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嘉彦

汉译西学经典的学人们常将严复提出的译事 “信达雅 ”三难奉为圭臬。在这项付诸笔端的实践活动中，翻译者往往独自打磨译稿，努力让译文呈现出这三重境界。翻译上的诸多原则和理论固然能为译者或多或少照亮前行的路，但译者在反复进出两种语言、不同文化过程中产生的纠结与困惑，往往并不为他人所知。同样也是翻译家的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在其一九四七年创作的小说《阿威罗伊的探索》（载《阿莱夫》，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 ○一五年版）中，就略带同感地重现了一个让人回味的翻译场景。

中古时期，伊斯兰教中的哲人们热衷于翻译古希腊哲学经典，其中尤以柏拉图哲学最受推崇，而同样是哲人，又是医生和法学家的阿威罗伊（一一二六至一一九八）似乎想要另辟蹊径，除《政治学》外（因为他从来都没见过这本书），几乎翻译并义疏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作品。由于阿威罗伊不懂古希腊语，他只能根据拜占庭帝国学者们的拉丁语译本进行转译。面对这位相距自己十四个世纪的古希腊大哲的思想，阿威罗伊在翻译他的《诗学》一开始，就被两个吃不准的词难住了：tragoedia（悲剧）和 comoedia（喜剧）。虽然阿拉伯哲人并不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无所知，但从仅有的文献上看，在伊斯兰世界里确实没有人能揣摩出这两个词的意思。博尔赫斯随即将阿威罗伊面对这两个拉丁语词时的困惑与无奈加以文学的想象，试着揣摩这位阿拉伯哲人当时的心理：就在阿威罗伊举步维艰之时，他搁下翎笔，产生了一个不太有把握的想法 —也许对应的译法就在自己的手边。接下来，阿威罗伊这种闲情逸致、举重若轻的心态被先后两次打断。第一次，楼下三个小孩用粗俗方言的争吵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原来是一个小孩扮作庙宇的尖塔，在他的肩膀上站着另一个小孩，扮作祷告的报时人，而第三个小孩则充当教徒，匍匐在地。争吵的原因也很简单：谁都希望做那个高高在上的报时人。第二次，阿威罗伊想起来一位旅行家朋友对他说起的一桩在中国广州的见闻，但听起来并不像是真的：一群人在平台上描述一段历史，他们之中有的敲鼓，有的弹琴，大部分人则是戴着面具进行着祷告、歌唱和谈话，他们有时好像被关在牢房里，有时像是在骑马，有时像是在战斗，还有时仿佛死去，又爬了起来。可是平台上既没有牢房，也没有马，更没有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