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位于英国伯明翰大教堂内的彩色玻璃作品《最后审判》（局部），由爱德华·伯恩-琼斯设计。庄严肃穆、富于宗教感的视觉气质与《杰隆修斯之梦》的精神内涵高度契合，因此也被选作某一版本唱片的封面（Alamy/ 视觉中国 供图）

托尔金的奇幻史诗中，有一个叫比尔博·巴金斯（Bilbo Baggins）的霍比特人，此人寿数非凡，活到了131岁。比尔博的外公老图克仅次于他，寿享130岁而终。老图克的名字杰隆修斯，是一个希腊词，写作Gerontius，意思是老人。所以，老图克可谓名副其实。比尔博父系的巴金斯家族，生活富裕而平稳，受人尊重。其母系的这一脉，也就是图克家族，在财富上更胜一筹，但因怪异而遭人侧目。所谓怪异，是指他们性格里隐藏着冒险基因，到了一定时候，他们就会不告而别，悄然消失。两大家族的特质在比尔博身上共存，看似庸庸碌碌的巴金斯先生，在等待一个成为英雄的契机。

终于在比尔博50岁那年，老图克当年的朋友甘道夫带着一群矮人找上门来。矮人们奏响长笛、单簧管、中提琴、竖琴和鼓，演唱了一首《越过雾气弥漫的冷山》（Far Over the Misty Mountains Cold）。托尔金写道：“于是，他内心图克家族的一面苏醒了。他想去看看巍峨的群山，倾听松林和瀑布的声音，探索深不可测的山洞，他想要佩戴宝剑而不是拄着拐杖。”但是，比尔博很快就从冲动中清醒，他打了个冷战，又变回住在小山下袋底洞的巴金斯先生。

图克家族的长寿和勇气，都赋予杰隆修斯这个名字更多的象征意义，让人想到很多人生格言。比如，“生命要么是一场勇敢的冒险，要么什么都不是。”（海伦·凯勒）或者，“去奋斗，去寻找，去发现，而永不屈服。”（丁尼生）老图克名声虽大，却只是中土世界里的一个次要人物，他甚至都没有真正出现过。另一个更有名的故事，是爱德华·埃尔加的清唱剧《杰隆修斯之梦》（The Dream of Gerontius）。

1900年伯明翰三年一度音乐节上首演爱德华·埃尔加《杰隆修斯之梦》的节目单（视觉中国 供图）

埃尔加的这部作品，改编自神学家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同名长诗，是诗人皈依天主教之后的作品。它讲述一个信徒的灵魂从濒临死亡开始，如何经过炼狱的洗礼升入天国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杰隆修斯复杂的情感，化身为不同身份的人物——亲人、魔鬼、天使与牧师，呈现死亡平静表面之下的冲突。《梦》在1901年的首演是一场灾难，愤怒的埃尔加将失败归罪于上帝：“过去我总说上帝是反对艺术的，现在我依然深信不疑。”后来，该剧在欧洲和美洲大受欢迎，在本国的命运却始终因其天主教的性质而起伏不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1857-1934）晚年在他的工作室中（视觉中国 供图）

1916年，为了给战时的红十字会筹集善款，伦敦交响乐团举行“杰隆修斯音乐节”（Festival Gerontius），在女王音乐厅连演六场埃尔加作品，曲目是《梦》和《英格兰的精神》（The Spirit of England）。音乐节的组织者是著名的女低音歌唱家克拉拉·巴特（Clara Butt），她说，举办音乐节的主旨是抚慰哀悼的心灵：“战争给了我们一种不同的看待死亡的态度，许多之前没有信仰的人，现在也争着相信死后是有来世的。”

巴特说得没错，但战争对宗教观的影响还不止如此。2025年底上映的英国电影《合唱团》（The Choral），以音乐节发生的1916年为背景，讲述拉姆斯登（Ramsden）小镇合唱团演绎《梦》的经过。拉姆斯登的原型，据说是西约克郡的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当地合唱团和《梦》颇有渊源：早在1905和1907年他们就演出过《梦》，也曾派出18位合唱演员支援“杰隆修斯音乐节”。电影中有一段关于“炼狱”问题的对话：

小镇牧师：英国国教在这点非常明确：没有炼狱这种地方。

克莱德：没有炼狱？听着，我明天就能带你去。前线十码开外就是炼狱，那地方叫“无人区”。每次我们愚蠢地发起进攻，如果幸运，也许能穿过去；那就是炼狱。有人蹒跚向前，有人惨死其间，有人试图跑出来，又被军官驱赶回去，不听话就枪毙。那就是炼狱。

电影《合唱团》剧照

扮演杰隆修斯的战士克莱德，因为在战争中的见闻和遭遇，而自愿放下宗教偏见，接受天主教的炼狱之说。但是，炼狱不只存在于战场上，也不只属于年轻人，在后方有着另一种炼狱，那是属于老人的炼狱。但是，让我们先从年轻人说起。战士克莱德，不过二十来岁，何以扮演垂老的杰隆修斯？指挥格斯里自有他的理论，在他看来，战争改变了克莱德的个性，那种深沉，足以抵消他与角色之间的年龄差距：

你抽到一手烂牌，讽刺的是，正因如此你拥有了成为天才的条件。女友移情别恋、断肢，更不用说你在战场上看到的惨状。……有些人，这也许听上去很荒唐，宁愿失去右臂，以换取你的天分。很难说是残忍还是偏爱，但这就是命运给你的补偿。现在，身处人生的低谷，恰好也是你抓住机会的最佳时刻。

诗人T. S.艾略特就在那些羡慕克莱德的人之列，而他也写出了另一种炼狱。1918年秋天，在又一次申请入伍被拒后，他给父亲写信说：“我感觉比7月的时候老了好几岁！”第二年11月，31岁的艾略特写了一首新诗《小老头》（“Gerontion”，Gerontion是Gerontius的变体）。正如标题所暗示的，这个小老头不同于杰隆修斯，他既没有值得炫耀的人生事迹，也不奢望宗教的救赎。诗歌以一幅荒凉的场景开篇：“我在这里，一个老人在干旱的月份，/听一个男孩读报纸，等着下雨。”这个老人的一生碌碌无为：“我从未到过火热的隘口/或在温热的血雨中鏖战/从未曾趟过齐膝的沼泽，手举弯刀，/也未在战场上被蚊虫叮咬。”小老头这般人生虚度的心境，实则是青年艾略特的真实感受，他在十年后回忆：“战争毁了我和所有人，但主要是我”，“那是一种我从未真正参与其中也未能彻底置身其外的经历”。诗歌题记里的三行有着类似的结构：“你从未有过青春也未到老年/仿佛只是在晚餐后的小睡中/将这两者梦见。”有人说，这些“从未……也未”的结构，正是困在两个世界之间仿佛身处炼狱的写照。

艾略特笔下的“小老头”，在电影中有对应的人物。但是，在说正题之前，先来读一首战争诗人欧文（Wilfred Owen）的作品。这首诗叫《老人和年轻人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Old Man and the Young”），是1918年3月至6月欧文在约克郡里彭军事基地休养时所作的。在这首诗里，欧文将《圣经》里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假戏真做，一心要证明自己的虔诚，亚伯拉罕拒绝天使的劝说，不肯用公羊换下祭台上的以撒：“但是那老人不肯听劝，杀死了儿子，/又接着，杀戮欧洲半数的后代”。对于战争的荒谬，欧文这首诗可谓切中要害。电影里的磨坊主达克斯伯里正是这样一位亚伯拉罕式的人物：政治上他是身份尊贵的市议员，经济上他是合唱团的资助者，钢琴师罗伯特形容他说话像“黑格元帅”，在舞台上他演唱魔鬼的角色，生活中他把儿子送上战场。然而达克斯伯里自己何尝不是在经历炼狱：丧子之痛、夫妻隔膜、像陵墓一样寂静的家。

在《梦》的逆袭故事里，战争固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更重要的内在的原因，在于埃尔加音乐中的民族性，这点在电影中也得到了回应。指挥格斯里（Dr. Guthrie）如此向管理委员会介绍埃尔加：“在德国他就是神，有着和瓦格纳一样高的地位。”这番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埃尔加确实得到过理查·施特劳斯的肯定，被称为“英国第一位进步作曲家”（progressivist）。但是，在爱国热情高涨的战争年代，宣扬与德国的关系并非明智之举，德国音乐还是英国音乐，在当时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合唱团排练巴赫《马太受难曲》时就曾遭到抗议。爱国人士砸破排练场地的窗户，要求“德国佬，滚回去”！管理委员会被迫开会另选曲目：

主席（磨坊主）：有很多备选项。

格斯里：比如说？

主席：贝多芬，多明显啊。

格斯里：德国人，多明显啊。

牧师：亨德尔。

钢琴师：是这样，他后来成了英国人，但一开始是德国人来着。

格斯里：啊，这取决于扔砖头的人迂腐的程度如何。

摄影师：门德尔松？

格斯里：德国人，而且是犹太人。当然，还有勃拉姆斯，我见过他。但是，唉，他也是德国人（Hun）。

电影《合唱团》剧照

在音乐的问题上，德国人有着理所当然的优越感。早在1854年，德国诗人特奥多尔·冯塔内（Theodor Fontana）就在游记《伦敦之夏》（Ein Sommer in London）中写道：“众所周知，音乐是英格兰的阿喀琉斯之踵。”德国作家、记者施米茨（Oscar A.H.Schmitz）在1904年出版的专著《没有音乐的国度：英国社会的问题》（Das Land ohne Musik: Englische Gesellschafts Probleme）中，认为英国的许多社会问题，与其音乐水平的现状一样，都是民族特质的表现：

我自问，这个民族到底缺少什么，是善良、对人性的热爱、虔诚、幽默，还是审美？不，所有这些英国人都不缺，甚至在有些方面胜过我们。最后我找到了症结所在，英格兰因而与其他文明国家拉开距离，且程度之大令人惊叹——这点人人承认——所以也算不上什么新发现，但是，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还需要强调，那就是：英国是文明国家中唯一没有自己的音乐的一个民族（民间歌谣除外）。

话不能算错，毕竟在珀塞尔之后，英国音乐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而在那之后，在埃尔加出现之前，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英国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大师。英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试图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他在音乐笔记《灵魂的白兰地》（Brandy of the Damned: Discoveries of a Musical Eclectic）中这样写道：

（一个英国知识分子）不喜欢谈论关于生命或人类命运的“宏大命题”，而那些提出这类问题的人，会被认为是在装腔作势。既然伟大的音乐都多少关切过这些“宏大命题”，好的艺术和文学也是一样，他就对此抱着怀疑态度。思考抽象的问题，和在公众面前袒露观点与情感一样，被他嗤之以鼻，认为不够英国。……（你无法想象英国能出一个但丁，或歌德，或陀思妥耶夫斯基）。

怎样才够英国？来看看艾略特的定义：

（文化这个词）包含一个民族所有的活动和兴趣：德比赛马日、亨利皇家赛艇会、考斯帆船周、八月十二日（松鸡狩猎季开始）、足总杯决赛、赛狗、弹球台、飞镖盘、温斯利代尔奶酪、煮熟切块的卷心菜、醋泡甜菜根、十九世纪哥特式教堂以及埃尔加的音乐。

在这个文化清单中，前11项都是英国人喜爱的娱乐活动，最后2项才是抽象且宏大的建筑和音乐。威尔逊和艾略特的定义相加，也许就是英国的民族性，至少托尔金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说，霍比特人的原型，“就是淳朴的英国人，身材被有意缩小，用来比喻多数人想象力的局限。”在写给传记作者德博拉·韦伯斯特（Deborah Webster）的信中，他以霍比特人自居：

我其实就是一个霍比特人（除了个头）。我喜欢花园、树林和非机械化耕作的农田；我抽烟斗，喜欢清淡食物（不用冷藏的那种），但受不了法国烹饪；即使在这个沉闷的年代，我也喜欢并且敢穿装饰性的马甲。我爱吃蘑菇（地里种的）；只会极简单的幽默（连欣赏我的评论家都觉得无趣）；我晚睡晚起（在可能的时候），不怎么旅行。

托尔金说得或许没错，英国人没什么想象力；威尔逊的话听上去也有些道理，莎士比亚不如但丁和歌德深刻。但是，深谙生活的哲学，喜欢唱歌，这才是英国人的特点。霍比特人比尔博·巴金斯先生，偏爱安稳舒适的小日子，但是一曲《越过雾气弥漫的冷山》，就足以唤醒其“图克家族的一面”。《合唱团》里唱功不好的达克斯伯里，被从主角的位置撤下。当得知魔鬼角色有独唱后，他半推半就地接受任命，有些怅然又有些庆幸地说，“真希望我没那么爱演唱！”在英格兰的音乐史上，俯拾皆是优秀的经文歌、弥撒曲、牧歌和摇滚乐作品，珀塞尔、塔弗纳和披头士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平凡还是伟大，或许从来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霍比特人》里索林·橡木盾（Thorin Oakenshield）评价比尔博的这段话，用来总结这番关于英格兰的讨论，或许也说得过去：

西方之地的孩子啊，你内心的善，比你自己知道的要多。几分勇气，几分智慧，在你身上恰到好处地共存。我们当中，要是有更多人像你一样，热爱食物、欢笑和歌声胜过贪恋窖藏的黄金，这世界将会多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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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乐》2026年第5期

「诗可以歌」

前奏｜杰隆修斯们的救赎

华彩｜成为布罗茨基：命运的结晶体

变奏｜纪念吕克特逝世160周年

幕间｜斯普克编舞版《冬之旅》

再现｜布莱希特的诗和艾斯勒的《好莱坞歌本》

泛音｜王尔德：快乐王子的黑暗之歌

追光｜龚琳娜：去做一只自由鸟

安可｜马切洛《d小调双簧管协奏曲》之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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