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相”女孩离世，一起自杀背后的心理咨询暗影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6-10·阅读时长3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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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自2021年便进入法律程序、至今尚未结案的有关心理咨询的诉讼，或许反映了这个行业的现实问题。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17年9月12日，人社部发布《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宣布取消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之后国家没有出台心理咨询师执业的证照制度。但心理咨询市场却日益扩容。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心理咨询市场规模达158亿元，年增长率23%。火热的市场需求与咨询师供给“限流”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矛盾？当越来越多处于精神痛苦中的人选择这种以谈话为主导的治疗手段，心理咨询本身又面临着什么样的专业要求和行业规范？

一起自2021年便进入法律程序、至今尚未结案的有关心理咨询的诉讼，或许反映了这些现实问题。

记者｜佟畅

实习记者｜甄慕安

编辑｜王珊

棘手的病人

姚曼今年65岁，身材干瘦，脸颊、嘴唇都很单薄，眼周长着一圈圈纹路。本就矮小的她身形有些佝偻。但与这些老态同时存在于她身上的，是一股“职业女性”的气质。她文着眉毛和眼线，额前戴着用来遮挡白发的棕色假发片，衣服都是在线下的精品店买的。退休前，她是一名电台记者。现在，她是一位失去女儿的悲痛母亲，一个决意要为女儿的死讨个说法的上诉者。

姚曼在翻看女儿的照片。为了给女儿讨公道，她经常坐在这张桌前给法官写信（王旭华摄）

2021年10月22日，姚曼的女儿邢菲从天台跃下，结束生命。女儿去世后，姚曼翻阅她的遗物，发现女儿在去世前一个月，曾在两次心理咨询后向咨询师提到做完咨询“太痛苦”，有自杀的想法，但并没有得到重视。2021年11月，她将女儿咨询师所在的机构告上了法庭。2023年11月13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邢菲自杀死亡系外在因素与其内在病症相互作用的结果，咨询公司应对邢菲的死亡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姚曼是在女儿生病两年后才开始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客厅的木椅上摆着几张邢菲从小到大拍的照片，她和姚曼长得不像，单眼皮，眼睛不大，大部分照片里都梳着整齐的短发，温和的笑容中露出一排牙齿。姚曼说，女儿从小就是个敏感又小心的人，很少表达自己的情绪，但一直挺健康。2013年左右，邢菲开始出现问题。那时，研究生快毕业的她，在宿舍里总觉得能听到施工的声音，却一直找不到声音的来源。之后有一天，邢菲突然跑到了街上，想让车流撞她。几天后她又出现了幻觉，在街上大喊大叫，还被带到了公安局。

在2015年开始进行心理咨询前，姚曼和女儿辗转于北京各大医院的精神科。她后来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在这些医院里，医生有的只是简单地开药，邢菲不愿意吃；有的则会与她进行更多的交流，姚曼才知道女儿心中常年压抑着痛苦。邢菲提起，童年时父亲的出轨让她无法面对，她看到过父亲和第三者亲密的照片。

也就是在治疗的过程里，姚曼发现，如果就诊时医生表现得愿意交流，会一定程度舒缓女儿的病情。她细数着女儿接触过的大夫，提到解放军总医院一位杜医生愿意倾听女儿的烦恼，邢菲会接受对方开的药。还有个安定医院的老大夫，这位医生会跟邢菲聊时事，会根据耐药性变换着给邢菲开药。但几乎所有接触过邢菲的医生，都觉得她是一个棘手的病人，她的状态一直不能稳定下来：研究生毕业后，她进入博物馆工作，因为手抖，同事不敢让她触碰文物；有一年，她在单位里发过病，疑神疑鬼地怀疑同事；不少时候，她因为前一晚的失眠第二天无法上班。

某种意义上，心理咨询师粟超的出现，对姚曼来说是低谷时向上攀爬的一条绳索。在采访时，姚曼总是用“孩子”这个字眼代称女儿。她说孩子患病之后，整个人都“退化”了。生病前，孩子一路顺畅，上的是北京排名前列的初高中，本科和研究生也上的名校，并对做学术研究有很大的热情。但患病后，原本文静、内敛的孩子时而歇斯底里，在家里大喊，捶打墙面；房间的地板上堆着一摞摞专业书籍，她在生病后几乎不看，下班回家后就是打游戏、看动漫。不放心的姚曼还要接送她上下班。照顾孩子多年，姚曼也有过焦虑，觉得撑不下去。

《无尽的尽头》剧照

粟超是朋友推荐的。那时从整个社会来说，心理咨询的外界知晓度都不算高。一名咨询师2014年创建了自己的机构，她告诉本刊，因为获客难，当时心理咨询师很难在社会上执业，所以会有些专门的经纪人安排咨询师上电视节目，以获得曝光量。向姚曼推荐的朋友说，粟超曾经到他们公司开讲座，“很厉害”。姚曼对心理咨询了解不多，在多年的求医生涯里，她总结的经验是如果有个人愿意听邢菲说话，女儿的情绪也能平复一些。

2015年接触时，粟超已经是一家叫明心咨询公司的心理咨询机构创始人。除此之外，他头上还有很多光环。在一个名为“燕好网”的婚姻家庭咨询平台2015年9月发布的粟超的个人简介中，粟超的头衔有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特邀心理顾问，新浪微博微问日报、天涯论坛、新浪爱问、健康时报等多家公众平台专栏作家，电影心理顾问，国家注册企业EAP讲师等。除此之外，他还自称是“壹心理认证咨询师”“知名心理咨询专家”“咨询师督导”。这些名头，让处于迷茫中的姚曼从一开始就对他很是信任。

内心深处的痛苦

邢菲的心理咨询时间总是在傍晚下班后，姚曼开车载她过去。这家咨询室位于西直门的一座商住两用的写字楼的高层，进门是一个前台，里面有两间小咨询室，目前仍在正常营业。姚曼记得房间不大，中间摆着张茶几，两侧是一张双人沙发和一张单人沙发椅。粟超当时在公司的身份是总监，收费850元一小时。这个价格在行业内都算高的，一个心理咨询师告诉本刊，当时不少咨询师的收费是每小时三四百元。家庭经济条件不错的姚曼没有犹豫，与对方签了协议。

在咨询室里，粟超经常穿着黑色的西装，他长着一张圆脸，戴眼镜，留着络腮胡子。第一次见面时，姚曼以为粟超年纪很大，有四五十岁，后来她才知道对方只比邢菲大两岁，出生于1986年。姚曼和邢菲都称呼粟超“粟老师”。咨询时，粟超坐在一张沙发椅上，他的声音低沉，带有一些鼻音。姚曼现在回想，感觉他看起来总是面无表情，只有一张嘴不停地翕动，发出不算大的声音。

一直以来，姚曼把咨询当成一门“课”——粟超总是会讲一些心理学理论方面的内容。姚曼发现，每次咨询结束，女儿的心情就能平缓几天。为了让女儿能“温习”内容，姚曼在咨询时用手机录音。录音显示，邢菲在咨询时和咨询结束后多次提到过“想死”。这种念头的出现甚至没有特别的缘由。2017年5月13日，邢菲在咨询中提到在旅游途中的晚上感到疲惫，想休息却睡不着，这时脑中就出现想死的念头。还有一次，她提到自己不想活了，但很担心去世后母亲独身一人，这样的忧虑情绪发展到极端程度，她心中升起一个“不道德”的念头，“想带母亲一起走”。

痛苦的根源在跟父母的关系上。邢菲在日记里不止一次写到对父亲的复杂情感：父亲一直控制、索取，母亲既是受害者，也是帮凶。她觉得母亲不理解她的痛苦，母亲也不会发泄自己的情绪，哪怕是她刻意模仿父亲发火的模式想要唤起母亲的理解，母亲都没有什么回应。一度，她觉得母亲有抑郁症，在咨询室里也说过几次希望母亲也去治疗。这些想法都被姚曼解读为“因为她病了”“孩子的一种担心，没有安全感”。

《眼泪女王》剧照

姚曼出生于1960年，与前夫是中学同学，20多岁时结婚。姚曼说，从怀孕到女儿长大，前夫经常会流露出想要儿子的意思，女儿出生时，前夫刚知道是女儿，就踹了产房的门，这让她感觉很难堪。在成长的岁月里，邢菲似乎一直在努力迎合父亲对一个男孩的期待。幼儿园时她跟男孩玩。她一直是娃娃头，衣服穿得像小男孩，参加工作后，头发才蓄长了些。父亲研究历史，邢菲在中学阶段就确立了未来追随父亲的目标，长大后读了历史系。罗萱与邢菲是好友，初高中时和邢菲同校。她记得有次邢菲的父亲带她们几个同学去博物馆参观，她注意到邢菲很想在父亲面前好好表现。

即使是2012年父亲跟母亲离婚后，邢菲还是很惦念父亲。她会跟罗萱提起，父亲跟她吃饭时间太短，父亲跟她说起自己新家庭的事。但她也怨恨父亲。邢菲曾跟罗萱提起目睹父亲出轨的事。她愤恨地称父亲是“渣男”，讲述时她的手和脸都在颤抖，将问题上升到“男人都出轨”的层面，并对亲密关系充满抵触。罗萱觉得，邢菲身上有两股力量在拧劲。一方面她总是提起父亲出轨给她带来的伤害，对爱情很悲观；另一方面她也觉得自己未来需要一个伴侣共同生活。她一边抱怨，一边接受着母亲帮忙介绍的相亲，不合适的相亲对象总让她烦躁。

2012年父母离婚后，邢菲一直跟母亲姚曼一起生活。姚曼照顾她的起居，打扫房间、洗衣服。姚曼爱干净，家里的地板被她拖得亮堂，厨房的台面上摆着几种不同种类的洗衣液，她平时到小区里的食堂吃饭，怕食堂的不锈钢碗有洗洁精残留，总要自己冲一冲；在外面触碰门把手，都要垫一层纸。邢菲曾在咨询中抱怨过母亲的洁癖，说自己小时候母亲不愿意让她摸自己的脸，这让她感觉到疏离。2017年6月的咨询里，她还讲起母亲在她洗衣服时对她说教。

姚曼是在邢菲去世后看女儿的日记和包括心理咨询师在内的聊天记录，才知道她眼中的小事在女儿心中是沉重压力。她觉得如果女儿能够把这些话直接说出来就好了。对于给女儿介绍相亲对象，姚曼说是因为粟超建议邢菲通过建立亲密关系来缓解情绪问题。为此，她才会询问小区里推销的小伙子是否单身；会去公园的相亲角。姚曼也在反思自己。她说，几年前朋友也劝她在女儿面前“示弱”，但她当时觉得如果自己垮了，女儿会更无助。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姚曼从小就习惯了坚强。她提到自己的父亲也重男轻女，在她小时候想把她送人，她母亲因为身体原因需要静养，和她交流一直很少。“每个孩子都会遇到来自父母有意无意的伤害，这是挺正常的事情，也不要特别耿耿于怀”。

邢菲的房间里摆放着许多她喜欢的日本动漫手办（王旭华摄）

“联合”咨询

对于邢菲在咨询时或者咨询后的交流中表现出的自杀的想法，从过往的咨询录音和判决书上看，粟超并没有足够重视。在2017年4月18日的咨询中，邢菲说自己在过去的一周里闪过好几次想死的念头，想要冲向汽车。粟超回应说：“常人都会闪过这种念头，也别觉得是个问题。”他告诉邢菲，是因为她不敢面对世界才有自杀的想法。2021年9月29日在进行心理咨询两天后，邢菲在微信上跟粟超说自己有从天桥上跳下的冲动，粟超在微信上回应：“真惨，不容易呀这两天”“可以特别觉察一下，再警报什么哈”。

沈勇强是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退休教授，曾在日本学习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道：“咨询工作中，一旦来访者出现危机，心理咨询师要把一切工作抛下，先进行危机干预，这是原则。”沈勇强说，当事心理咨询师没有第一时间采取危机干预是重大失职。事实上，这个长达六年的心理咨询早在2015年邢菲第一次走进咨询室时就有些不正常。从第一次咨询开始，姚曼一直在咨询室里陪着女儿。姚曼觉得陪在女儿身边才能起到保护作用——有次邢菲独自去看中医，出来后跟姚曼说医生触碰了她胸口。对于母女同时出现在心理咨询室，明心咨询公司的管理人员告诉本刊，邢菲和母亲第一次来咨询时，他们注意到邢菲有明显的躯体化症状，手抖，且一直有高自杀风险。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采取了母女一同咨询的形式。

从录音中可以听到，咨询室里，邢菲的声音柔弱，带着尊敬、客气的语气，不少时候，粟超会向邢菲讲解情绪出现的成因，并发问引导她梳理自己的状态，邢菲经常会陷入沉默。几秒钟后，姚曼的声音会响起，帮助补充她观察到的女儿的情况。“简单心理”的创始人简里里告诉本刊，在心理咨询领域，个体咨询、家庭咨询、伴侣咨询，在设置上有相对清楚的区别。在个体咨询中，咨询工作的核心任务是处理个体的议题和创伤。如果有家庭其他成员参与，一般是在咨询过程之外，非咨询室内、辅助咨询目标的访谈。简里里提到，如果设置不清晰，母亲也在场参与成年女儿个体咨询的进程，就可能会破坏女儿个体咨询中的安全空间，也会对咨访关系带来很多复杂和困难的感受。如果从一开始就是家庭治疗的设置，母亲和女儿共同参与治疗，那么咨询的核心任务是处理家庭作为一个系统的问题，不会聚焦在深入处理某一个成员的个人议题上。

这场长达六年的咨询在2020年进一步脱轨。2020年11月底，客服告诉邢菲，粟超的咨询费要涨价到2000元一小时，这个价格让邢菲和姚曼都觉得有些昂贵。粟超也跟两人说，其实邢菲没必要一直跟他咨询，她的问题是对粟超讲的内容和训练方式不够熟练，可以找一位“陪练”来定期复习。他向邢菲母女推荐一位更年轻的咨询师于天一做“陪练”。

推荐前，粟超还询问了邢菲：“想要个严格的还是温柔的（咨询师）？”

邢菲说：“想要个耐心的。”

粟超回答：“耐心是咨询师必备的。”

从2020年12月9日起，于天一进入到邢菲的咨询中。在姚曼的记忆里，于天一打扮得很漂亮，披着长发，穿的衣服很精致，偏职业风，不是普通的衬衫、T恤。在咨询录音中，她语气温柔，会对邢菲表示鼓励。关注的问题还是邢菲的困惑和个人成长问题。姚曼告诉本刊，于天一加入后，粟超为咨询设置了新的节奏：于天一每周一次，粟超每月一次，碰上粟超咨询那周，邢菲要在一周里分别找于天一和粟超咨询。试了一段时间后，邢菲跟粟超说觉得一周咨询两次会比较累，粟超就将咨询频率改成于天一每月三次，粟超一次。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大儒心理”创始人徐凯文告诉本刊，两个咨询师同时为一个人服务，理论上是不可以的，除非是来访者有两个问题要咨询，比如一个是个人问题，另外一个是婚姻家庭问题，分别交给两个咨询师来处理，但这也需要咨询师跟来访者说明白、区分清楚。郝小艺曾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精神科心理治疗师，本硕皆毕业于海外高校的心理咨询专业。郝小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心理咨询中也有联合咨询的方式，但这种设置一般在特殊咨询场景中进行，出发点是来访者的福祉和咨询效果，并且一般由两位咨询师与一位来访者同时在咨询室中工作。而此案件中，两位咨询师很明显不符合上述情况。

对此，明心咨询公司认为，在对邢菲的咨询中，于天一只是“陪练”，从始至终没有进行独立的心理咨询，只是帮助邢菲“复习”粟超之前讲过的内容。不过，在事发后姚曼与粟超的对峙中，姚曼曾提到自杀前于天一实施的两次咨询对女儿的刺激。粟超回应称：“最关键是这个点我不能完全去控制，因为她（于天一）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咨询师。”

大胆的咨询师

“大胆”，这是粟超给与他接触过的人留下的印象。粟超是2010年获得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北师大原心理学教授张吉连今年87岁。他与粟超因为工作上的联系认识，粟超一直以“学生”自居。张吉连的印象里，至少在2008年以前，粟超就在北大附近开了一家心理咨询工作室。有一次粟超请他一起去一个来访者家里做咨询，那是个患有精神分裂的女生，20岁左右，躺在床上，已经情感衰退，无法进行正常对话。张吉连聊了几句后判断心理咨询已经不能起效了，建议家属带孩子去医院治疗。他记得粟超当天还是收了专家的“出诊费”，“起码得一两千元吧”。几年后，有一次粟超又提出要张吉连为他证明，自己在他这里接受了他多少小时的督导，张吉连觉得不能造假，拒绝了。“这个人胆大得很”。

徐凯文告诉本刊，2008年汶川地震与2010年富士康职工跳楼事件之后，国内大众对于心理危机问题开始重视，私人心理机构也多了起来。当时，开办一家心理咨询工作室只要有心理咨询师二级证书即可。心理咨询师二、三级证的考试自2003年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办。徐凯文说，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到2017年，有300万到500万人参与了这个考试，其中130万到150万人考取了证书。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曾任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教师的訾非做过二级证的面试考官，他告诉本刊，二级心理咨询师面试中，每位考生面试时间短，只有五分钟，凭此判断咨询师的胜任力还是比较难的。面试前的笔试，在一些监考不严的省份，作弊现象也比较严重。这些情况影响了咨询师队伍的建设。

粟超曾告诉姚曼，自己为什么要学习心理学，他说起自己中学时也得过三四年的抑郁症，因为父母对他期许很高，希望他读哈佛，一路博士毕业。他出现了躯体化的症状。他说后来他自己治好了自己：他买书看，改变习惯，给自己训练，不断调节心态。

在对姚曼等来访者的介绍里，粟超说自己是北大本科。学信网信息显示，粟超在2012年12月，在北京大学高等自考本科心理学专业毕业。2014年1月，他才获得了北京大学心理学学士学位。2017年粟超报考了北京大学应用心理学的研修班。研修班的学制是两年，想要获得硕士学位，需要在五年内通过全国统一的升硕考试、发表一篇论文，再完成一篇毕业论文。学信网信息显示，粟超在2022年获得了学位。一位与粟超同届的咨询师回忆，读研修班期间，有一门课是“临床督导”，学生们轮流分享最近在做的个案。粟超分享的个案总是很“难”，类如来访者有很多既往创伤史、有自杀危机、有医院的抑郁症诊断，收费要2000元一小时。该咨询师回忆，当时这个价格比老师都高不少，老师委婉地建议过他重新考虑自己的价格。那位同学观察到粟超可能是在那次课上感到不被理解，之后有一些课他就不来上了。

在他的推荐下加入咨询的于天一，则更像个“野生”咨询师。这个女孩出生于1997年，本科毕业于哈工大工商管理专业。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明心咨询公司的管理人员称，于天一是以“助理”的身份招聘进来的，在她正式开始做咨询工作之前，她参加了明心咨询公司组织的312小时的专业培训。

“300多个小时的培训，那她接受的又是什么样的培训呢？是否有过实习实践？这里面都是很模糊的”。徐凯文告诉本刊，2017年，国家取消发放二级证书之后，要成为合规的心理咨询师，主要只有两个渠道，一种是要通过“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注册系统”。注册系统采取申请制，一个明确的标准是需要申请人研究生毕业于心理学或临床医学心理方面相关专业，还需要两位已经在系统内注册的咨询师推荐。另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评判标准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的心理治疗师全国统一考试，通过考试可以获得“心理治疗师”的认证，这也需要有心理学或医学方面的专业背景。

《心理医生大卫》剧照

这些，于天一显然都不具备。在本刊采访的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于天一的入行，是国内心理咨询行业缺乏明确的准入标准与管理的展现。2017年9月1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宣布取消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之后国家没有出台心理咨询师执业的证照制度。但心理咨询市场却日益扩容。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心理咨询市场规模达158亿元，年增长率23%。面对火热的市场需求，不少心理咨询机构自行定制招聘标准，大批量咨询师没有达到明确的准入要求，没有接受必要的监管，便进入这个行业。法院一审判决书也认定，于天一并不具备心理咨询的从业资格。

混乱的市场

从2021年9月开始，邢菲在于天一的主导下开始做脱敏治疗。当时，邢菲因为相亲而困扰，表示不愿意跟男性接触。于天一提到邢菲相亲受阻的一个原因是她总是会回想起父亲出轨的事，因此无法对男性建立信任，可以通过“脱敏训练”来减轻这段童年创伤对她的影响。

“系统脱敏疗法”是由美国精神病学家沃尔普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一种治疗方法，主要是治疗焦虑症、恐怖症，其治疗原理是通过反复暴露在过敏原环境中，逐渐减少对过敏原的敏感性和反应性。比如患者害怕蜘蛛，咨询师可以按照恐惧的级别设计训练，让患者先是看蜘蛛的照片，再是和蜘蛛共处一室，直到最后试着触碰蜘蛛，通过训练最后消除对蜘蛛的恐惧。在美国心理学博士毕业、拥有美国心理学家执照、目前在美国高校从事心理咨询教学的陈曦告诉本刊，脱敏疗法是一个很常见的治疗方法，但在创伤治疗的运用中，咨询师往往要很谨慎地考虑使用这类疗法的必要性。如果患者尚没有能力应对“脱敏”的心理冲击，就有可能产生新的创伤。

邢菲接受的第一次脱敏训练在9月27日进行。训练以角色扮演、情景复现的形式展开：于天一扮演邢菲，邢菲则扮演一位朋友，于天一以邢菲的身份诉说童年时目睹父亲出轨的遭遇，邢菲则以朋友的身份倾听。姚曼发现几分钟过后女儿哭了，满脸泪水。于天一也中止了训练，开始安抚邢菲。那天的咨询记录显示，咨询进展了85分钟。在脱敏训练两天后，邢菲给于天一发消息说“脱敏治疗以后当天晚上挺难受的”，第二天早起就出现自杀的想法，到了9月29日也没有好转：“我今天起来感觉特别绝望，有强烈的自杀的想法和冲动。看到桥就想要跳下去，今天还站在工地的楼顶准备跳下去，后来被一个师傅给制止了。您看这种自杀冲动的出现跟我做脱敏治疗有关系吗？”于天一在回复中让她梳理情绪的变化，“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卡在哪里了”。

邢菲也给粟超发了消息，问他：“您认为我现在适合做脱敏治疗吗？”粟超说“日常生活能照旧，就可以脱敏哈”，也问邢菲觉得有什么阻碍。邢菲说自己恐惧与男生交往，怕对方重复父亲出轨的行为。粟超说，创伤缓解了，信心和愿望都会加强一点，回避行为和感受会好一点。据事发后于天一和姚曼的通话录音，粟超对于“脱敏治疗”是一直知情的。邢菲自杀后，姚曼问过于天一是不是自作主张给邢菲做脱敏训练，于天一承认脱敏的想法是她先形成的，但在设计脱敏方案与中途遇到阻碍时都与粟超交流过，询问过他的意见，“都是详细探讨过的”。

两周后的10月11日，于天一给邢菲进行了第二次脱敏训练。姚曼清晰地记得，晚上结束咨询走向停车场时，女儿突然情绪激动地说咨询时于天一对她说“爸爸不爱你”，她委屈地带着哭腔说“于老师瞎说”。第二天上午，邢菲给于天一发消息：“我早上起床后，脑内又出现了自杀的想法……我认为是跟昨晚做的脱敏治疗有关系。脱敏治疗做得挺难受的，还引起自杀的想法。而且秋天情绪波动大，大夫减药也不轻易减呢。何况还做这种让人回忆起创伤的脱敏治疗。我自己认为脱敏治疗起码不适合我现在做。您怎么看呢？”于天一对她的积极求助表示了肯定和鼓励，也提出可以对脱敏训练再讨论，但没有对邢菲自杀的想法进行干预。想要自杀的念头，邢菲也告诉了粟超。她明确对粟超说，觉得脱敏训练不适合自己现在做，问粟超怎么看。粟超说要跟于天一研究一下，也表示可以先不急着做脱敏训练。

訾非告诉本刊，面对患有双相、精神分裂等重性精神障碍的患者，咨询师往往应该采取辅助性、支持性的治疗，比如倾听、共情理解来访者的困扰，提醒来访者按时服药、注意季节变化对情绪的影响，和来访者一起探索如何通过调整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来减轻压力等。訾非认为，在邢菲的情况里，“目睹父亲出轨”并不必然会导致“不想找对象”。訾非提出，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在原生家庭之外建立亲密关系，例如有些有孤独症倾向的个体，宁愿过独居生活而不愿意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也应该尊重这些人的选择。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则告诉本刊，案件中，于天一这样构思脱敏训练，是受限于工作经验和受训背景。

在接受第二次脱敏治疗后的几天，邢菲和父亲曾在微信上聊天。父亲先是谈起关于邢菲工作和学术上的事，后来又说起自己的小女儿最近成了少先队员，要向姐姐学习。在聊天中，父亲还祝她生日快乐，邢菲提醒父亲记错了她的生日，她是10月20日出生。生日第二天，邢菲从天台跃下。

2023年11月13日宣布的一审判决中，法院明确提到邢菲自杀前的两次“脱敏治疗”的涉案咨询行为，对她的自杀产生了影响。对此，明心咨询公司表示不满，选择上诉。明心咨询公司认为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出于咨询行业原本的伦理设置和隐私保护，公司难以负担沉重的举证压力。“离开咨询室很多天之后的自杀需要咨询师或者咨询机构去承担最大的责任的话，那心理咨询整个行业就沦为自杀保险了？那很多人有预谋地去做心理咨询，然后去起诉机构或者是咨询师，这是不是就是会成为一个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