半导体技术超过它们，加入了这个联盟之后，首先要忍受经济上的损失，如果未来的特朗普政权变得非常孤立的话，盟友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顾及美国的利益了。

此外，我个人认为特朗普是一个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看成一种商业交易的人。从商业交易的角度考虑，他会认为既然芯片可以赚钱，只要能卖个好价钱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进行禁售这样的限制？所以我觉得他上台以后不会再进一步加强半导体技术对中国出口的管制。

2016年，福耀玻璃在俄亥俄州莫瑞恩开设的汽车玻璃工厂的生产场景

超级全球化的时代已过去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台积电在美国设厂并不只是一个迫于压力的选择，对它来说，美国市场比中国市场更重要一些。但最近关于荷兰阿斯麦股价大跌的新闻也很受到人们关注，因为它第三季度订单量远低于预期，说明了中国市场对它的重要性。今年7月《日经亚洲评论》也报道说，美国在本土建立供应链的同时，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却在增加。该如何理解中国市场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地位？

邢予青：所以这还是我们一开始讨论的问题，到底是谁在放弃中国市场。当美国对高端芯片和半导体设备进行限制的时候，显然它会放弃一部分中国市场。

2024年阿斯麦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约占它销售总额的29%，但是在2025年，中国市场大概只能占到20%，下降了很多。一个主要原因是荷兰政府应美国要求加强了对光刻机出口中国的限制。阿斯麦最先进的极紫外线光刻机禁售中国，但是深紫外线光刻机可以出口，所以中国企业就买了很多，原因之一是防止未来有额外限制，提前备货，所以中国市场明年的需求量肯定会下降的。第二个原因是荷兰政府在今年9月宣布，未来对深紫外线光刻机的中国出口也要进行审查。半导体设备厂商的收入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卖设备，一个是提供售后服务，它占销售总额的1/3。如果中国企业在买到机器之后，无法通过阿斯麦进行零部件更换和软件更新，那肯定是不能再买了。阿斯麦从产品销售到售后服务的收入都会下降。

但是美国没有限制中低端的成熟制程芯片的设备向中国出口，所以就像你说的，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和材料供应商，它们每个季度的销售量有40%～50%来自中国。很多中国的企业也担心制造成熟芯片的设备在未来也会被禁止，所以就提前备货，市场需求量就突然增加了。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汽车芯片，现在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发展这么快，需要大量的芯片。但中国自己只能满足10%的芯片供应，其余90%都需要进口，这些芯片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像日本东京电子上个季度汽车芯片的销量中有50%来自中国。这就说明在中国市场上发展成熟制程的半导体产业的空间依然是巨大的。

在芯片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在下游的芯片封装和测试环节拥有巨大的优势。图为位于江苏南通的集成电路封测工厂车间

三联生活周刊：美国现在用行政干预的手段促使高端制造业回流，能不能说这是一种逆全球化的行为？芯片的产业链可以说是最全球细分的一个行业，但是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芯片全球化已死，芯片的自由贸易已死”。该如何理解世界芯片行业与全球化的关系？

邢予青：大概在20年前，美国的芯片制造能力占到了全球的20%，但是现在只占10%，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美国的半导体公司逐渐实现了去工厂化（fabless），像AMD创始人杰里·桑德斯有句名言说，“只有真男人才能拥有芯片厂”，因为现在建一个芯片厂要几百亿美元，但是芯片制造的资本回报率很低，所以美国的公司纷纷转型去做设计。制作芯片需要买光刻机，要建厂房，买硅晶片，要进行封装，这些都属于重资产，生产每个芯片的成本是固定的。但是设计一个芯片，无论是卖1亿个，还是卖10亿个，它的设计费是固定的，芯片卖得越多，设计成本就被摊得越低，实现规模效益。

在芯片设计的同时，没有放弃芯片制造的英特尔就提供了一个教训。长期以来，英特尔跟台积电在一定程度上是竞争关系。但为什么台积电比英特尔做得好呢？台积电不设计芯片，客户更愿意让它进行芯片生产，如果交给有设计能力的英特尔，这就存在竞争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芯片行业在各个环节都在逐渐走向专业化，每个国家或者每个企业都在专注于其中一个自己最擅长的工序或者任务。比如芯片产业里，封装和测试属于劳动密集型，中国和马来西亚就在这个领域拥有了优势。日本在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上，也逐渐拥有了非常强的技术和垄断能力。

但是现在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加强，并且由于意识形态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合作各方开始失去了原本的信任，原有的非常有效和紧密合作的半导体供应链或者是价值链，就必须重新构建了。美国讲这叫“友岸外包”，我只和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和朋友在一起合作，打造一个新的半导体价值链，而把它认为是竞争对手，甚至是敌对的其他国家排斥在外。

经济学家把全球化定义为自由贸易、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从资本的流动来讲，虽然是有限制的，但还是可以流动。只是在人的流动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资本没有任何文化色彩，但人会有，他原有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民族历史都会因为出现了冲突而影响自由流动。

我认为“全球化”没有结束，仍在进行中，只不过我们把2018年以前叫作“超级全球化”的时代，经济效益是当时唯一的目标，我们希望产业分工更精细，效率更高，资源配置最优化。在2018年之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新冠对全球的冲击，以及俄乌冲突导致的地缘危机，使得世界走向了逐渐对立的两大集团，国家安全和供应链安全成为比经济效益更重要的目标。

高端芯片厂回流美国不是为了创造就业，它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就业的能力非常低。这么做的原因是国家安全变得比以往更重要了。但是企业要考虑经济效益，因此美国政府要以补贴的形式来吸引外资投资建厂。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提到芯片全球化中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上个月末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于明年1月2日开始限制半导体和AI的对华投资，这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芯片行业人的流动会变得更有挑战？

邢予青：美国已经不在中国的设计AI芯片或者与量子计算有关的产业进行投资了。这个新的政策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不允许美国人或者是持有美国绿卡的人参与到中国项目里。一个行业的发展需要人才。台积电的张忠谋在回到台湾创业之前，在得州仪器当副总裁，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能力很少是能写在课本上的，它需要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

三联生活周刊：像英伟达这样从去年开始炙手可热的尖端科技企业，与中国市场的联系一直磕磕绊绊。去年美国政府禁止英伟达向中国销售A100、A800等型号的GPU芯片，之后英伟达根据美国出口规定，向中国市场特供的H20芯片也因为价格偏高，在中国市场上表现不佳。那么现在美国进一步禁止对华投资，这会对英伟达造成严重影响吗？

邢予青：我个人理解，英伟达在中国市场上表现不佳，是因为中国市场目前对于英伟达来说并不重要，不然它一定会生产出更合适的产品卖给中国。英伟达每个季度的盈利都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它的股价屡创新高，这就说明美国半导体禁令对它来说没什么影响，现在排队买它的芯片的公司太多了，供不应求。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邢予青（ 受访者 供图）

被卡的不是“脖子”，而是“脚趾”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一开始提到了美国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局限在高端芯片这样一个很窄的范围内，这个很窄的范围对中国经济会有多大影响？

邢予青：我觉得影响几乎就是零。

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评价一个政策是看它对经济整体性的影响，而不是说对某一个企业的影响。中国是一个18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那就是说各个产业都会有非常多的企业。所以中国经济本身的韧性应该是非常强的，不会因为某一个企业的成败和得失而对整个经济有重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直接从芯片的角度来看，使用芯片最多的领域是什么？是手机。但从美国开始对中国实施芯片禁运以来，中国的手机产业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2023年，中国的小米、OPPO和vivo三个品牌加起来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是29.6%，超过了占21.3%的三星，我们没有企业说买不到高通的芯片。再看一下电脑，联想是全球最大的电脑制造商，它所有的电脑需要的都是英特尔或者AMD的芯片，联想的生产也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还有中国现在发展非常快的电动车。电动车也是需要大量芯片的产业，中国去年生产了980万辆电动车，你想它对芯片的需求有多大，但是没有听说过哪个电动车制造商说受到打压，买不到芯片对吧？

如果说电动车使用的是成熟制程的芯片，《芯片与科学法案》限制的是高端芯片，因此我们会担心它对中国尖端科技领域产生不利影响，那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们关于未来的一种想象。我们说到芯片在算力方面发挥的作用，至少在目前来看，我们的电子支付、通信等领域，没有受到影响，至少在未来五年之内，高端芯片断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相反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挑战，如经济增长率不高、房地产危机、青年人的就业问题、需求低迷、外资比重下降等等，这些都不是因为高端芯片供应不足导致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27万美元，美国是人均7万多美元，我们和美国有非常大的距离，有许多需要去发展的领域和产业。很多人一说我们要在芯片上赶上美国，就忘了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把我们有限的资金和能力都放在芯片上面，它的投入产出比是极低的，并且面临着极大的失败的风险。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真实的中美“芯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严峻？

邢予青：你说得没错。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在芯片上被美国“卡脖子”了，但什么叫“卡脖子”？卡住脖子是会死人的，但我们几乎所有需要芯片的行业目前都发展得很好。我们现在只能算是脚趾被踩了一下。

现在很多人鼓吹一种危机，有些是因为无知，或者是因为把美国当成我们的敌人，所以故意要把事情放大，还有些就是为了骗国家的钱，比如武汉弘芯半导体骗局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国家大基金从2014年开始布局，有11500亿人民币，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在10年过去了，中国应该对投入产出做一个评估，到底它在芯片技术上实现了多少突破？这些突破又获得了多大的经济效益？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芯片产业之外，新能源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关键领域。跟《芯片与科学法案》类似，美国目前新能源领域最有代表性的政策是拜登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它也是提供真金白银，对购买美国本土组装的新能源汽车进行高额补贴。但特朗普从上届任期开始就一直在推动美国在化石燃料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他当选之后，是否会对新能源汽车的进口限制进行松绑？

邢予青：我认为这是两个问题。

在特朗普上届任期内，美国曾经是全世界产油最多的国家，也是出口石油天然气最多的国家。因为美国有丰富的页岩气资源，哈里斯在竞选期间已经改变了民主党上台之后对页岩开采的禁止态度，特朗普更是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一个能源自给自足的国家，提高化石燃料的产量，降低能源价格，因此他自然不会对电动车有多大的偏好和支持。

但是拜登已经决定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新能源汽车征收100%的关税，特朗普又说过要对中国产品征收60%的关税，所以他不可能去推动更改《通胀削减法案》的条款。特朗普和拜登的差异只是要不要在国内大力发展新能源，而不是减少对进口电动车的限制。

现在这样的变化趋势已经出现了，美国福特退出了在新能源汽车上的投资，一些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也把汽油车向电动车转型的计划推迟了。美国现在最流行的是混动车，而不是纯电动车。

是否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气候问题，更重要的是支柱产业生死存亡的问题。我在国内讲课的时候讲过，汽车产业对于美国、日本、欧洲和中国来讲都是支柱产业，但是日本的电动车现在发展很缓慢，完全没法和中国竞争，如果日本人都买中国的电动车，那日本的汽车企业岂不是要完蛋了？日本的经济是不是会受到重创？日本的政府会接受这样的现实吗？当然不会，因此它也不会对电动车的使用表现积极，不可能像中国这样，政府大力修充电桩。日本境内电动车销量每年只有10万辆，我在日本高速服务区看，停着好几百辆车，但一共只有4个充电桩，没有基础设施的支持，人们也不敢买新能源汽车。

丰田汽车的董事长丰田章男说过，他们要考虑油车往电动车转换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供应汽车零部件的中小企业倒闭。日本制造汽车零部件的中小企业就业人员有85万，制造发动机和变速箱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但是电动车只需要电池，发动机和变速箱都没有了，这也是为什么欧盟要对中国的电动车征税17%～38%。

孤立主义之下，中国的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到一个数据，当把新能源汽车的竞争力分成几个维度分别考察后，政策环境和产业支撑力方面，中国是超过美国的，但在产业基础、企业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三个领域，只是有赶超美国之势，从综合竞争力来看的话，中国和美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是持平的。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我们都会觉得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是遥遥领先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邢予青：中国的竞争力来自于规模。电动车的主要成本是电池，需要很强的续航能力。中国的优势在于可以将电池成本降到很低，中国一年生产980万辆电动车，日本一年只生产10万辆，造电池是需要固定投资的，规模上去之后，单位成本就会大幅下降。电池从技术上来说，门槛不是特别高，之所以美国、日本、德国没有像我们形成这么大的电动车产量，是因为他们造出来的车太贵了。

三联生活周刊：对国外汽车行业进行进口的限制，你在日本一定不会觉得陌生。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与日本发生贸易摩擦时，日本就是以汽车出口限制作为条件来向美国示好的。现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几乎不可能出口到美国了，欧洲也在不断发动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中国汽车出口的出路在哪里？

邢予青：80年代日本提出了一个自动限制出口政策，把对每年向美国出口汽车的数量限制在250万辆之内，之后，日本企业开始到美国投资造车。我认为中国企业的路应该也是这样的，就是去发达国家投资建厂。特朗普说得很清楚，他设置关税的目的是吸引投资。

去欧洲也是一样，对于像比亚迪这样的新能源车企来说，直接在欧洲建厂是最好的选择。欧洲在环保和气候问题上是非常激进的，欧盟要在2035年实现新燃油车的零销售，他们对特朗普的态度是反对的。中国的新能源车比欧洲本地生产的每辆便宜1万至2万欧元，在欧洲新能源市场上的份额从2020年的3%一下子上升到今年的21%，也就是说欧洲每五辆新能源车里，有一辆来自中国。现在欧洲政府就要在遏止气候变暖和让几十万、几百万欧洲人失去工作之间找到平衡，那么中国企业能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直接去欧洲投资建厂。中国的新能源车企业要实现国际化。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芯片行业来说，中美之间的这种摩擦，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全球芯片产业的新格局？中国在受到美国的禁运限制的同时，是否能在世界其他地区找到另外一些合作的可能性？

邢予青：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特朗普是一个孤立主义的代表。他上台之后不光要加中国的关税，甚至要对墨西哥的进口车加100%的关税，这本身就违反了他在2016～2020年执政期间修改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暂且不论日本在墨西哥有很多汽车制造工厂，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普遍都会认为要维护以WTO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美国这种对其他国家普遍实施制裁是非常霸道和无理的。全球贸易格局被打乱，美国肯定也会变得非常孤立。

这时候拜登时期的“友岸外包”“半导体联盟”都不可能会非常牢固，甚至可能土崩瓦解。那么这就给中国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跟日本加强合作，甚至是跟欧洲加强合作了，当然我认为跟日本合作更容易一些，因为我们之间没有更多的冲突。如果要寻求这种突破，就要考虑中日关系里，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没那么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专门写文章评价美国对华为的制裁是无理的，它在禁止向华为销售芯片和技术的同时，还以保护智慧产权的名义对华为进行制裁，这无疑大大阻碍了中国企业在芯片技术研发上的进程。而如果从中国政府的层面来看，未来中国应该在芯片技术上进行怎样的布局？

邢予青：中国就应该大力发展成熟制程的芯片，包括我们在封测环节上已经具有了优势，都应该继续发展下去。如果我们把芯片分成主要的几个应用领域，增长最快的肯定是新能源汽车，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还有一个巨大的需求缺口。

我认为，在2纳米以下芯片的技术前景充满着不确定性，市场也充满着不确定性时，政府应该与它保持距离。

三联生活周刊：新能源汽车跟芯片行业不太一样，美国可以用政策、技术和销售因素把仅有的几个晶圆厂吸引到美国，但是新能源车的市场是面向全世界的，比如特朗普跟马斯克的关系这么密切，但是他无法不让马斯克在中国建厂和销售。马斯克为了支持特朗普竞选，捐赠了1.3亿美元，特朗普也承诺要投桃报李，未来让马斯克在美国政界拥有更多话语权，如果中国市场对于特斯拉很重要，马斯克未来是否会成为让美国新能源政策松动的一个因素？

邢予青：马斯克在中国建厂给国内的新能源汽车起到过很好的示范作用。特斯拉刚进入上海市场时，它是国内新能源车市场里最成熟的。当时上海买汽油车需要拍卖牌照，买新能源汽车可以直接上牌，上海市场买一辆特斯拉30万元左右，其中牌照价值10万元，相当于20万元就能买到一辆特斯拉。这样一下子就把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需求带动起来了。

马斯克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他自然不会希望两国出现无法控制的贸易摩擦。如果马斯克在中国销售汽车遇到了非关税壁垒，比如特斯拉上路遇到的种种限制、境外汽车企业非法开展地理信息测绘这样的新闻等等，他可以直接跟特朗普抱怨，这都有可能促成中美之间，通过谈判解决贸易纠纷。我一直认为，中美之间不应该放弃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双方都有国家安全的需要，但不要将国家安全泛滥和扩大化，这些无益于促进中美之间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