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绝不是贝的主流项目，至多是他在尚不能在公共建筑领域大显身手之前的一段插曲。我想表达的是，贝在这一类更日常的项目中更见本色，显露了他以非“中国”的手段呈现得很“中国”的一面，成为西方当代建筑中的一个异数，似乎更是源自以上所述的深层的文化基因，而不是那些表面洋溢的异国情调——相反来自他母国的很多文化人却不得不借重这种情调——很显然，前者是迂回的不动声色的“近”，后一种却是直截了当的和刻意的“远”。

这种姿态在卢浮宫金字塔这样的重大抉择上看得也很清楚。他拒绝给自己贴上一名华裔建筑师的标签，甚至也不愿意单纯地取悦他的法国赞助人，最终，贝聿铭是以没有明显的文化“加持”的方案，出人意料地赢得高卢人的。

贝对艺术和空间的关系有着很深的素养，但一方面他处理的大多是更具体的建筑问题，另一方面，当他已经习惯了西方人抽象的思维方式之后，浅表层面的，而且指向性过于明确的“文化”在贝那儿已经不大管用了。

在那些尚称得上“设计”的建筑师圈子里，贝是最少高谈“观念”的，如果说他还有什么可以识别的个人风格，那就是一种一如既往的简洁品质，是通过扎实的造型能力和结构素养（贝最早是想做一名结构工程师的）所达到的：其中包含着对项目语境的顺适，包含着现代建筑对“绩效”（efficacy），而非仅仅是外表的追求，可能再加上东方人含蓄的美学。

但是贝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在务实的同时，并没有完全脱离后来使得他声名鹊起的学术圈子，对于那些令他不利的人事局面和现实困难，他也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东方贵族式的风度，以上与其说是被动做出的姿态，毋宁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