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王贵祥。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梁思成与中国古建筑”的世界。

最后，我来梳理一下1950年代以来梁思成先生的工作。

首先，梁先生仍然继续了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他基本建构了清华大学建筑历史教研室的架构，并为整个学科制定了发展方向。此外，他在几十年中没有间断地进行中国古建筑的普查工作和近代建筑、古代民居的考察研究。同时，他建立了建设部的建筑历史研究室（今建筑历史研究所前身）。

梁先生对建筑史考察研究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特别是编写了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建筑史》这本书。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本书的主编是刘敦桢珍先生，但是事实上当时是梁先生和刘先生两人共同领导了编写过程。梁先生为第六稿写了绪论，第八稿的绪论则刘敦桢先生所写，按照当时的约定，谁写绪论谁署名，所以署名刘敦桢先生。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了解到梁先生对这本书也注入了大量心血。

▲刘敦桢（1897—1968）

图片来源：zhihuatemple.com

1990年代出版了一套5卷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由梁先生和刘敦桢的学生傅熹年、郭黛姮、潘谷西先生等人编写。他们写的这套建筑史是比较完备的，将中国建筑的历史年代以及大量实例都整理得非常细致，是非常大部头的成果。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说建筑史的工作做完了，还有大量的青年学者仍然还在做研究。 

当然，梁先生在这段时期的一项更大的事业是建筑教育。中国建筑教育虽然在民国时的中央大学就有了，但是系统的建筑教育的推广要到5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中国很多学校有了建筑系，为中国几十年的大规模建设培养了一批优秀建筑师。梁先生在建筑教育思想上也有一定影响。

梁先生还一直关注建筑创作。梁先生在50年代曾经提出过关于北京行政区改造的规划，主要的思想一方面是保护旧城，一方面是为北京城的城市规划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将行政区外移。 

同时他在当时也提出了“体形环境论”的建筑教育和建筑设计思想，强调建筑和城市的艺术性。也就是说，我们不只要建房子，更要留给社会一个完美的、令人愉快的空间，为人提供更健康的一个生活环境。这一思想是对西方维特鲁威、阿尔伯蒂建筑思想的延续。

在1950年代的环境下，梁先生又提出了“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的建筑设计理念，这当然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1950年代的十大建筑（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友谊饭店等）都反映了梁思成当时的思想，那就是，中华民族经历了诸多苦难，在1950年代开始走向一个新时代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批表达自己的时代建筑。

梁先生希望将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结构形式、现代建筑语言结合起来进行创作。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农业展览馆等建筑都是在一基础上产生的。

▲建国后修建的全国农业展览馆

但是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思想受到了批判，所以很快就终止了。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大量房屋都非常简陋，没有太多设计。现在真正能够保留下来反倒是梁先生那个时代些精心设计的、带有传统中国味道的现代建筑。其中有些建筑甚至被纳入了遗产、国宝的范围中。这也说明他还是对中国的这一时段建筑理论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梁先生大量开展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也是在50年代以后。他一方面办培训班，一方面为北京城的保护大声疾呼，一方面还提出了“修旧如旧”的理念，这一点是我们需要记住的。没有“修旧如旧”的理念，中国的建筑保护可能就会走向另外一条路。

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末曾有人提出，要“重现乾隆时期的辉煌”，既然花了钱，古建筑为什么不能修新呢？修新思想一度泛滥，当然现在又慢慢回来了。也有人批评梁先生，认为“修旧如旧”不对，认为应该“整旧如旧”。这是受到了西方一些思想的影响。因为按照西方的保护理念，古代建筑和遗迹根本就不应该修，应该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现有的状况，即“最少干预”原则。

但我认为梁先生主张有两个原因：

一是中国建筑属于木结构，如果完全不修确实很难长久保存。

二是梁先生可能多少受到了法国维奥莱·勒·迪克（注：Viollet-le-Duc，法国哥特复兴建筑的中心人物）思想的影响，认为在现有条件下，要把建筑的形式恢复到它辉煌时的样子。比如唐代结构的建筑就要做出唐代的样子，不能改成其他时代的样子。这种思想现在受到了来自文物界的质疑。但是，至少在“修旧如旧”上，梁先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保护中国古建筑起到了指导作用，否则大家就会把古建筑修得非常新，那就很糟糕了。

欢迎转发分享海报

一起感受跨越千年的中国古建筑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