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立巍 )

秦立巍在上海的一个音乐家庭长大。他的父亲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大提琴副首席，母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讲师。他过去演出时，他弹钢琴的妈妈曾帮他伴奏，练琴时间比他还多，随时合练，把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精密。他的大提琴演奏家之路顺理成章，又一气呵成：从小同时学钢琴和大提琴，被大提琴歌唱似的单声部旋律所吸引，就读上音附小、附中，与父母移居澳大利亚，少年成名，很多演出，早早签下大经纪公司，一切都顺。他13岁时获得中国全国大提琴比赛第一名，1992年获得澳大利亚全国大提琴比赛第一名，然后接连不断地包揽12个国际大赛的第一名。当他23岁参加第十一届柴可夫斯基大赛时，他的父母与他组成一支专业团队，助他拿下银奖，这是华人大提琴家近40年在这项比赛中所获的最好成绩。

他却讲了一段很少有古典音乐家愿意分享的话——关于低谷。他说，当他20世纪90年代末参加柴可夫斯基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已不像再早30年前那么重要。即使是如此重量级的国际大赛，含金量也在不断减少，今年赢得比赛的选手，很可能你连听也不会听到。殷承宗拿完银奖，是毛泽东接见的；我拿完银奖，可以受到经纪公司、唱片公司邀请；现在拿银奖、金奖，没有太大意义——比赛已经太多了。我当时拿完奖，一下子很辉煌，全欧洲巡演；一年之后，又一下子全没了。我记得很清楚，24岁那年，我开了保时捷跑车，只开了6个月；然后我没钱了，连房子租金都付不起。那时经纪公司给我排了满满一年，五十几场音乐会，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不得了；第二年，一下子跌到二十几场，你的经济状况和心态全都要重新调整，这种调整需要时间，也是成长的过程”。在低谷的时候，他母亲曾在电话里告诉他：“那个时候让你学大提琴，不过是希望你有一技之长，将来生活得下去。你现在所做到的已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他卸下了很多包袱，但从高峰跌落，想再“咸鱼翻身”，重新回去的过程，他“什么滋味就都尝到了”。

这也是现代的古典音乐比赛制度和市场运作的更残酷之处：每年都不断有各种比赛的获奖者进入到这个市场；以前的世界，一年大概只有10个有名的大提琴比赛，现在大概有50多个，每个比赛都有第一第二名，这些人都会有音乐会，人们对他们好奇，他们可能迅速走红，但也可能因市场快速的更替而迅速被淘汰。刚过40岁的秦立巍打量着那些国际乐坛不断涌现出来的大提琴新秀，就像看到自己的青年时代，多了一些审慎：“出道时非常强，但只有时间能证明，他到底好还是不好。在这个证明过程中，事业可能会被冲击至低谷，有时要三四年后，才能重新回到稳定的状态。”当他年轻时与伦敦交响乐团、伦敦爱乐乐团、BBC广播交响乐团全都合作过后，他以为自己到顶了；再回首，他却深刻体会到，“红真的不难，最难的是持久。伟大若不恒久，则一文不值”。他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学生，只能把比赛看成锻炼自己的一个工具而已，不能把它看成事业的踏脚石。“很多人通过比赛获奖，走上了独奏的道路，但很多时候，机会在命运面前只是闪了一下，就消逝不见。”经历这些大起大落后，秦立巍把事业和金钱看淡了一些。最终，“对音乐的热爱才是本质的，成为能够推动自己往前走的唯一动力，其他的东西都有上有下，没有持久的热爱，巨大的失落感有时会让人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