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杭侃，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欢迎和我一起走进梁思成与中国古建筑的世界。

我们现在来讲第二个问题：云冈石窟的开凿历史。讲这个问题之前我先交代一下大同的地理位置，我用两条线来讲这个问题，一个是从黑龙江的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腾冲的一条线，学术界又称为“胡焕庸线”；一条是北纬40度的一条线，长城的东段基本上就在北纬40度延伸。大同就位于这两条线的交叉点附近。

1935年，中国的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地理学报》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论中国人口之分布》，他在论文中说：

“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之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

也就是说东南的面积小，西北的面积大，但是人口分布是反过来的。这条线，也基本上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中国的二级阶地边缘线。

▲中国地图，可见北纬40度经过地区

“北纬40度”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历史概念。

在它的南方，定居民族修城、筑寨、掘土、开渠，男耕女织，安居乐业，辛苦恣睢，小富即安；而它的北方，游牧民族辽远开阔，骏马驰骋，寒风劲凛，雨雪交加，却也砥砺出坚忍、豪强、自由奔放的性格。围绕北纬40度，那些不同的族群相互打量着对方，想象着对方，也加入着对方。 

西汉时期冒顿单于在平城的白登山（也就是现在的大同）围困汉高祖刘邦七天七夜，开启了持续数百年的“汉匈争霸”模式。这个模式向下延伸，北纬40度北边的主人从匈奴换成了鲜卑、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人……定居的汉民族凭借着长城，不断抵御着来自游牧民族的冲击。

与此同时，骑马冲过来的人发现，他们以前完全不明白的东西竟然是那么新鲜有趣，他们开始尝试把自己变成对方，并开始保护他们先前不懂的事物。

大同就在两条线的交汇点上，也就是农牧交错带附近。从大同有两条路，一条向北，沿着御河通往内蒙古集宁，集宁发现有元代的窖藏，就是这个原因；还有一条往西，通过云冈石窟前面，再往西通过杀虎口，去往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和林格尔是鲜卑人迁都平城之前的都城。

云冈石窟不但位于交通要道上，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关口，设置了要塞，最早的文献记载出现在汉代，汉代叫武州塞，明代在云冈的山顶和山下筑造了云冈堡，云冈是从明代才有的名称，现在上堡还保存基本完整。

西晋灭亡之后，中国的北方进入所谓“五胡乱华”的动荡时期，很多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互相攻伐，民不聊生。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史书记载的冉闵之乱，死者二十多万。

“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出自《晋书》）

又比如北齐有一个叫韩凤的权臣，他的祖先可能是破六韩氏，家族兴起于北魏怀朔镇，他对汉人很反感，扬言“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所以民族融合的道路是很不容易的。

公元439年，北魏的第三个皇帝太武帝消灭了北凉政权，统一了北方地区，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但是，统一了北方地区的北魏政权内民族矛盾依然没有解决，史书记载魏太武帝与南朝交战，其战书写道：

“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鲜卑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

说明在北魏统治的早期，民族矛盾也很深。那么，有什么办法消弭民族之间的矛盾，甚至能够让社会和谐呢？当时的统治者普遍在汉化和以佛教凝聚社会共识方面进行了探索。

史书记载石赵（十六国时期羯族首领石勒建立的政权，也称后赵）的中书著作郎王度上书石虎（后赵第三位皇帝）：

“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修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华夏服祀，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

王度提出君主不宜尊奉佛教，然而石虎却不买账，他回复王度：

“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斯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

石虎不愿以“华族”自居，直言“朕生自边壤”，认为既然是戎族出身自然应该尊奉佛教。可以说在接受佛教方面，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心理上没有隔膜。更重要的是，这些统治者发现推行佛教有益于他们的统治，拿《魏书 释老志》的话来说，就是佛教可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而佛教徒也认为“不依人主，则法事难举”，他们有的公开宣扬佛即当今如来，于是统治者“令沙门辅导民俗”，我们在这个时期的世俗供养人行列中，经常可以看到作为前导的僧人，就是“令沙门辅导民俗” 的具体体现。云冈石窟就是开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用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的总结：

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云冈石窟是皇家工程，它对后面的石窟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迁都洛阳后，原来是打算“准代京灵岩寺”在龙门开凿石窟的，“准”就是仿照的意思，“代京”就是平城，灵岩寺是云冈石窟当时的名称，所以我们知道龙门石窟本来是仿效云冈石窟开凿的，但两个地方的石质相差太远了，后来不得不修原来的计划。

宿白先生将云冈新出现的造像形式称为“云冈模式”，并认为“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叶）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云冈石窟就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

▲云冈石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们现在把云冈石窟分为三期，第一期以昙曜五窟为主，昙曜是来自甘肃武威，原来北凉政权的高僧，昙曜主持开凿了云冈第一期的大像窟：

“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出自《魏书 释老志》）

第二期主要是在孝文帝统治时期开凿的，这个时期的石窟和第一期石窟相比，明显地中国化了，雕饰华丽，其中成组的双窟引人注目，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特殊的双窟是为冯太后和孝文帝所开的。

太和十八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但是，平城并没有完全沉寂下来，迁都之后的平城被称为北台，还有一些官员，迁都洛阳之后，云冈石窟的开凿工程还在继续，迁都之后开凿的窟龛属于第三期——营造学社关注的第39窟的五层塔，就是第三期开凿的。 

云冈石窟在当时就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漯水》中写 ：

“凿石开山，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唐代的道宣在《续高僧传·昙曜传》中说：

“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

北魏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入侵，绕卫平城的六镇镇民相率起义。孝昌二年（526）秋七月“魏仆射元纂以行台镇恒州。鲜于阿胡拥朔州流民寇恒州，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出自《资治通鉴·梁纪》七）

此后，“恒代而北，尽为丘墟”(《魏书·地形志》上)，平城逐渐荒废，也就没有了石窟的开凿。这就是云冈三期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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