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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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与情义
《给阿嬷的情书》一开始,孙子晓伟因为欠了债,听说下南洋的阿公发了财,便拿着一封尘封的侨批(注: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与汇款合一的“家书”),动身前往泰国寻找失联四十年的阿公。故事线由此切回1940年代,并主要从两条线展开。
解放战争期间,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阿公不得不抛下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只身下南洋。从马来西亚到泰国,他做过各种苦力,吃尽各种苦头。所有辛苦都汇成一封封寄回家的侨批——一块布、几块银圆、几句问候,这是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隔着山海的深爱。1960年,阿公跑船攒够了回家的路费,却在启程前夕遭遇劫船,死于盗贼之手。一个眼看就能兑现的团圆承诺,戛然而止。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下同
另一条线,是两个女性的相互托举。阿公死后,他在泰国的华人好友谢南枝接过了他未竟的责任。她本来只是帮他寄信的人,但在银信局里看到太多相似的苦命人,手里捏着那封讣告,最终没有寄出去。从此,她替一个死去的人继续做丈夫、做父亲,按时寄出每一笔钱,维持一个善意的谎言。十多年里,她独自养大了自己的孩子,也从未中断过寄往潮汕的侨批。直到影片结尾,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终于面对面坐在一起,谢南枝已经不记事,阿嬷叶淑柔一遍遍安抚她,就像安抚自己。
作为“潮汕家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家庭仍是《给阿嬷的情书》的核心关键词。三部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从父亲、母亲,到阿嬷和阿公,父辈与祖辈以近乎本能的方式托举家庭。
《爸,我一定行的》里,沉默寡言的父亲对儿子很严厉,但他用笨拙的方式为四处“闯祸”的儿子兜底;《带你去见我妈》中的母亲,一个人操持卤鹅店,打理家务,祭拜神明,维系亲戚关系,全力托举着这个家,也用她以为对的方式干涉儿子的婚姻大事;到了《给阿嬷的情书》,阿公在南洋踩三轮、做苦力,一双鞋子烫了又穿,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潮汕,阿嬷则在家乡独自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几十年里守着一封封侨批,从年轻等到白发……
这就是典型的东亚家庭——上一代对下一代不计成本的托举,牺牲自己以成全下一代。这种爱,对多数人而言并不陌生。它是我们记忆里父母沉默的劳作、祖辈无言的守候,是日后走得越远越清晰的乡愁,也是我们心头纠缠的感恩与亏欠。
《给阿嬷的情书》在“家庭”这一核心之外,还完成了更进一层的叙事递进——它将这种伦理结构从家庭扩展到家族、家乡,乃至家国。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以“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逻辑:每个人都是一个圆心,社会关系像水面上推开的一圈圈波纹,离圆心越近,关系越亲,义务越重。但这种由近及远的差序,并不意味着情义在边界处戛然而止。恰恰相反,乡土社会中的情义正是沿着这圈波纹向外层层推开的——家族是家庭的放大,家乡是家族的延伸,家国则是这种认同最外圈的投射。在乡土中国的逻辑里,一个对家人有情义的人,在面对族人的困窘、同乡的难处乃至国家的危难时,很难无动于衷。

《给阿嬷的情书》带着观众追溯,这种情义是如何从家庭内部向外荡开的。
首先是同乡之间的互助。阿公刚到暹罗时身无分文,是靠潮汕兄弟的接济才在谢南枝家的旅馆住下来;在泰国批局的长镜头里,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因无力往家里寄钱而近乎绝望,素不相识的同乡们纷纷将散钱一点一点塞到他掌心……这种“出门靠乡里”的传统,在下南洋的历史是普遍的生存法则。而侨批能在百余年间持续运转,不只是靠金融手段,更要靠这种人心之间的接济与守望。

谢南枝主动承担起阿公木生未竟的责任,使“同乡”从地缘进一步扩展到了更抽象的身份认同层面。都有着中国人的血脉,说同一种语言,认同一套做人的标准,懂得“家”的千钧分量,所以她无法对“吾妻淑柔”放手不管。
从这一层再往外推,便是家国情怀。阿公在旅馆里冒着风险开中文班,请写信先生教华侨孩子认字、读唐诗。在当时的泰国,中文学校被关闭,这类行为被认定为违法,但他还是坚持。中文班所要守护的,不只是一门语言,也是知识的传承,更是文化的根脉。
在广阔的历史图景中,侨批本身就曾大量资助困苦中的祖国,譬如抗日时期,东南亚华侨捐资捐物,甚至回国参战,侨批成为支援国内的重要管道。从寄钱养家,到教中文护根脉,再到国难当头时的倾囊相助,这几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遵循的是同一条伦理逻辑: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个家,情义从家庭出发,最终可以抵达一个更辽阔的共同体。
个体的背负
《给阿嬷的情书》打动人的是情义,不过这并非电影的全部表达。将电影置于三部曲的脉络中,还会发现一个贯穿始终的命题:个体享用这份情义,所要付出的代价。
我们与家庭的关系,并不只有温情的那一面。在感受到家庭给予的爱与支持的同时,不免受到家庭的种种约束,比如在择业、择偶等人生大事上,父母的经验与期望常常以一种不容商量的姿态降临。
而在潮汕地区,这种冲突尤为强烈,因为个体面对的不仅是家庭的压力,更有来自宗族层面的压力。时至今日,“家族主义”仍然顽强地存在于潮汕地区,从婚丧嫁娶到祭祀节庆,从族谱续修到祠堂议事,宗族伦理与评价体系仍在深度参与和规约着成员的日常生活。譬如我们如果去过潮汕(或者去过闽南地区,二者很相似),几乎每个村落,都有建筑工艺讲究、装饰精美,并且仍在发挥功能的祠堂。
一方面,宗族观念为潮汕人提供了一张覆盖内外的安全网。“家己人”的认同让族群内部保持着极高的信任度,不管是在本土还是在南洋,找到同乡就等于找到了依靠。但另一面,宗族观念也深刻束缚着个体,个体的行为需要在宗族体系里被评判。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娶什么样的媳妇、有没有参与族里的活动,都不是私事,而是关乎一个人、一个家庭在族里“有没有面子”的公事。
就比如《爸,我一定行的》里,儿子369不会读书,后来369去深圳做直播,村里人听不懂什么网红、流量,只觉得他不务正业,等到369替无良商家带货、闹出风波,父亲在熟人社会里更是遭遇族人的冷嘲热讽,“丢脸丢到我都抬不起头”。
《带你去见我妈》中,母亲强烈反对儿子泽凯娶离过婚的外省女友静姗,除了“外省人”身份带来沟通和文化上的隔阂之外,真正引爆矛盾的是静姗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母亲的理由是,“咱们家,自从我嫁进来,名声在外一直很好,要是娶个外地的,还离过婚,会被外人取笑的”。个体的婚恋选择是家庭对外展示秩序感和体面度的指标,任何偏离常规的选择都会被换算成家庭在社群中的面子损益。
进入《给阿嬷的情书》,故事主体被放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离散背景下,没有直接呈现宗族与个体的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南枝和淑柔这两个被观众深深感动的女性形象,仍会发现一些更隐蔽的东西。
南枝和淑柔在影片中都被塑造成最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丈夫是否在场,把孩子们独立拉扯大,做得尽善尽美。淑柔在家乡守了几十年,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承受贫穷、孤独和流言,从无怨言,也不追问为什么丈夫不回来。南枝终身未婚,养大了领养的孩子,还以另一个男人的名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

毫无疑问,导演对于这两个伟大女性的情感非常真切,而她们身上所展现的情义也充满力量,足以让观众在电影院里落泪。但也不必讳言,她们同时代表了一代被牺牲的女性:她们的个体需求、个人选择,甚至知情的权利,在“情义”和“家庭”的大叙事面前,被悬置了,被美学化了,被转化成了可欣赏的品质——有情有义,贤良淑德。
我们不忍追问:如果不是南枝的“善意欺骗”,淑柔是否有别的选择?如果早早知道丈夫已不在人世,淑柔是否有可能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生活?反过来,如果不是一直扮演着木生的角色,南枝是否也有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
这正是“潮汕家庭三部曲”的一条紧绷的暗线——家庭/家族的情义托举着人,也框定着人。在传统宗族伦理的框架里,个体的意愿和选择,往往需要在“家”的名义下被部分牺牲或者悬置。这种牺牲不见得会以暴烈的形式出现,更多时候它包裹在沉默里,包裹在“有情有义”的共识里,以至于连当事人自己都很难分辨,这究竟是出于自愿,还是别无选择。
和解的可能
面对家庭与个体之间如此深刻的冲突,又该怎么去纾解?“潮汕家庭三部曲”试图给出三种不同的路径。
《爸,我一定行的》通过父爱的力量来消弭冲突。影片最终的走向是,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也危机四伏——369替无良商家带货,丧失了底线,父亲那一掌虽然粗暴,却将他从泥潭中打醒。最后369开了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父亲一同帮忙打理,实现了父子和解。
《爸,我一定行的》剧照
这是一条相对保守的和解路径,儿子在现实中碰壁之后,重新发现父亲所坚守的那套朴素伦理的价值——勤恳做事、老实经营,但宗族之弊也只字不提了。
《带你去见我妈》走得更远一些,它试图让母亲跨出她的世界,去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当母亲第一次坐飞机,她很好奇,也很害怕,在飞机上突然回过头来问儿子“你妈是不是很没有用”时,这脆弱一刻也击中了屏幕前的我们。母亲一辈子在宗族和家庭编织的坐标系里活得硬朗,因为她深谙那套规则,知道怎么在其中站稳脚跟;她面对新世界时的不安——比如第一次坐飞机,和她面对子女的新观念时的抗拒,其实都是因为恐惧,她那套内化了大半辈子的体系瞬间失灵了。
《带你去见我妈》剧照
电影给出的和解之道虽然很理想化,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果长辈能像母亲那样迈出自己熟悉的世界一步,子女也能在父母的脆弱里看见他们固执背后的恐惧,代际之间的墙就不再是铁板一块。
到了《给阿嬷的情书》,它不再试图解决当代语境下的具体冲突,而是回到过去,追溯家族与情义的源头,希望我们在今日的视阈里重新审视家族的价值和意义。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下同
在个人主义高扬的今天,原子化的生存方式已经被视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独自决定、独自承担、独自生活,对不论是概念里还是现实中的“家族”“宗族”,本能地感到排斥。这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个体从传统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本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成果。但我们在推崇自由与独立的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另一面:从家庭到家族、从家乡到家国,传统社会中的情义网络在困苦中托住了无数个体,也维系了一个族群跨越几代人的凝聚力。
被传统家庭伦理滋养过、又被现代个体意识所召唤的这一代人,恰好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承受着转型的阵痛。我们在城市和故乡之间往返,在个体自由和家庭责任之间徘徊,在“为自己而活”和“为家人而活”之间找不到一条清晰的界线,我们眷恋家庭的温情,也承受着家庭束缚的疼痛。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不舒适,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我们没有自欺欺人地美化传统中那些束缚个体的部分,也没有因噎废食地抛弃传统中那些滋养了无数代人的情义价值,我们只是在艰难地摸索一个平衡点。
所以,这种夹缝中的位置,也许同时意味着一种机遇和责任——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传统中哪些是值得保留的情义,哪些是需要摒弃的沉疴;我们有条件去尝试一种既尊重个体、又不失温情的家庭关系,一种“孝而不顺”的代际伦理,一种既敢于走出去,也记得来时路的生命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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