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帆、徐林峰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集世界声誉与万千毁谤于一身，既被誉为 “活着的经典 ”“最好的德语作家 ”，亦被口诛笔伐为 “右翼作家 ”，甚至 “纳粹分子 ”。德国《明镜》周刊质疑：“汉德克究竟是政治上的反动派，还是对集体意志做出挑衅的伟大作家？”《纽约时报》诘问：“汉德克是文学天才、大屠杀否认者，还是两者皆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的争议源于汉德克离经叛道的言行，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他骂观众、骂德语文坛、骂西方媒体、骂评论家、骂诺奖评委，退回毕希纳文学奖，拒领海涅奖，接受国际易卜生奖却拒收奖金，支持塞尔维亚，否认塞族 “屠杀 ”，参加 “战犯 ”米洛舍维奇的葬礼，抨击北约伪善和霸凌，年逾古稀仍未改 “愤青 ”本色，堪称 “经典的麻烦制造者 ”。

二○一九年，“陪跑 ”诺奖多年的汉德克蟾宫折桂，得偿所愿，但陟罚臧否接踵而来，围绕文学性是否该用政治道德因素衡量的争议持续发酵。多国首脑政要、媒体巨头、知名作家和学者纷纷谴责将诺奖授予汉德克是 “一个荒谬而可耻的决定”。尽管历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无一幸免地存在非议，但如汉德克这般激起轩然大波，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声讨甚至游行抗议，确也罕见。

对汉德克而言，外界的追捧或质疑都不足为意。他向来以 “规则的违抗者 ”自居，坚信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都应该打破固定规则的牢笼，迈向 “法的界限 ”之外，在思考与反省中探寻 “另一种现实 ”，实现 “不断明白自我 ”的目标。他深知：“如果没有了自我，就没有了文学，也无所谓诗歌。”为此，他拒绝以任何方式与这个虚伪的世界和解：“我为什么要和解呢？我想给世界我的所有，我想给予，我的方式就是叙述，就是写作。”桀骜不驯的汉德克以犀利、悲悯和不苟且，坚守着文学的本质。

一九六六年，年轻的汉德克首次现身文坛，参加著名德语文学团体 “四七社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聚会，坦率而不无挑衅性地指责当时在座的西格弗里德·伦茨、君特·格拉斯等文坛名宿题材守旧、语言陈腐，直斥德国文学 “软弱无能 ”“苍白无力 ”“毫无价值 ”。

如果说，这篇发言只是汉德克讨伐德国文坛的一篇口头檄文，那么，不久他出版的处女作《大黄蜂》犹如蜇进德国文坛 “正典 ”叙事的 “毒刺”—这是 “从一开始就令读者无所适从的作品 ”，它反结构、反情节、反人物塑造的形式，不断转换叙事视角，启发读者对故事内容多方位的审慎思考，重构自我感知与判断。同年发表的《骂观众》是既没有传统戏剧的故事情节和场次，也没有戏剧性的人物、事件和对话的 “反戏剧 ”，更是对德国文学传统的 “决绝告别 ”—意在疏离传统共享的价值资源，挣脱民族意识的道德内核，冲决历史话语的禁忌，质询外部强加的 “意义 ”，在内心空间和精神向度开掘新的题材，开创新的形式，开辟新的深度，肩起了将德语小说再次推向世界的重任。汉德克 “大逆不道 ”的出位言论和创作挑起了关于 “德语文学何去何从 ”的大辩论，也预告了 “战后一代 ”精神共同体 “四七社 ”的使命终结。一九六七年，维系了二十年之久的 “四七社 ”停止了一切文学活动，昭告德国文坛新篇章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