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涛

晚明书家董其昌说 “吾学书在十七岁时 ”，“初学颜鲁公《多宝塔》，稍去而之钟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学宋人，乃得其解处 ”（《画禅室随笔·评法书》）。董其昌幼年随父读书，十三岁就童生试成庠生，自当早已习字，何以谓 “学书在十七岁时”？董氏自道府学考试因书法不佳屈居第二受刺激，但也见出古人言 “学书 ”异于蒙童 “字课 ”。启功《论述绝句·一○○》自叙习字经历，“字课 ”与“学书”仍加区别。 

“余六岁入家塾，字课皆先祖自临《九成宫》以为仿影。十一岁见《多宝塔碑》，略识其笔趣。然皆无所谓学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