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6-12·阅读时长26分钟
随后蒋雨融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开账号自证清白,讲述家庭关系和成长路径,包括曾遭遇校园霸凌。她的自证同样引发争议,不但没有产生太多正面效果,甚至“越描越黑”。
但另一方面,她也是争议事件中少见的当事人,愿意直接面对舆论。在与蒋雨融交流采访的过程中,她没有像在自媒体平台上那样无畏。她担心语言交流的方式会引起歧义,一开始要求使用文字作答。她引用蒙田的思想,自比令狐冲,用苏轼的诗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为勇气做注脚。我的确强烈感受到一种彼此表达方式的差异。最后我们还是争取了一个通话的机会,将包裹在她叙述中的事实部分呈现给读者。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要讲更值得的话”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参加哈佛毕业演讲竞选的?这个选拔的过程是怎样的?你的决定跟特朗普对哈佛施压有关系吗?
蒋雨融:毕业演讲对于哈佛毕业生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荣耀,再加上最近几年我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一些思考,有很多话想说,所以在三月份学校给应届毕业生群发邮件,发出毕业演讲选拔通知时,我就报名了。
首先你要提交自己的基本信息,包括此前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学校会先进行首轮的筛选,接下来进行两轮的面试。这次最开始报名人数差不多三四百人,进入第一轮面试的是30个人,接着又筛选出包括我在内的10人,进入最终轮的面试。在三月份初选通过后,我开始准备演讲稿,前前后后大约用了两个月时间。在这期间,学校也会有老师对我们进行提升演讲表现力的指导。
三月我写初稿的时候,国际学生的处境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我没有想着去回应我们面临的这个困境。但是到了五月份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之后,我感觉自己的演讲一下子变得应景了。
蒋雨融毕业典礼演讲视频截图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你选择了“世界多元文化面临挑战”这样的主题?你的演讲以坦桑尼亚的一台中国制造洗衣机开头,很快进入到一个很宏大的叙述中。国内一些网友评论说,觉得演讲不够贴近生活,有“假大空”之嫌,对此你怎么看?
蒋雨融:我觉得这是一种选题的差异。回看哈佛往届的演讲,很多人会花很大的篇幅去讲述自己的个人故事,但是对我来讲,我希望把自我放得越小越好,开头那个洗衣机的故事里,我的自我在其中是很小的。如果我把自己的私人生活拿出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话题,美国人很喜欢听这种故事。或者选择一些轻松的内容,讲讲段子,满座哈哈一笑,最后再鼓舞一下大家“毕业加油”,别人很难挑出来毛病。
但我觉得能站在台上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想说一些更值得的话,哪怕会带来很多争议。因为我切身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撕裂,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各个身份之间的对话都越来越困难。在美国,自由派会说“地球村”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词,现在说仿佛不合时宜。而支持MAGA(特朗普2016年总统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缩写)的人也会说,“我们才是被时代抛弃的,你们在说全球化的时候,我的生活止步不前”。不管是谁,都有非常多的失望和愤怒。
我虽然出国读书很多年了,但也常常回国,也经常阅读国内媒体的文章,关注国内的社会新闻,我也能感受到国内有相似的情绪。比如最近有特权阶级抢走普通人资源的新闻,我们看到了社会的不公,但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蒋雨融开通官方微博回应后,争议进一步扩大了。
对我来说,在这样的时代,反而更需要有人说出一些“看似正确的废话”。这些话,小学生中学生都会说,但长大成人以后,工作过了、经历了社会上的很多事情,还愿意去说,去坚信,又是另一回事了。我最想对话的,是那些对我有误解、甚至反感我的人,是那些在全球保守主义崛起的浪潮中,觉得自己被“全球化的语言”扔在后面的人。我坚信,人们是互相连接的,人们的命运也是同升同落的。我也在反思,我的表达方式是否足够开放,是否能让他们听见我想讲的,而不是感受到一种道德压迫,并且我在沟通过程中,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但这毕竟是一个四分钟的大学毕业演讲,你没有办法像写论文一样,面面俱到地把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讲透,讲明白。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哈佛历史上第二个发表毕业演讲的中国学生,而且今年的情况又比较特殊,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对待哈佛的政策,还是中美关系的紧张,这时候哈佛选择了你这个来自中国的国际留学生发表毕业演讲,你觉得校方会有一些额外的用意吗?
蒋雨融:我个人是没有这种感觉的,而且我也不认同这种揣测。
首先,哈佛已经跟特朗普正面刚了,它不需要让我再去行使某种特殊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这个演讲者选拔的机制,哈佛校方是没有能力去左右最后选择谁的。
这个选拔是由各个学院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代表们,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进行的,他们会给每一个竞选者写评语,再坐下来一起讨论。他们都是非常德高望重的老师,在这个语境下,哈佛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谁可以一拍板就决定谁上谁下。如果这十多位思想独立的教授会迫于学校的压力去改变自己的意志,这对他们来说是种侮辱。他们终身教职的地位也不是哈佛校方可以改变的,所以他们也无需听从校方的意志。我认为这个选拔过程不存在阴谋论。
事实上我在走到最后一轮面试时,我的老师已经感觉到我会成为最后入选的三个人之一。我的男朋友当时也在现场,他说我演讲完之后,现场很多老教授都落泪了,包括正式演讲的时候,我后面坐着一个老奶奶和戴眼镜的老爷爷,他们都在擦拭自己的眼泪。从面试时的现场反应来看,我的演讲是挺打动他们的。
当然,我觉得我的中国学生身份非常重要,在这个舞台上我有话想讲,所以就去了。
很多人在蒋雨融海外的社交媒体评论里表达自己的支持(图源:蒋雨融Instagram)
三联生活周刊:在哈佛校园里,你是在什么时候感受到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对留学生采取一些限制措施的?你感觉哈佛的学生对此会紧张吗?会认为它会真正实施吗?
蒋雨融:最早应该是今年三月份,塔弗茨大学的一位抗议的国际学生被移民局带走,当时也没有明确地说是什么理由,她是突然被带走的,被带走的时候有人录了视频,我们都看过那个视频。塔弗茨大学离我们不远,我们平时上课的时候也会有其他学校的同学一起过来。我记得有节课上,有个男生告诉我们这个被带走的女生跟他是认识的,一下子这个事情就突然离你变得很近很近。
紧接着我们就在新闻上看到特朗普开始对哈佛的国际学生施压,要求校方把国际学生的信息都上交上去。但是很快学校就给我们发邮件说,学校一定会保护和支持国际留学生。学院里的老师们,也会发邮件说国际学生给校园带来了不同的见解和文化,我们的存在是学校最珍视的,保护国际学生是学校的使命等等。
对于我们来说,因为特朗普政策的变化非常快,虽然心里会有不安和不确定感,但感觉到学校给学生的承诺是非常坚定的,所以大多数学生都会持观望态度,看看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哈佛读研究生期间,会时常意识到自己的中国学生身份吗?中国学生是不是校园里的少数派?
蒋雨融:我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这个项目里,同一届77个同学里有四五个是华人面孔。我在演讲里也提到了,我们这些同学来自32个不同的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华人比例是让人觉得舒适自在的。
肯尼迪学院有每周五在学校举办社交活动的传统,去年中秋的时候,我向学院申请了当周周五的活动经费,去超市买了中国小零食,制作了易拉宝,写了灯谜,办了一个中秋主题的社交活动,我非常想让所有的同学都能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去理解我们是如何跨越时空的界限去表达思念之情的。之后我们还邀请了外国同学一起去查尔斯河上坐船,让他们感受在中国文化里,如何通过月亮来表达思念和情愫。
我和很多中国同学都非常愿意去传播中国文化。像我演讲时佩戴的云肩,是上一届的学姐借给我的。她去年在她的毕业典礼上也戴了。我还准备了簪子等其他饰物,但是那天太忙,没办法准备。
“如果不澄清,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寒心”
三联生活周刊:前面你也提到了特权抢占资源造成的社会不公,但是你在演讲结束之后,也是被别人诟病为特权阶级的。国内某个环保NGO组织的副理事长曾为你出具哈佛推荐信,因为你在这个NGO组织长期担任志愿者。同时网友发现,你的父亲是该组织一个专项基金执行主任,所以你被怀疑进入哈佛存在利益输送的问题。对此你怎么解释?
蒋雨融:我就读的公共管理(国际发展方向)项目, 是哈佛肯尼迪学院最严格、数理基础要求最密集的项目之一,申请流程高度标准化,项目明确要求包括以下材料:
完整的大学成绩单、标准化考试成绩(如 GRE)、个人陈述和简历、补充定量分析表格(列明已修的经济、数学、计量等课程),此外强制要求三封推荐信(至少一封来自学术背景,至少一封来自工作单位)。
我本科是双学位(经济和政治),GPA 3.96,超额选课,提前半年修完以极优等荣誉学位(Magna cum laude)毕业。我的三封推荐信分别来我本科双学位两篇毕业论文的两位导师、和在瑞士信贷银行工作时的小组长。申请哈佛的时候,我已经全职工作了很久,一封本科时代的实习推荐信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也没有必要去用实习推荐信去替代我全职工作的推荐信。
《风雨哈佛路》剧照
我之前提到过,我爸过去工作离职拿到一笔补偿金,连着自己的积蓄捐了很多钱给NGO组织。捐钱不是因为他真有钱得不行,而只是因为他想行很多善,可能是为了弥补他过去对家庭的各种内疚。NGO给了他一个荣誉头衔,属于志愿形式,他既没有拿过NGO的工资,也没有编制,不是NGO工作人员,也不是公务员。
我大学的时候,他应该是想弥补过去在我人生里的缺失,就说他在做志愿工作,问我要不要也来申请实习,父女可以多一点接触。本科我在那里实习,负责文件翻译和会议协助,主要是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他们也确实开具了一份实习生推荐信。这在任何一个实习单位都属正常范畴。但申请哈佛时,因为申请信份数限制,最后并没有提交这一封,不过他们当时并不清楚具体情况。后来他们听说我上哈佛了,找我爸要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发了公告。我更不好说把它撤下吧,这很驳人面子,录了哈佛大家都觉得沾光,当时也觉得没什么,结果现在就搞成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这封推荐信牵连到你和你父亲的关系,你说父母很早就离婚了,但是网友发现你们有一家四口合影的近照,所以很多人认为你的回应可信度下降了。随后你说过父亲的不负责任,抛弃了你和妈妈。你有没有想过,披露过多的家庭信息一定会引起更多的讨论,对你和你的家人会造成伤害?
蒋雨融:现在我已经不想再把家庭的私事放在公众面前了,关于我的家庭情况和成长环境,所有事实性的内容我都已经在自己社交媒体平台上做过坦诚回复。无论看客们是否相信,我都不会再无休止地给他们提供“人血馒头”。
我觉得家庭关系有时候是很微妙和复杂的,通过一张照片去判断感情亲疏会有断章取义的问题。我爸爸曾经离开我和我妈妈,但在我读大学之后,他又回归了家庭,我们家又有了我弟弟,我的父母之间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本月初注册了各中文社交媒体平台账号,你不会担心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直面质疑可能会更让自己陷入舆论的漩涡之中?
蒋雨融:很多人都跟我说过,在这个时候保持沉默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回应的话,这些误解或者是质疑它就会一直存在,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大家对这些事情非常的愤怒,是因为之前有非常多的社会热点,都采用标准的公关解决方案,就是:不说话。但是越不说话,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得到澄清,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寒心,就会觉得说,“你看,每次出现这些看起来像是精英的人,他们都不说话,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因此大家会越来越失望。
因为我的履历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我也没有通过作弊和走后门的方式升过学,我觉得我应该去坦诚地回复所有事实性的质疑。就像我之前说的,我相信沟通和理解的力量。可如果只是无休止地恶意揣测或造谣,我不会再一一回应,那样只是在无底洞里耗尽我的精力和尊严。我会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在更重要的事上。
图源:蒋雨融小红书账号@哈佛蒋雨融Yurong Luanna Jiang
三联生活周刊:从哈佛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样的计划?会回到中国工作吗?
蒋雨融:我拿的是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传统观念里,提到为社会服务时,大家想到的是基层组织,但其实公共领域的发展建设和社会进步也是可以通过私营企业实现的。我还有经济分析和投资的学术背景,所以计划加入一家金融初创公司。如果我们能设计出符合当地需求、风险结构合理、又能吸引资本的投资工具,那些传统上依赖政府拨款的社会领域,也有可能被撬动出新的活力。
比如我在蒙古国实习时,参与的一个项目是在戈壁沙滩建新能源发电站,这个问题之所以迫切,是因为蒙古的电力一直存在严重缺口,尤其在冬季,居民生活受到频繁停电的威胁。这个项目虽然有多边开发机构和政府的参与,但在执行层面极度依赖私营企业。它要解决的不是“是否建设电站”这种简单问题,而是如何设计出一个可持续的市场架构,让定价机制更透明、合同安排更稳定、法律与货币风险更可控,从而真正吸引外资愿意长期投入。
与此同时,我还会继续思考和写作。
排版:球球 / 审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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