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9月23日，东京市民在国会议事堂附近举行集会，抗议安倍政府强推新安保法案以及重启川内核电站的政策。当天共有2.5万人参与游行示威 )

7月26日，第24届日本参议院议员（7月10日完成改选）正式开始履职的第一天，26岁的失业男子植松圣手持铁锤和利刃，闯入神奈川县相模原市绿区的一所残疾人护理院，杀死了19名医生和住院病人，并造成26人不同程度受伤。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规模最大的一次杀人事件，也是在日本极为罕见的并非出于政治目的而对无辜者实施杀戮的恶性犯罪。旅日作家刘柠在去年秋天的一则观察记中曾经感慨，日本经济和政治缺乏活力的状况正在蔓延到整个社会，舆论空间日益萎缩，国民尤其是年轻人倍感窒息。一年后，这种担忧最终以极富象征性的场景获得了印证——失业的年轻人闯入护理院，对毫无反抗能力的高龄残障人士痛下杀手。而如此惊人的事件，偏偏发生在新一届参议院选举结束、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执政联盟进一步扩大议席优势之际；政坛格局的趋于稳定，和弥漫于全国的焦虑气氛形成了鲜明反差，相当耐人寻味。

8月3日，安倍晋三首相宣布对内阁名单进行2012年以来的第四次改组。新入阁的“鹰派”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由于长期以来否定南京大屠杀和东京审判、暗示日本有“拥核”必要等争议性言论，引发了中韩等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警惕。而8月8日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意向讲话，以及8月6日起中国公务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在钓鱼岛海域的新一轮对峙，则清晰地揭示了日本由行政机关主导宪法解释和修正行为（包括作为《皇室典范》基干的宪法第2条和第5条）的模式赋予政府的巨大权力空间，以及安倍当局在海洋权益等可能影响东北亚长期稳定的问题上一以贯之的冥顽态度。经历过2010年9月的渔船撞击事件、2012年9月的所谓“钓鱼岛国有化”问题以及2013年11月的东海防空识别区风波，因东海权益争端导致的中日双边关系紧张正在进入新一轮“升温”周期，并成为北京在南海问题之外另一项重大的地区安全考验和纠结。

应当承认：日本民众对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前途的持久忧虑，以及在安全领域感受到的外部压力，正在为安倍一贯追求的“国家正常化”目标创造条件。高达58%的内阁支持率，以及2012年12月以来自民党—公明党联盟对行政和立法机关控制权的双重强化，则为安倍实施内政与外交之间的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如果说南海问题的升温显示了全球层面的中美战略竞争对亚洲地区安全造成的直接影响，那么日本的修宪企图以及美国对此的态度就从另一个方向埋下了“地区问题全球化”的伏笔。为安倍的“正常化”试探划定界限，并努力防止东海争端与南海、黄海（朝鲜半岛）问题产生勾连，将是中国领导人艰巨但无法绕过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