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31日，湖北军政府发布《内务部关于中华民国改用阳历的通谕》，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清朝修订的《时宪历》被停用，由于这个历书是从汉武帝以后千年历代颁定的夏历，所以就被称作夏历。当时中华民国日历上虽兴新历而旧历停而不废，这样一年就有两个元旦。为了避免混乱，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令把夏历的元旦更名为“春节”，但实际上，新的阳历只在军政使用，旧历仍占社会主流。所以1928年时，国民政府曾施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的社会工程，严禁私售旧历或新旧历对照表，严令机关、学校、团体，除国历规定的节日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命令一出就遇到了各方社会团体的反对，指责国民政府摒弃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则根本不予理睬，旧历照行。后来的变通是保留旧历的岁时节令，不过要用新历的月日计算，而实际上在各地实行的还是按夏历换算成新历的月日。从30年代后，阳历逐渐成为主流，到了1968年，报纸的报头上作为辅助的夏历又改称农历，80年代后，“农历”二字被去掉，虽然干支纪年还保留着却已无历名。

在持续的社会改造中，夏历几乎只是在“春节”这个封闭的时段里被传承下来，社会百工也适应了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商业资本的高效率运作，整个社会的物质面貌几乎彻底摆脱了旧传统的种种规制。先秦《考工记》曾为百工立制，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它所要守的并不一定是一些技术指标，还是知者创物时伺天候地的方法论。如同夏历在现代生活中被放置在一个封闭时段里一样，零星的巧者也只能在一个狭仄的空间里传承着固执的文化基因。

当中国终于顺应了现代社会的节奏，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现代科学的硬性指标，拿这些指标衡量，中国社会财富俱增，国家的实力增强。同时现代思想家们一直反省的问题也硬性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景观中。在现代经济方式中，生活中的诸种关系都被简化，所有社会成员被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生活中那种可供人们谈论的与自己切肤相关之事隐身了，我们谈论的事和使用的物主要来源是报纸和广告，并成为唯一可依赖的凭据，因为远离切身经验，也远离历史意义，它们在生活中只做短暂停留，转瞬为新的产品取代，生产者只与效率产量有关，消费者在物的狂欢中消弭了记忆，似乎也脱离了人与人，人与天地的种种关联。这是一种不同以往的乱世，温馨狂喜的物的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