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联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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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心中都有一座乐园。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作为“乐园幻想”的经典代表,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精神空间,承载着不同时代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想象。今天重读《桃花源记》,我们或许能从中获得新的启示:在个体与集体的张力中,如何寻找平衡?在现实与理想的落差里,如何坚守内心的自由?陶渊明的桃源之梦,虽遥不可及,却始终指引着我们思考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什么是“乐园”?
简单说,是有乐无苦的地方。苦乐程度各有不同。对于生物来讲,可免受饥寒,可维持生命,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基本条件,这也是人们对乐园所要求的首要条件。若能从苦难中解脱,自然可获得相应程度的安乐。能满足衣食等物质充足的需求,能从物质充足中获得安乐,方可谓乐园。此外,除了物质提供的安乐之外,在乐园中还必须能获得精神上的安乐。
“乐园”一词,并非源于中国。“独乐园”也好,“偕乐园”也好,这些名称均是园林之名,即“独乐之园”“偕乐之园”的意思,“乐”和“园”并非一个词组。当然,这两个园林之名中的“园”字,包含着“乐园”这一概念的一些本质,但却无“乐园”之语。现今所谓乐园,一般认为源于西方词语 paradise 一词的意译。
Paradise,源于波斯语 Pairidaēza 一词,词源 pairi 意思是“周围”, daēza 指“围着”。该词意思是王侯贵族为狩猎而将猎物丰富之处围起来的地方。另外,根据让·德吕莫《地上的乐园》一书所述,古波斯语中的 apiri-daeza(被墙壁围拢的果树园)一词,被古希伯来语写作 pardès 而吸收,后又同古希伯来语中被赋予“庭”一义的 gan 联系在一起,被写作 paradeisos。
成为乐园的条件是什么?依据 paradise 这一词的由来,多少可看出些端倪。那就是被围起来与外部隔离,而内部可确保安全之所。这便是成为乐园的基本条件。果树园,或是狩猎场,则可以理解为食物充足,不会受到饥饿的困扰。而且,狩猎场还兼有享乐之用。paradise一词所体现出的乐园之条件,可谓与世界各处乐园之形象从根本上是相合的。
中国人的“桃花源”
提到中国的乐园,则人们大多会首先想到桃源乡。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一文中描绘的桃源乡,被认为是最典型的乐园。桃源乡,在中国被称作“桃花源”,可谓是“乐园”的代名词。桃花源虽广为人知,但令人备感意外的是,与之相似之作或相继之作却少之又少。甚至说《桃花源记》是唯一一篇描写典型乐园的作品也不为过。原因何在?这或许反映了一些中国文化的性质。虽然中国人也向往过一种不同于现实的人生,但这个向往却不在桃花源。
追求“个人幸福的乐园”和“追求全体幸福的乌托邦”,两者都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即使个人幸福和全体幸福无法截然分开,也总是在两者间有所偏重。像《诗经》中的“乐土”——“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虽然我们无法从诗中得知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但也可想象出那里应该是个人和全体都可以安乐生活之所在。《乐土》这首诗,只是在反复表达对乐土的向往之情,可见这种思想已经渗透进人们的心里,成了一种共鸣。而在后世,却没有围绕“乐土”而展开的文学作品。《诗经》里的大部分作品本来就是民间的诗歌,其中的《乐土》也表现了庶民中有着浓厚的“乐园幻想”。
描绘个人和团体都得到了幸福的作品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后世几乎没有相似的作品,这反映了在士大夫阶层内很难产生类似陶渊明的思想。士大夫首先关心的是现实的政治问题,即便梦想着另一个世界,也无非是国家太平或个人安乐这两者之一,而对触及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的乐园,士大夫们并没有去寻求。
我们通览后世围绕《桃花源记》而写就的一些言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这篇作品被赋予的意义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唐代对于桃花源停留在“仙界”这个认识上,而且并不认为那一定是个人人向往的世界,甚至有些唐诗还表达了不只是去过桃花源的渔人,连桃花源的村民也渴望回到俗界的意思。至宋代,苏轼拘泥在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这个问题上,他强调桃花源那样的村落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南宋针对《桃花源记》则出现了寓意说,认为不出仕南朝宋的陶渊明是“节义之士”,为避秦乱而身处与世隔绝之地也成了一种暗喻。因此,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是可以反映某一时代的精神和要求的。本来对于古典文学作品,不论在哪个时代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正因为如此,各个时代中涌现出的作品才会不断地被人们欣赏着。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理想乡”
如果对于文学作品,每个时代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又可以对《桃花源记》做何种解读呢?《桃花源记》虽借用志怪小说的形式,但从其价值上看却是只属于陶渊明的一篇作品。那么是什么使得陶渊明创作出这样的佳作呢?
他的另一篇代表作《归去来兮辞》,可以成为寻找的线索。在序言部分,陶渊明一一记述了曲折的辞官经历。自己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听从他人建议而出仕为官,但总是觉得做官不适合自己。想辞官,却又下不了决心。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辞去了彭泽县令一职。虽然之前,是走是留,犹豫不决,但在彭泽县令任上,他下定决心,彻底与官界划清界限,回归故里。《归去来兮辞》便是他多年徘徊后,告别官场的一篇宣言。
决心回归故里的原因是,陶渊明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不希望受到来自外界的妨碍。换句话说,在官场中,是没办法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去生活的,活出自我,在官场中无法实现。
陶渊明叙述了自己回归故里后,在家人和邻里这一小团体中,获得了无限欢愉。他描写在小团体中获得安稳生活的作品有很多。官界–田园,在这一对立的两面中,只有选择田园,才能找回人的应有的存在方式。这是陶渊明文学的主旋律。
虽然他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构筑了官界–田园这一对立面,但在他描述的田园生活中,却没有他想要的隐的姿态。从事农活,与农民打交道,实际情况远不是文学作品中那一副被净化了的景象。现实中会牵扯到太多事情,而陶渊明对冷漠、恶意又极其敏感。因此,我们屡屡可以看到他作品中出现的对于人情冷漠的叙述。如《形神影三首·形赠影》中的“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是说谁都会死去,偶尔来这世间走一遭,转眼便去了另外的世界,不再复回。在《拟挽歌辞》中,他想象着自己已死,亲戚在荒野中为自己送葬后回去的情形。第三首有一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陶渊明认为,或许亲戚还有些悲伤,而他人早就将自己的死置于脑后而去歌唱了。这倒也不是说谁比较冷漠,只不过人这种生物本来就不过如此。
在他的《拟古九首》第六首中,诗人本打算去齐国,收拾好行囊准备出发时却犹豫起来,只因“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这两句诗,一句是说死后立刻会被人忘掉,一句是说被信赖的人背叛。这就是陶渊明的人生观,不光是官场,就连现实中的农村,他也不认为是一个人人都有善意的地方。他笔下的人与人和谐相处、安稳生活等场面,只不过是他的愿望。不只是在官场中生存艰难,只要有人群,不管在哪里,个人也无法十全十美地生活。
但现实世界中,离开群体是无法生存的。而在群体中,个人的生活必定会受到损害——这是人类的本质,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消除了个人与团体根源上的矛盾,个人在属于团体的同时也可以幸福地活着,这样的世界,难道不正是桃花源吗?在桃花源这个团体中,每个人不正是“怡然自乐”地生活着吗?
个人的安乐,集团的和谐,两者都得以实现,方可谓桃花源。桃花源是将实现了个人幸福的乐园和实现了团体幸福的乌托邦合二为一的世界。而这样的世界,也只是一个梦想,只能在文学作品中被描绘。但即便只是梦想,对人们来讲,也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人们正是怀着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信念,才会边摸索边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生存着。我们追求的桃花源,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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