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在他的办公室里 )

几乎每一位20世纪拉美小说家的笔下都曾出现过上校（The Colonel）这个形象：在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里，他是引发整个故事的关键人物何塞·松连特；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是发动过32次起义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在略萨的《公羊的节日》里，则是无处不在的军情局长阿贝斯·加西亚。“上校”代表了一种拉丁美洲专属的军人政治模式和独裁文化：既不同于欧洲和亚洲的元帅们，也不同于非洲的少尉和上尉。伊图维德在成为墨西哥第一位总统和皇帝之前，曾长期担任西班牙殖民地军上校。胡安·庇隆在上校任内参与了1943年政变的策划，并出任阿根廷副总统，就此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而危地马拉在1954年发生军事政变后，组成执政委员会的5名军人竟然全是上校，特殊之处可见一斑。

在经济结构单一、利益集团和阶层分化严重、教会拥有巨大影响力的20世纪初的拉丁美洲，律师和军人大概是最有希望迅速改善社会地位的职业。一个年轻人需要首先募得一笔巨款才能入读大学法律系，军事学院却是完全免费的。为了和同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争夺土地、矿产以及河流航行权，从小国巴拉圭到大国阿根廷、巴西都在从欧洲购进“克虏伯”式野战炮、“维克斯”式坦克、大型舰艇乃至战斗机，并需要一批具备基本科学素养和专业技能的军人来操作它们。于是，那些刚刚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年纪不过十八九岁，就有机会操纵整个国家最昂贵也最尖端的军事装备，并与他们的外籍顾问交流，从眼界到心气都高过那些见识短浅的前辈。倘若他们在最初的十几年军旅生涯中表现良好，或者攀附上某位贵人，便有希望在30来岁时进入参谋学院进修，随后或者在军种司令部和总参谋部担任要职，或者在一线出任团长和旅长。那些年过六旬、昏庸颟顸的老将军们倚重他们的业务能力，底层士兵则钦佩他们的才干和见识，故而40岁左右的校官虽然不是南美军队中最显山露水的群体，却是国家军事机器实际的控制者。

从家庭出身看，校官们并不能算某个特定阶层的代言人，他们中既有渴望摆脱贫穷的农民之子，也有志在积累政治资本的商人后裔。但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崇拜玻利瓦尔、圣马丁等前辈强人，并受到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主教们是他们的支持者——和倾向于重新分配土地、并限制教会在教育和法律方面的特权的左派政治家相比，军人从来都是旧秩序的维护者，因之远比文人政客来得可靠。天主教会在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的社会关系则为校官们和跨国资本乃至外国政府联手创造了条件。就连普罗大众也认为军人是秩序和复兴的象征：经历了走马灯式的内阁轮换，他们现在更盼望有一位固定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