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代尔·特纳勋爵和他的新作《危机后的经济学》

问：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肇始于亚当斯密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学派得到大力发展，又被英国1979年上台的撒切尔政府加以实践推广，并在此后30年来的英国经济政策中起主导作用，包括1997年继保守党后上台的布莱尔工党政府。你对这个思想有何见解？

答：2008年经济危机出现以前，我相信在西方社会的经济学界和意识形态，倾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或者叫“华盛顿共识”，占据了绝对主导。这个思想有两个前提。第一，我们清楚经济活动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就是使经济增长最大化，如果达到了最大化的经济增长率，就会获得人类福祉。第二，实现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手段，是通过最大限度自由的市场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不仅包括有形商品和消费者服务业，也包括金融服务业。这两个前提又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即断定人类总是理性的。持高度数学化的经济学理论的学者认为，当我们行为理性时，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就会产生最佳的经济效益。而在我最近出版的《危机后的经济学》著作对这三个方面提出了挑战，我觉得2008年的危机告诉我们，该对这三个命题进行反思了。当然我并非完全反对这三个命题，而是认为，我们应该对这三点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反对将这些理解简单化。

首先说经济目标。新自由主义者，也包括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强烈的信念，相信我们需要的是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因为人们越富裕，就会感到越幸福，从而人类福祉程度就会越高。但是，有很多新的实际经验的证据表明，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限度时，更进一步、超过这个限度的收入，对提高人类福祉程度必然会变得不太重要，即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比如人均年收入从1000美元提高到1万美元，会起到极大作用，让人们享有合理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休闲，良好食品、良好居住等基本的生活条件。然而，比较发达的经济环境下，西方社会20年前就达到了这种程度。另一方面的证据表明，单纯依靠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显著的和持续的福祉增加，并且极有可能的是，不平等将成为人类焦虑和忧愁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就要拷问我们的目标，除了经济增长外还包括什么。我们还要考虑生活质量，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而特别重要的是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