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一点，小学班主任孟晓冉被一通来电叫醒，对方是班上一个女同学的家长，语气十分激动：“老师，那个男生一直在欺负我女儿！”孩子妈妈在电话里说了一连串的事情，上一节课小组讨论，男孩说她女儿“菜”；这次更过分，故意把东西弄到地上，让她女儿去捡。妈妈认为孩子被言语侮辱，尊严被践踏，要求男生必须当着全班的面给女儿道歉，对方家长也必须道歉，“不然就报警。”

这不是孟晓冉第一次接到深夜电话了。近几年开始，她会在早上五六点或晚上十二点，频繁收到家长的信息，“如果我没有及时回复，家长就会一直打电话。”而这次孩子妈妈在电话里控诉的事件，孟晓冉很清楚。那天课堂上，男孩想捉弄女孩，故意把东西扔到地上，让女孩去捡。女孩当时就跑来跟孟晓冉说了情况，孟晓冉问清楚后，当场批评了男孩，让他把东西捡回来。男孩照做了，也向女孩道歉了。在孟晓冉看来，这件事已经处理完了。

可女孩的家长并不这么认为。孟晓冉理解家长的心情，但她也明白，小孩之间经常互相打闹，并非针对某个人。“这种小摩擦在班级里每天都会发生，家长很容易代入大人之间的想法，上升到‘霸凌’的高度。”一旦家长带着受害者心理反复向孩子强化这类判断，孩子回家后，再把学校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喂”给家长，久而久之，孩子感知世界的方式也会失调。

《欢乐家长群》剧照

作为班主任，孟晓冉经常收到来自这个女孩的“举报”。两个孩子说话时手不小心碰了一下，女孩认定对方打了她；课堂上举手回答问题，请她回答一次，接下来轮到其他同学，她没被点到，就会当场发脾气，说“老师你又不请我！”而每一位教过她的老师，都收到过她对某个同学的不满。时间久了，孟晓冉发现，班里的孩子开始排斥她，甚至有家长私下讨论，“她每天都跑去班主任那里告状，我让我孩子别跟她玩。”

除了代入自身视角，家长也容易将自己的情绪投射到事件中。一年级英语教师周敏就处理过一起类似的家校沟通事件。某次外教课后，一位学生的爸爸找到周敏，要求外教给孩子道歉。起因是孩子回家向爸爸哭诉，说外教在课堂上当众嘲笑自己。实际上，当时课上教到万圣节，外教在黑板上画了南瓜灯鬼脸，但孩子听不懂英文，主观误以为老师画的图案是在嘲笑自己。周敏记得，当时孩子的爸爸明确提到，自己小时候遇到了一个态度很差的英语老师，导致英语没学好，从此很讨厌英语。为了不让孩子重蹈覆辙，他一定要找外教讨个公道。

《欢乐家长群》剧照

周敏已经教了20年小学，在跟家长的大量接触中，她发现，“很多家长在校园时期对学校和老师的一些做法是存在看法的，他们可能有过被压制、被冷落的经历。”学生时期一直压抑的情绪，等到成为家长以后，自然有所释放，更不会希望孩子再经历同样的事情。

与小学矛盾集中在日常琐事不同，中学的冲突则更显性。这个时期，家长并不一定真的了解孩子的状况。初中班主任林原曾做过几年师德管理岗位。她回忆，有学生曾把同学的书本涂满性侮辱的内容。好几个学生曾轻描淡写地跟她说，只要在网站上输入手机号，就能给一个人“开盒”。至于台球厅的打架斗殴，在他们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可是在一小部分家长眼里，“小孩要钱时说‘就买两根笔’，等于‘我想好好学习’。”他们不知道孩子在学校里什么样，也不清楚孩子交了哪些朋友，”林原说，“所以当老师第一次反馈孩子的问题时，家长的第一反应是防备，认为老师在说自己的孩子不好，本能地向着孩子说话。”

《欢乐家长群》剧照

有时即便家长知道了问题，却很难完成沟通。林原将这类情况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找不到人，想请他们来学校谈一谈，对方回复“没空”，有的甚至会说“你管他就行了，为什么要跟我说？”林原认为，这类家长，不分析问题，也不主动沟通，在孩子的成长中是缺席的，发生矛盾时，也更容易将问题归咎给学校。这就出现了第二种情况：护短。比如两个孩子打架，班主任牵头把两方家长叫到一起协商，被打的家长本来就不愿意和解，打人的家长却觉得对方孩子之前也有错，不然这次不会爆发冲突，“凭什么这回就要追究我们？”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原本在学校就能解决的小摩擦，最后甚至会闹到派出所。对于夹在其中的学校，家长自然也有诸多不满。

“其实家校矛盾一直以来都存在，只是现在关注度更加高了。”首都师范大学学前儿童发展与协同共育教研室副研究员张俊指出，从2011 年他和团队开展家校协同相关研究起，各地就已出现家校矛盾甚至群体性恶性冲突事件。这类事件多年来时有发生，由于网络传播、家长权利意识提升等多重因素，这一话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与之相应，国家在不断完善家校协同育人体系，学校和家庭的合作呈现越来越紧密的趋势。2015年教育部部署家庭教育工作，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2023 年十三部门发布《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张俊说，“国家越来越重视家长的权利、家庭教育的责任，家长的权利意识变强了。”而这种意识的觉醒，在新一代的家长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

《三十而已》剧照

许多家庭对孩子的关心可以说是空前的，深入到日常每个细节里。孟晓冉记得，刚入职时，家长关心孩子的学习，信任老师的专业判断，通知发在群里就够了。但近几年来，家长的要求已经延伸到了教学之外。班级群里的通知不再够用，家长会反复私聊追问细节，甚至要求老师单独给每个人发送通知。“作业量多少、座位怎么调，家长都希望按自己的想法来。给老师提了意见，他们会盯着老师有没有采纳，采纳之后有没有落实。”

孟晓冉的班里有个孩子近视，家长觉得还没到配眼镜的程度，于是要求换座位。考虑到孩子身高较高，长期坐前排会挡到后排同学，孟晓冉把他安排在靠边的前排。但家长觉得不是中间位置，不满意。下次换座位时，家长的焦虑又被激发，再次要求协调，“要是孩子回家一说还没换位置，家长会先给我发信息，我没及时回复，他就会打电话，如果我不配合，他就会找校方领导介入。”

孟晓冉说，这一代孩子在全面包办的环境中长大，长期被催促着“快点吃饭”、“快点洗澡”、“快点写作业”，很容易形成依赖的习惯。到了小学，一旦需要他们自主安排学习、安坐课堂，问题就会暴露，“甚至很多三四年级的孩子连鞋带都系不好。”这种依赖式的思维带入人际关系中，更容易产生摩擦，“遇到冲突不知道怎么解决，总是等着大人帮忙。”长此以往，孩子很难建立起责任意识。同时，家长把大量精力放在孩子的方方面面，本身就容易焦虑，而他们越投注精力，孩子就越缺乏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家长就越担心孩子的处境，而担心反过来又强化了焦虑。“加上网络上各类校园事件的放大，更容易让他们往最坏的方向想。”

与此同时，对于新一代家长来说，老师已经不是绝对权威。小学老师叶小棠从教刚满四年，自从接手了新班级，一个月内被投诉四次。头两次是因为教学风格，家长嫌她不够稳重，而第三次是因为作业布置太多，学生记不住，家长投诉了；第四次她把作业量减下来，又被另一拨家长投诉。

《欢乐家长群》剧照

“他们就是觉得以前的班主任好，每天会把作业发到群里，要求学生读书打卡，家长还得负责批改。”叶小棠不赞同这种教学方式，认为孩子应该轻松地学习，“我读书的时候吃完晚饭就出去玩了，哪还有八点多钟还在家里做作业的？”她不强制打卡，也不主张刷题，而是尽量精简课堂，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可在一些家长的眼里，这恰恰是“不行”的证明，“举报我的家长都觉得我教育不了他的小孩，无论是能力还是态度方面。”

叶小棠遇到的冲突并非个例。张俊谈到，相比于老教师，新教师缺乏经验，会被一些家长质疑：“你自己都没有当过父母，有什么资格来指导我？”不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教授边玉芳认为，教师权威的消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在过去，老师是知识和文化的象征，但现在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老师不再是唯一的来源。同时，家长自身的学历也越来越高，“即便在一般县城，家长大多有大专以上学历，大城市里研究生、博士的家长也不少。”这就进一步弱化了老师的权威。周敏也谈到老师的如履薄冰，“一旦家长听到老师说了一句不好的话，他心里就不认可老师，觉得老师的教育观念陈旧，那么他就不会信任老师了。”

《致1999年的自己》剧照

权威的消解导致信任的缺失，信任的缺失则指向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张俊认为，家校冲突可以理解为家校协同发展中的问题。他将教育的作用区分为两类，第一是实质影响，即对孩子在知识、情感与身体方面的直接塑造，使其将来成为社会合格的一员；第二是制度性认可，通过分层分流、准入限制、颁发证书等方式，对学生的表现赋予正式的承认。在过去，学校往往承担着主要角色，而现在家庭教育承担的职责大幅增加，家长需要主动参加校园活动，在家陪伴学习、辅导作业，第一类作用的责任不断向家庭倾斜，但同时，教育的制度性认定权却越发集中在学校手中。由此构成了双向矛盾：学校把学业培育、成长引导的责任移交给家庭，比如辅导学习、参加比赛等等，而这些结果又必须带回学校接受制度化的认可，然而对于所有家长来说，“他能不能接受？愿不愿意接受？这是个问题。”

《小舍得》剧照

张俊从团队所做的全国160多万份调查中发现，问题沟通的传统一直存在，也就是“出了问题才沟通”。而大多数沟通由教师主动发起，一旦沟通就是矛盾场景，要么转嫁责任，要么归因归责。有些家长愿意配合，也有部分家长因此拒接老师电话，甚至把老师拉入黑名单的情况，给孩子的未来埋下隐患。但张俊认为，“没有家长不爱自己的孩子，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背后实际是对亲子关系破裂、对家庭教育责任无力承担的呼救。”

当沟通的具体场景放大到日常的家校合作中，就形成了“锦上添花”和“雪上加霜”的效应。张俊说，学校为了把家校协同做得有声有色，倾向于选择配合度高、有时间和资源的家长参与，那些容易因为一件小事就把冲突变大的家长，反而会被学校忽略，“因为校方觉得很难沟通，就不沟通了。”但这些家长正是最需要被联系和指导的群体。

周敏观察到，很多时候，家长冲动地介入矛盾，并不是刻意闹大，而是控制不住当时的情绪，“我们会发现父母也很苦闷。他们听到孩子在学校遇到麻烦，自然很担心，但这个担心他们自己没办法化解，也没人教他们怎么化解，那他们就来找学校了。”

孟晓冉明显感觉到，近两年家长投诉的频率越来越高，她每周都要处理相关问题。有的因为学校没放春假而投诉，有的因为学校放假放得太早而投诉，甚至有的因为学校不让孩子把外套穿在校服外而投诉，“大大小小很多事情，只要家长认为不合理，马上就要去投诉。”

《小欢喜》剧照

投诉的便利化进一步推升了频率。周敏回忆，十六年前，学校为了展示公平和开放，在网站上开设了家长意见箱，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上面写满了负面意见，于是学校立刻把它关掉了。“那时候的家长没有表达的窗口，不像现在，有抖音、微信、小红书，还有市民热线、教育局。”周敏认为，另一方面，社会更开放了，大家主体性觉醒了。在她看来，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表达能力和欲望都在提高，遇到事情不愿意憋着，而网络的宣传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投诉的渠道，而且渠道还行之有效，就更容易形成习惯。

在习惯的另一面，是家长对直接沟通的不信任。李明是一个三年级孩子的妈妈，她坦言，大部分时候，家长有意见不敢跟老师提。比如作业布置得太多，一旦去找老师，可能就会给老师留下“事多”的印象，也会担心老师质疑孩子的学习态度，“别人都能完成，为什么我们孩子不行？”周敏也有同样的发现，“老师在大多数的人心里，还是属于权威，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不太敢挑战权威的。”家长既想解决矛盾，又怕正面冲突，所以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喜欢跨级沟通，“以前没有12345的时候，就去找领导，现在有了12345，就直接打12345了。”

《欢乐家长群》剧照

一旦拨打电话，一整套行政流程便开始启动。周敏介绍，家长拨打12345后，工单经由市民热线转至教育局，再下达到学校。校领导接到通知后，涉事教师当晚就要写好情况说明和处理意见，原路发回，同时主动找家长沟通，调查、平息矛盾。孟晓冉说，教育局下发的工单有严格的时限，“他们要回复投诉者，如果学校超时不处理，就会引发更多投诉，甚至家长会找媒体曝光。”

为了应对这一趋势，林原所在的初中增加了两个专用投诉电话，而周敏所在的小学前两年增设了一个专门负责家校沟通的岗位，由德育副校长担任。但在周敏看来，这个机制只能保证“有人专门处理”，却很难预防。

更关键的是，投诉一旦处理不当，后果严重。张俊说，一次举报可能会让学校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发展受到影响，招生、声誉、教师的职称晋升都可能因此受阻。不过，张俊说，从实际调研数据来看，绝大多数没有进入公众视野的事件，已经被学校妥善处理，但是恶性事件曝光较多，让人产生了比例很高的错觉。

然而，投诉背后的处理方式仍存在隐患。张俊说，学校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面临回复率、满意率等等考核，这就导致学校为了满足行政层面的需求而不得不舍弃教育的专业诉求。“孩子成长出现问题，需要学校帮助家长转变理念，形成共识，这不是一个星期可以解决的，往往需要一整个学期甚至更长时间。”并且，在现实中，大量的冲突事件发生在家校责任的交叠区，比如防溺水的通知传达与否、校门口的红绿灯管理，责任很难简单划归到某一方。当责任难以判定，学校就倾向于回避，“无法确定能不能做的时候就不做，只有确定能做的时候才做。”

这一切最终消耗的是老师的时间和精力。周敏算了一笔时间账，刚做老师那几年，如果早上两个孩子发生冲突，她就得给家长打电话，一通电话至少一节课。本来那节课是留出来批改作业的，结果作业批不掉，课件也没时间做。“小学老师的工作不仅是上课，还有护导任务，只要有孩子的地方必须有人在。”所以白天在校能安静坐下来工作的时间本来就很少，再抽出一两个小时处理纠纷，备课、批改作业只能带回家做。现在的情况更复杂，除了家长沟通，还要回复12345的工单、校长约谈，一件事往往要牵扯两三天，时间也被切得零碎，没法研究教学，工作的成就感也被破坏了。

《小舍得》剧照

受访的老师普遍反映，频繁的沟通让她们变得小心谨慎，总会担心家长有过激反应。周敏时常刷到老师被投诉的短视频，她会忍不住自我审查，“我有没有用过这样的方法？这样说话可以吗？这样做可以吗？”孟晓冉也收到过老教师给的建议，“有些事情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家长难以沟通，就减少反馈频率，或者反馈时先表扬再指出问题。张俊指出，持续的投诉压力正在反向塑造教师的行为和认知。教师为了规避风险，往往选择悬置教学的目标，教学行为退化为免责流程，“只要我把通知发给家长，家长回复收到，我的责任转移就完成了，无论结果怎么样，反正我是没过错的。”

所以，投诉殃及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学校和教师群体。李明的孩子所在班级开学第一个月就出了事。班里一个男孩打了一个女孩的手，被打女孩的家长告到教育局，结果不仅打人的男孩被调走，有着十几年教学经验的班主任也被调去了后勤。李明和其他家长为了留下老师，想尽各种办法，甚至上门去劝女孩家长，希望对方不要再追究。可对方始终不松口，他们又找到校方，反复争取了将近一个学期，依旧无法回转。家长们对此十分愤怒，而这些情绪最终转向了被打的家庭，女孩渐渐被孤立，在班里待不下去，学期末也转学了。李明十分无奈，“打人的学生走了，被打的学生也走了，最后我们的班主任换不回来了。”

“三联生活小物接龙群”等你来！

「三联生活小物接龙群」小范围邀请试运营啦！🌟

四季好物不间断寻找，深耕日常里的烟火气息，衣食住行都能安排~

在这里，我们会聚集一群同频共振、热爱生活的伙伴，一起接龙、一起种草、一起交流，做大家生活的共同陪伴者。

加入社群，还有超多内部福利，不定期惊喜抽奖、周刊赠送，快来加入我们~

扫码添加下方“三联小助手”企业微信，备注“三联生活小物”，通过后发送您曾购买过《三联生活周刊》任意一期、或是全年订阅的凭证，都可以获得邀请~

“点赞”“在看”，让更多人看到

 

排版：刘桢/审核：同同

招聘｜撰稿人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未经许可，严禁复制、转载、篡改或再发布。

大家都在看

“点赞”“在看”，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