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老牛）

“来不及了”的婚姻

“世钧，怎么办？你也不喜欢我，我也——我也不喜欢你。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吧，你说是不是来不及了？”说来奇怪，在张爱玲的所有小说中，我唯一记得的就是她在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里的这句台词。

当然来不及了，石翠芝说出这句沈世钧没有勇气说出的话时，新婚之夜的两人，就像茫然失措的闯了祸的小孩。两人同是民国时代南京城里的世家子弟，第一面的印象是在世钧哥哥的婚礼上，他们一个拉婚纱，一个捧戒指。可翠芝却看不起世钧，因为她家里人看不起他家。在世钧眼里，翠芝不过是骄纵傲慢的富家小姐。然而，就是这样两个彼此有些讨厌的人，最终走到了一起。人生常常是这样。

张爱玲在1950年写作的《十八春》，来自上海《亦报》的约稿。此前几年，她陷入某种创作困境：1946年仅有电影《不了情》，1947年则有电影《太太万岁》、短篇小说《华丽缘》、中篇小说《郁金香》以及《不了情》改写的小说《多少恨》，1948年、1949年连续两年没有任何新作发表。创作困境，多少与她的处境有关——1949年上海解放后，面对新政权，张爱玲心存犹疑，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的敏感关系带给她巨大的政治压力，此外，她还将胡兰成所赠财物偿还给了母亲，写剧本的稿酬又用于接济逃亡的胡兰成，生活几近穷困。

多年后，张爱玲在给好友宋琪的信中透露，《十八春》其实是仿照美国普利策奖获奖作家马宽德（J.P.  Marquand）的长篇小说《普汉先生》而写。据《普汉先生》的译者邝明艳考证，张爱玲早在香港大学读书期间，便在美国流行的老牌妇女杂志《麦考尔》上读到这部小说最初的连载，后来她还见过作者本人。小说写的是成长于波士顿传统中产阶级家庭的哈里·普汉，在哈佛大学接受正统高等教育期间，与平民子弟比尔·金结为好友。“一战”爆发后，哈里去国外参战，复员后无法与以往的生活轨迹衔接，便在比尔·金介绍下在纽约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并在此与独立女性玛文·梅勒斯结识相爱。因父亲去世，哈里回家继承家庭事务，重返世家生活轨道，而玛文不愿放弃在纽约的发展，与哈里渐行渐远。而后哈里另娶世交之女凯为妻，生活琐碎平静。与此同时，比尔·金与凯也擦出火花，但因身世个性与人生理念相去甚远，恋情无疾而终。在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上，两对曾经的恋人，只能相对惘然。

张爱玲的仿写，不但将《普汉先生》中波士顿与纽约的双城书写搬到南京与上海，就连“四角恋”的主角也可以一一对应，沈世钧对应于普汉先生，许叔惠对应于比尔·金，顾曼桢对应于玛文·梅勒斯，石翠芝对应于凯，而且将小说中的一些经典对白也原封不动保留下来。到美国后，张爱玲在20世纪60年代，又对这部《十八春》做了真正以“爱”为主题的改写，删去为了迎合当时国内环境，特意在片尾让四个青年一起奔赴支援东北的光明结局。

张爱玲为何对这一故事念兹在兹，仿写不够，还要改写，打动她的是什么呢？我想正是那份爱的惘然，“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张爱玲改写后的《半生缘》，连载于1967年2月至7月的台湾《皇冠》月刊时，用的名字正是《惘然记》。

惘然是人生的常态，“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如果放到青年时的爱恋，那份惘然更加刻骨铭心，就像张爱玲在小说开头所写：“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股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普汉先生》中，哈里和凯结婚当晚，凯同样说出哈里害怕说出的话：“哈里，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以为彼此相爱却实际上并非如此，是不是很可怕？我的意思是——要是我们只是因为应该结婚而结婚。”哈里只能吻着对方回答：“凯，也许所有人都这个样，也许千百万的人都这样。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面对不确定的爱，甚至像世钧和翠芝那样明知不喜欢对方，他们为何要走入婚姻，走入一段漫长的亲密关系？《半生缘》中，已步入中年的世钧，在一个黄昏，坐在椅子上思考自己的半生，试图剖析自己：“他只记得那时候他正因为曼桢的事情非常痛苦，那就是他父亲去世那一年。也是因为自己想法子排遣，那年夏天他差不多天天到爱咪家去打网球。有一个丁小姐常在一起打网球，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和那丁小姐或者也有结婚的可能。此外还有亲戚家的几个女孩子，有一个时期也常常见面，大概也可能和她们之间任何一位结了婚的。事实是只差一点就没有跟翠芝结婚，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

世钧的剖析，似乎意在说明婚姻的盲目，那时的他，大概还不会想到，青年人的爱也是同样的盲目。有谁愿意否定曾经的热情，有谁不会怀想那在记忆中被不断擦拭美化、闪烁着熠熠光芒的时光碎片呢？有谁知道，所有回忆，不过是怀恋永不可追的年轻时的自己与那段岁月呢？

电影《半生缘》（1997）剧照

“回不去了”的爱恋

我一直觉得，《半生缘》相对《十八春》最为精彩的改写，正是世钧与曼桢的重逢。隔着那么多年的时间还有人世悲辛，他们理应有个属于彼此的迸发时刻。在那家吵闹的茶餐厅的过道里，曼桢道：‘世钧。’她的声音也在颤抖。世钧没作声，等着她说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没法开口。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经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那句“回不去了”，正是来自《普汉先生》。

世钧与曼桢，或者哈里与玛文，为何没能在一起？在《普汉先生》中，一切似乎都是在“无事”状态下发生的，哈里生性懦弱，不能自主，父亲死后他被迫返回波士顿，料理家庭事务；而凯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野心的独立女性，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与追求，跟随哈里返回波士顿，于是分手。这样的离合际会，几乎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由于人生追求与规划的不同步而分手，彼此都不愿为对方做出牺牲与让步，这样没有激情的爱，或许正是现代人的爱情。以此来看，多年之后的重逢，玛文的那句“我们回不去了”，多少有点隔靴搔痒，不知所谓。

张爱玲显然不满意这样的处理，她再次调用那个处在新旧交替中的时代经验，为世钧与曼桢的暌违抹上传奇色彩。那时候，两个一起在上海工作、为未来打拼的年轻人，正处在甜蜜的爱情之中。两人吵架的起因是，一起回南京时，世钧的父亲竟发现曼桢很像自己当年流连风月场时遇到的舞女，这个舞女正是靠皮肉生意养活曼桢一家人的姐姐顾曼璐，世钧想让曼桢搬家，暂时断绝与姐姐往来，曼桢则心疼这个为家庭奉献自己的姐姐，愤怒地反唇相讥：“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是谁更不道德！”随后把手上戴的定情戒指摘了下来。没有想到，这次吵架过后，两人再次见面，已是物是人非的十几年后。曼桢不久就被谎称生病的姐姐骗至她的家中。曼璐唆使丈夫强奸了妹妹，又在全家人的合谋下，将她囚禁在家中将近一年，直至曼桢为她的丈夫生下一个孩子。姐姐的变态在于辛酸之后的绝望，无法生育的她，竟想靠妹妹为她生下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婚姻。就在那一年，寻找曼桢无果的世钧，和翠芝结了婚。

这样的悲剧，今天读来虽然传奇，但在那个时代，却并不鲜见。曼桢被囚禁在姐姐家的经历，更可以直接追溯到张爱玲在16岁时被父亲毒打后关在家中半年的惨痛记忆。

以前每读到这一节，总觉扼腕痛惜。可如果掩卷静思，世钧与曼桢真的合拍吗，如果没有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之间会幸福吗？回答似乎是：很难。

世钧与曼桢，看似两个独立的现代青年，能够跨越家庭的阶层鸿沟而缔结良缘，实则两人无论在性情还是观念上并不投合。自然，这一切都被掩藏在甜蜜的热恋中。世钧生性懦弱，性格温暾，并没有那种为爱付出的果决。小说中，两人因为叔惠和慕瑾都闹过一些小小的误会，曼桢开玩笑地问：“如果遇到其他人，你会把我抢回来吗？”世钧嗫嚅地回答：“我要把你抢回来。”事实上呢，当曼桢被姐姐囚禁起来，曼璐对他谎称曼桢已和慕瑾结婚搬回六安后，世钧只是懦弱地接受了这一切，从未想过跑去六安一探究竟，把她抢回来。曼桢历经劫难，逃出来后首先写信给他，得知一年不到世钧已经结婚，她才万念俱灰。多年之后，当世钧在灯下读着曼桢别前给他的信——“世钧，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不知又作何感想？

思想深处，世钧也不像曼桢那样独立自强，在恋爱中，曼桢不惧任何流言，坦然为姐姐辩护，世钧则碍于情面，要求曼桢断绝与姐姐的往来。曼桢其实对此已有认知，小说中写道：“这次和世钧冲突起来，起因虽然是为了姐姐，其实还是因为他的态度不太好，近来总觉得两人思想上有些距离。所以姐姐就是死了，问题也还是不能解决的。”

所谓“回不去”，其实只是曼桢一往情深的告别。对世钧来说，不管他是否承认，翠芝才是最适合他的归宿。爱，当在相仿的对手之间。

也许爱，不过是岁月

许多年前，初恋女友有次忽然对我说：“我感觉你不爱我，因为你的未来规划中没有我。”那时的我大概是愕然的，后来才想到，真正的爱，不正是在热情退却之后，对于生活和未来的点滴规划吗？

我有时想，世钧也许在当时，并没有觉出他对翠芝的爱，那种讨厌多半源自不了解，况且他本来就是一个温暾的人。进入中年的世钧，完全认同翠芝的看法，也认为自己就是天生的温暾水脾气。想到与曼桢的恋情，他似乎都觉得自己当时已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然而“那样的恋爱大概一个人一辈子只能有一回吧？也许一辈子有一回也够了”。看到了吗，这才是真实的世钧，当年和曼桢的恋情，已是他一生热情的顶点，也不过如此。

和翠芝在一起时，世钧才更接近自己的真实状态，就像小说中所写：“他和翠芝单独相处的时候，他们常常喜欢谈到将来婚后的情形，翠芝总希望有一天能够到上海去组织小家庭，住什么样的房子、买什么样的家具、墙壁漆什么颜色，或是用什么花纸，一切都是非常具体的，不像从前和曼桢在一起，想到将来共同的生活，只觉得飘飘然，却不大能够想象是怎样的一个情形。”

翠芝身上有她天真可爱的地方，四个年轻人在南京玩的时候，她对叔惠暗生情愫，两人抛开众人，一起划船吃饭，甚至因为叔惠，她还果断推掉和一鹏的婚约。然而富家小姐出身的她，毋宁说是将自己对外面世界的渴望，投射到了叔惠身上。对出身贫寒的叔惠而言，自尊敏感，门第的差异一直是他和翠芝无法跨越的障碍，于是两人也只能发乎情，止乎礼，相对惘然。

不论是《半生缘》还是《普汉先生》，似乎都在告诉我们，门当户对的恋情才能持久，果真如此吗？

这让我想起几天前和一个年轻朋友的聊天。她和男友都来自城市的殷实家庭。和男友谈了四年恋爱后，两人进入甜蜜的同居生活，未来他们不打算领证也不要孩子。她对“门当户对”的理解非常清晰：“我觉得双方家庭如果物质基础相差很大的话，不见得能够进入一段关系，因为物质基础肯定会影响你的价值观，如果相差悬殊，我们可能在很多观念上就不一致，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

相仿的对手，未必一定要来自相仿的门第出身，却一定要有相仿的思想与观念，尤其是他们对于爱情的理解。

在《普汉先生》中，哈里反驳比尔·金关于意义的话，虽然如同马宽德的文风，模糊冗碎，可仍能看出哈里对情感的理解是沉潜于生活的，虽然他总要在作者的强迫下加上那句“也许这就是所有人的生活”。马宽德或许不能想象，很多人只是生活，却并不思考生活。小说中，哈里是这样说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觉得好笑。所有两个人一起做的事情，像凯和我，把这些加在一起就有意义。比如孩子们、房子、狗，我们认识的人，我们出去吃饭的时间。当然，有时候凯和我也会吵架，但当你把这些事情加起来，会发现不像单看每件事情时那么糟。我的意思是，也许这就是所有人的生活。”

马宽德笔下“所有两个人一起做的事情”，张爱玲只用了一个词：岁月。世钧和曼桢的重逢，了却两人心中的沟壑，也让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走出门去才是真正的诀别。那一刻，世钧想到：“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张爱玲写下这些增改的词句那年，她的第二任丈夫赖雅离世。不管是曾经与胡兰成的激情岁月，还是和赖雅的相濡以沫，都已进入岁月深处，她不再有热情，也不再有怀念，她笔下始终难以忘怀的俗世情爱，已成为生活本身。

（本文写作参考邝明艳《张爱玲如何改写？——从〈普汉先生〉到〈十八春〉》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