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涛

一

如果上帝存在，他可有不少要去交代的。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他这辈子真够成功。据说教皇乌尔班八世在听到黎塞留的死讯后，说出了这段令人玩味的评价。不只是教皇，当时很多人都对黎塞留抱有一种颇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即使是他的对手也承认黎塞留高超的政治才能 —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法国就被从内忧外患中拯救出来，进而跃居欧陆霸主；另一方面，人们又批评他采取了许多违背道义的做法，尤其是他虽然在国内打压新教的胡格诺派，在国际上却将同属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对手，不惜与瑞典、荷兰、英国等新教国家联手，甚至与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结盟。

身兼红衣主教与法国宰相，黎塞留在教俗两界都可以说是位极人臣，关于他的传奇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认为他就是一个纯粹的 “马基雅维里主义者 ”，眼中只有法国的世俗利益；也有人强调他并没有将宗教从政治中排除出去，而是试图将二者调和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些人将黎塞留与当时欧洲盛行的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观念联系在一起。扎伊阿姆比利斯所著的《信仰与国家理性》，认为应该将黎塞留看作朱斯特斯·利普修斯的 “节制的国家理性 ”思想信徒。这种国家理性要求统治者在面对国内及国际挑战时，排除基督教信仰与道德的影响，以人类理性为基础采取审慎的行动，追求国家的利益与权力。

不过，除了解释黎塞留当时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作者更希望找到一些对今天有益的教诲。西方人曾经乐观地以为现代政治一定是世俗化的，宗教将不断地衰退甚至消亡。然而近些年来，宗教的影响力不断复兴，成为一些重大冲突与恐怖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现代世界所谓的 “宗教祛魅 ”正在发生逆转，宗教正以暴力或和平的方式回归到国内与国际政治领域当中。当代的政治家们必须认真反思，在追求国家利益时，个人的宗教信仰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国内政治决策以及外交决策。西方人上一次面对类似的宗教 —政治问题，正是黎塞留所生活的十六、十七世纪。在那个信仰热情高涨的情境下，这位坚定推行国家理性政策的红衣主教，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用的启示。

二

国家理性可以说是一项典型的欧洲观念，在汉语、俄语乃至阿拉伯语中都没有类似的表述。需要注意，这里的理性主要是工具意义上的，指的是有能力计算出维护国家所需要的恰当手段。所以，国家理性的本质是一种治国术，它要求统治者们一方面排除激情与冲动的干扰，以精明的理性来审慎地追求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情况下采取一些不符合一般道德标准的行为。换句话说，国家理性本身为这些 “不道德 ”的行为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当然，每个时代每个国家关于道德的具体标准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在国家理性观念最早产生的那个时期，它主要针对的是基督教式的道德，例如虔诚、宽容、仁慈之类。

马基雅维里常常被认为是国家理性观念的缔造者，因为他总是强调政治行动的可行性与现实性，并且劝诫君主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顾基督教的道德要求。不过，首次使用这个概念的却是马基雅维里的友人圭恰迪尼。他在《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中，借用一个对话者 —博纳多·德尔·内罗之口，提出关于有必要杀掉一群比萨战俘的建议：“任何想要在这个时代维持领土与国家的人，都应该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展示仁慈与宽容，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则必须表现残忍与不择手段……想要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按照对基督教律法的认识来管理政府与国家，是不大可能的……因此当我说要杀掉这些比萨战俘时，我不可能是以一个基督徒的方式在讲话：我根据的是国家的理性与实践。”在这段话里，圭恰迪尼明确地使用了“国家理性 ”的说法，并且把它同基督教的律法对立起来。这种观念随后传播到意大利之外的欧洲国家，影响了许多政治思想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荷兰人利普修斯。他在《政治六书》中系统阐释了国家理性的内涵、限度与意义，并且缓和了马基雅维里与圭恰迪尼笔下那种极端敌视基督教的态度。出于一种对人性的较低评价，他承认在维系国家利益时，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些以审慎为基础的、非传统的、不符合基督教道德的行为，但它们必须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且是要为国家而不是个人的利益。这样的一种处理，就被称为 “节制的国家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