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小枫

一九二九年底，一场金融灾难突袭美国，紧接着是持续四年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在此期间（一九三一），美国历史地理学家沃尔特·韦布（一八八八至一九六三）出版了《大平原：制度与环境研究》一书，随即一举成名，这年他已经四十三岁。

韦布是“西部人”的后代，他四岁时跟随父亲从东部来到得克萨斯西部：

那里是开阔、干旱的国度最为边缘［之地］，这个国度向北和向西延伸，远得超出了一个男孩的想象。在那里，我触摸到这片真实边疆的衣摆；在那里，我尝到了碱的味道……在那里，我看到庄稼被干旱烧毁，被蚂蚱吃掉，被冰雹摧残。我感受到灼热的狂风从荒原中呼啸而来，一天之内就毁灭了一年的希望，我看到一群骑马牛仔，他们盲目而又疯狂，渴得完全失去控制，脸被划得有如死亡面具。

基于自己的成长经历，韦布成了弗雷德里克·特纳（一八六一至一九三二）“移动边疆”论的坚定追随者。他将特纳所说的“西部”向西推移，以西经九十八度为界确定为“一个地理单元”：西经九十八度不仅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美国东西部的分界线，它也是一道“制度断层线”（institutional fault）。东部森林茂密，雨水充沛，地势多样，西部则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因干旱少雨而荒芜贫瘠。

早期拓殖者止步于西经九十八度线的边缘，而新的拓殖群体则跨越这道自然地理界线，凭靠左轮手枪、铁丝网和风车，他们不仅征服了这片荒原，还改变了东部湿润且森林茂密地带的制度和文化观念，锻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美利坚政治品格。西部不是东部的延伸，反倒是对东部人传承的欧洲传统的摒弃——东部的几乎所有制度要素，在西经九十八度以西都不再有效。

韦布笔下的这片“平原”更应该被称为“荒原”（desert），考虑到这个语词会让一些美国人难以接受——毕竟，“谈论一个国家的缺点和不足不会让一个作家受欢迎”，甚至会遭遇“当地人负面批评的风暴”，韦布才没有用 desert来称呼西部。实际上，半干旱的自然环境形塑了西部拓殖者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观念，改变了东部早期的殖民方式，若称之为“伟大的荒原”，其历史意义会更为彰显。

韦布将这部作品题献给了自己的父母——题词充满对拓荒前辈的崇敬和感激：“他们满怀年轻的希望离开林地，带着勇气和责任面对平原上的问题。此书多半是他们的［作品］。”不难设想，韦布所刻画的西部拓荒历程，对正被“大萧条”所引发的沮丧笼罩的美国心灵来说无异于一针强心剂：《大平原》出版后两次荣登“每月一书俱乐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榜单，一九三三年获得五年评选一次的北美社会科学著作最高奖——卢巴特奖（Loubat Awards）。一九三六年，百年老牌出版社——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推出了“商务版”（trade edition）。

要说韦布接续或复活了已然沉寂的“移动边疆”论并不为过，但在诸多方面，他又实际超越了特纳。第一，特纳论题的重点在于“进入西部”，对他来说，“西部”标志着“一种运动或方向”，而韦布的关注重点首先是西部的政治成长——他对牧场及其养牛业发展的描述一直写到一九二八年。第二，韦布善于讲故事，他以叙事体政治史学的表达方式探究历史地理学乃至历史社会学的论题，这尤其体现在他接下来出版的《得克萨斯游骑兵：守护边疆的一个世纪》（一九三五）。此书同样让人耳目一新，它实际上是《大平原》的姊妹篇，通过记叙游骑兵（西部边疆巡警）的故事，韦布探究西部制度的衍生及其生活方式的形成。游骑兵活动最频繁的地区是半干旱的得克萨斯州西部和墨西哥边境，韦伯对这一地区非常熟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其史料积累从他 “四岁被抱到西得克萨斯烈日炎炎的平原时就开始准备”了。游骑兵使用的枪支不是东部人喜欢的长步枪，而是柯尔特左轮手枪（the Colt revolver），因为前者不适合在马背上与印第安人作战。在荒原生活，人们不仅需要马匹，还需要能够自卫和不下马就能处理牛群的工具——六连发手枪及用于划分地界和饲养牲畜的铁丝网。柯尔特左轮手枪尤其让韦布意识到，荒原改变了东部的制度——既然荒原的需要能改造武器，也就一定会产生制度性影响。

第三，与特纳一样，韦布的基本关切是美国的政治成长及其民族品格的形成——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民族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我们已经分裂：无边疆民主制的危机》一书中，韦布将自己的史学观察延伸到整个美国的状况，而非仅仅限于西部。但是，韦布比特纳走得更远，接下来他将用于研究美国史的史学原则延伸到了世界史领域。在他看来，所有看似独立的世界史特征，都可以归结为自然地理环境这个单一原因的结果。

韦布在《大平原》的前言中已经宣称，他要揭示“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原则”（a principle of wide applicability）：

大平原的环境构成了一个地理单元，它的影响如此强大，以至于在其边界内生存的一切事物上都打上了独特的烙印。尤其是它改变了来自潮湿和多树木地区的美国制度和文化综合体，正如鲍威尔所说，其结果是发展出“雅利安文明（Aryan civilization）的新阶段”。 

“二战”结束之后（一九五一），韦布发表了一生中最负盛名的著作《大边疆》。《大平原》展示的历史画卷是，走出北美东部森林、踏上广袤无垠荒原的拓荒者们如何将自己从祖先们自古以来所处的自然环境中解放出来，《大边疆》则把盎格鲁-美利坚人从东部森林进入西部荒原拓荒视为日耳曼民族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伟大的向西运动的一个阶段。在数百年的殖民扩张进程中，凭靠在亚洲、非洲、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获得的“自由土地”，以及大量可以轻易开发利用的自然财富，日耳曼移民成就了现代欧洲和北美的大都市。西进拓荒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加拿大、南美洲南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里的空间几乎是空的——至少当地土著没有有效占据和利用这些空间，如今则出现了诸多繁华的大都市。

从政治地理学的意义上讲，所谓“大边疆”指日耳曼人自十六世纪以来所发现的所有新大陆，与此相对的概念则是“大都市”—西方共同体。韦布虽然把考察重点放在“大边疆”方面，但他的意图则是在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中探究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

本书所依据的假设是，所定义的大边疆是现代历史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主要前提是，欧洲人突然获得土地和其他形式的财富，促使西方文明蓬勃发展，只要边疆开放，这种繁荣就会持续四个世纪。正是在这种氛围和条件下，现代民主、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

韦布不是在为日耳曼人的地理扩张唱赞歌，相反，他让人们看到，在历时三个世纪的文明化过程中，盎格鲁-美利坚人对北美西部自然地缘的改造已达到极限，其他欧洲民族征服非欧洲民族的历史进程同样如此，而被征服的非西方民族已经在竭尽全力向征服者学习如何抵抗征服的政治技巧和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西方征服者接下来该怎么办？在汤因比看来，这是《大边疆》一书向西方人“提出的命运攸关的问题”：西方长达五百年的世界性扩张，留下的仅是一个写在遮蔽着未来的黑幕上的“可怕问号”。

这个问号如何解答，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清晰的：非西方的解放运动即便以激进方式摆脱西方统治，也是以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为价值标准，或者说以走向西方式的新社会为目标。问题在于，如果西方的全球化拓荒虽然创造出了不少海市蜃楼但却前景暗淡，那么，非西方世界的解放运动追仿西方，其结果又会怎样呢？

一九八二年春，著名的世界史权威学人威廉·麦克尼尔（一九一七至二〇一六）在题为“大边疆”的系列演讲中提出，韦布将特纳的边疆论“扩展到美国边疆之外”，提出了全球视野的“大边疆”论，乃是史学上的一大贡献。韦布的“边疆理论的远景无疑是悲观的”，但他毕竟“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框架”，让人可以把美国历史“作为全球文明扩张过程的一部分”来重新看待。据此，麦克尼尔把韦布视为“全球史观”的伟大先驱。

麦克尼尔阅历广博，他不可能没读过哈佛大学史学教授、资深外交家阿奇博尔德·库里基（一八六六至一九二八）在巴黎索邦大学所做的系列讲演（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冬）——后者在讲演中宣告，美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World Power）。麦克尼尔也不可能不知道，早在一八九五年，美国的政治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一八四八至一九二七）就出版了以大国更替为线索的世界经济史《文明及其衰落的法则》。在这两位史学家那里，不能说他们不具备以“哥伦布”为起点的全球史学观。倘若如此，麦克尼尔为何闭口不提库里基或亚当斯，仅表彰韦布是“全球史观”的开拓者呢？

麦克尼尔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他清楚地看到，战后美国的“三十年繁荣似乎有力地驳斥了韦布悲观的经济预言”。问题在于，一些史学家乐于“帮助亚洲和非洲人书写他们的历史”，从而“将美国历史看作范围广阔的欧洲扩张历程的一部分”，“摆脱欧洲的帝国主义成了［战后］新的学术潮流”。对于麦克尼尔来说，作为美国的世界史学家，他有义务回应这一史学新潮的冲击。显而易见，无论库里基、布鲁克斯·亚当斯还是特纳，都算得上是自由帝国主义的史学家。为了摆脱“自由和繁荣的民族主义史学”面临的反帝史学的挑战，麦克尼尔提出应该“将美国作为人类以及诸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放回世界当中去观察，并使其能够和旧的欧洲文明中心”一起重新看待：

通过认真地考察现代大边疆现象，我们在发现富有和成功之外，还能发现压迫和贫穷，从而避免一种对于自由主义的、拥护国教主义的美国史版本的主要批评。（《全球观》，10页）

在麦克尼尔看来，韦布的“悲观”历史观来自三十年代初美国大萧条的影响，它“不仅标志着美国历史而且标志着世界历史进程中边疆较为容易开发利用时期的终结”（《全球观》，5页）。在熟悉韦布作品的专家眼里，这种观点显然是错的。《大平原》的基调是，拓荒边疆具有伟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并没有什么悲观情绪——正因为如此，此书才会在那个时代起到振作美国精神的历史性作用。《得克萨斯游骑兵》展示了西部游骑兵如何通过采用适应特定需求的武器和行动模式，成功地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其描述同样体现了现代文明进步观，甚至还显得带有浪漫情调。只是在一九三七年的《我们已经分裂》一书中，韦布的进步主义乐观情绪才有所减弱，而这时美国已经开始走出大萧条时代。毋宁说，韦布的悲观情绪与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前的全球阴霾相关。到了战后的《大边疆》一书，韦布几乎成了反进步论者。《我们已经分裂》试图揭示“无边疆的［美国］民主制”面临的未来危机，《大边疆》则将这种观察扩展到全球：没有边疆的人类生活在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西方的繁荣以其五百年来的扩张为基础，而其制胜法宝则是不断更新的技术发明。日耳曼人征服的不是以狩猎和放牧为生的游牧民族，而是技术落后的农业民族。韦布虽然从自然地理环境的角度探究现代文明制度的衍生，却不能被称为“地理决定论者”，因为其历史地理学的重点在于凭靠技术征服自然：盎格鲁-美利坚拓荒者战胜西部荒原的工具首先是左轮手枪和铁丝网。与其说韦布是地理决定论者，还不如说他是技术决定论者。问题仅仅在于，他的确看重自然生态与技术的关系——乐观也好、悲观也罢，无不与此有关。事实上，麦克尼尔从韦布那里获得的史学启发在于，“从生态和历史的角度考察人类状况”，把“近代沿着大边疆展开的一系列生物和文化接触的互动所引发的巨变”视为“人类经验一般模式中一个晚近的且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

可是，要说对“生物和文化接触”及其互动的历史考察，麦克尼尔难道不应该首先称赞拉采尔吗？他从韦布那里得到启发后说， “由于人类对于持续的地理多样性的不同适应”，“地球上的文化图景”“从来不会均匀一致”。十九世纪末的拉采尔已经看到，欧洲人通过全球地理扩张所获得的政治资源在世纪之交已经耗尽，未来的世界政治空间得由非洲和亚洲的大片边疆区来填充。尽管如此，人类赖以生活的陆地区域是有限的，政治空间的增加最终受制于地理条件：地表形态始终与争取更大区域的政治冲动相对立。由此看来，韦布在《大平原》序言中提到盎格鲁-美利坚西部人发展出了“雅利安文明的新阶段”，这难免会让盎格鲁-美利坚的政治成长与臭名昭著的雅利安种族优越论难脱干系。

（《全球观：征服者、灾难和群落》，［美］威廉·麦克尼尔著，任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三年版；《大边疆》，［美］沃尔特·韦布著，李小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