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再跟大家聊聊代际关系。

代际关系和孝道，这是在家庭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关系变革的方面。我们知道现代的家庭理论中关于代际关系的表述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家庭内部子代的地位上升了，也就是说亲子关系更加平等，更加亲密。

在海外的电视剧和电影中，我们经常看到子女叫父母都是直接叫名字的。中国目前来说还没有前卫到这个地步，我们依然会叫爸爸妈妈。一是子代地位的上升，另外在代际关系方面，社会学中的研究非常强调代际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代际之间在功能情感等等认知方面，它存在着相互依赖和联结的一面。

那么社会学家把这称为代际团结，这种团结包含功能性的团结，一起互相帮助、互相支持。还有情感性的团结，可能很多是来自天性或者一起生活的情感培养。另外还有规范性团结，这是互相支持和团结的一面。

但是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由于生活境遇和价值观的不同，不同代人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同时因为社会资源有限，有时候不同代人之间同时都需要共同的资源，特别是在家庭中间，会造成代际资源的争夺。在社会中也是这样，比如说，社会中有限的财政支持，是要支持育儿机构还是养老机构？国家的力度哪边大哪边小，这就造成一定代际资源的争夺，在这个事上是需要有论证的。

在家庭中也是，比如说养老需要，孩子的学习例如出国也需要资金支持，这时候哪个排序在先？所以代际方面是有冲突、鸿沟的，也有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这样就导致代际之间我们看到有团结的一面，也有冲突一面，学者们把这称为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这种矛盾存在使得代际关系变得非常复杂。

两代人之间既彼此独立，同时他们又不得不经常互相协商和沟通，在中国家庭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大家可能都听说，费孝通先生把西方家庭的养老模式、代际关系模式称之为接力模式。什么意思？就是由甲代抚育乙代，乙代再去抚育丙代，一代一代往下，和接力似的。

但是中国家庭不一样，中国家庭把这个称为叫反馈模式。就是亲代和子代之间，是建立在一种均衡互惠的基础上，我养你，等我老了以后你回来养我，这样一种感恩模式基础上的反馈。

那么按照这种反馈模式，父母对子女的养育，用经济学的角度说，可以视为是年老的时候获得照料和支持的一种提前投资。当然用“投资”来描述可能不太好听，而子女赡养年老的父母可以视为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报答和回报。

所以我们一直有“养儿防老”这样的说法，这就意味着代际关系其实是包含着一种交换和互惠的性质，那么这背后是有伦理基础，这是什么基础？就是孝道，所以我们今天讲代际关系的时候，一定会讲到孝道，有一个人类学家叫许烺光，在民国时期他写过一本书叫作《祖荫下》，在这本书中，他就把中国的家庭关系轴心叫作父子关系。

▲人类学家许烺光

他觉得在中国的家庭关系中间，父子关系是一直处在非常核心的轴心位置，而其他所有的关系都只是这样一种关系的延伸。在这种关系中间，父辈对子辈来说是具有绝对权威的，但是这个权威并不意味着父权是单向，他认为这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用了一个概念来描述叫作“父子同一”。

这样一种“父子同一”，周飞舟老师把这种关系叫作“慈孝一体”，什么意思呢？就是父亲对儿子的慈，其实是反过来对自己父亲的孝的一个体现。

所以在他看来什么叫作孝道？孝道不是单方面的子女孝敬父母，不是的，而是孝敬本身和对下一代的慈爱形成了一个一体，这样就形成家庭连续的一种循环，一代代往下。因此孝道作为中国传统家庭制的一种核心的伦理，它是保证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稳定延续的这样一种机制。

那么这样一种关系，但是我们后来也看到了，其实是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很多学者说家庭关系中代际关系出现了一种失衡的状态，什么叫失衡呢？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我们知道孝道伦理曾经被视为一种封建礼教的东西，遭到批判，因为那时候孝主要就是要听从父母，父母包办婚姻，即使不爱的人也必须要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那时候的文学作品，比如《家》《春》《秋》，都是反映这些境况的。新青年们一个非常时尚的事情就是离家出走，以及与大家庭决裂，追求独立人格。

到1949年之后，经历了集体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发现家庭的资源和财富支配权逐渐集中在国家、集体、单位手里，在农村可能有工分制，工分是生产队长来定的，土地是集体的，在城市里面可能有单位，单位决定了给你发多少工资，你的生活不是从家长那获得，而是从集体公共单位这里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长的权威。

所以其实从1949年之后，代际关系的模式发生了一点点震动，这个震动和转型跟国家力量对于家庭的介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并不是有意要这样，而是说国家力量这样一种干预，无形中削弱了家长一代的权威，使得子代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因为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已经变成了中国公民，社会主义社员或者公民。公民是由国家赋予个人的，绕过家庭直接赋予个人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孝道可能受到了一点点折扣，但是依然还是以传统美德的方式得到了大部分的保留。因为在那时候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非常强调传统美德，尊老爱幼这一套。

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真正受到冲击的可能是市场经济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就是学者们现在可能用“代际重心的向下倾斜”，或者说“恩往下流”来形容代际权力关系的失衡，也就是说，在家庭中间亲代和子代之间的付出和回报，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对等的现象。

可能父母含辛茹苦把家里东西都给子女，但是到老了以后很多子女对父母并不是那么孝敬，代际支持我们看到基本上是单向的，都是从上往下流，而从下往上得到的回馈是非常少的，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反而觉得是理直气壮，这样一种变化就是代际关系的倒转带来的一种变化，被学者称为是一种孝道的衰落。

我们去农村做调查的时候，当地的村民就告诉我们说现在的孝道已经不再是过去为了对父母的生养做出的感恩回报，不是为了父母、还父母恩情，而是变成一种有条件的、基于市场交换的逻辑。

什么逻辑？就是你替我看孩子，你帮着我挣钱，我老了以后就对你好一点。所以这就变成了不是父母生养的回报，而是变成了一种劳动和贡献的相互交换。

基本上在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整个社会学界做农村研究的，特别是城市研究、家庭研究的学者都在揭示代际失衡，孝道衰落，这带来了各种老年人的不堪，各种冲突和困境，那怎么办？中国的老年人该怎么办？还有学者专门研究农村老年的自杀现象，很多学者把这个问题归之于市场对于家庭的入侵，认为我们需要弘扬传统文化，寻找这样一种途径。

在最近的十年中，我发现这样一种研究的风向发生了微妙变化。在2010年以来，社会学界关于代际关系和孝道的一个变化，已经开始跳脱原来的一种简单的道德批判的立场，开始寻找代际关系一种复杂性和矛盾性。这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更多研究指向了代际之间的合作与团结，我们看到了并不是只有失衡，也并不是衰落了，其实它只是变了一个花样而已。也就是揭示这些变化背后的一个逻辑，并且很多学者为这样一种逻辑提出了一个论证的合理性。比如有的学者说因为父母有责任伦理，还有的学者提出两代人一起买房，把父母的财富都掏空了这种情况，他把这称为是一种父母自愿跟子女之间建立协商式亲密关系的概念，还有的学者提出了用孝道转型来替代孝道的衰落。所以既然是转型，我们只是在这样特殊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来呈现，把家庭中最需要的资源先提供给子代，然后等老年人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再把资源转移过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观察到，特别是在现在以90后、00后为主体，这样的年轻一代，他们其实跟父母之间的亲密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看到有好多相亲节目，甚至带着父母来相亲的，独生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还包括由购房、结婚、生育这些带来不确定性的压力，让他们构成了一种风险共同体，同时也包含两代人在互动的实践中重新定义了孝道的概念。也就是说现在的孝道是基于情感的相互意愿、相互支持的这样一种新的孝道观念。

所以在中国台湾有个学者叫叶光辉，叶光辉教授曾经提出“孝道双元模型”，他用这来分析台湾的年轻一代，孝道出现了一个转型。转型指的就是说，传统的孝道，是基于亲子之间不对等的权力等级关系，子代通过对角色规范的要求，来遵从社会规定的这样一种孝道，他把这个孝道转叫作“权威性孝道”。就是我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传统伦理要求的这是我的责任义务，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这种意义上叫作权威孝道。

他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推崇的不是这样一种孝道，他们推崇的更是一种源自亲子之间亲密关系的、自发情感流露的一种孝道，他把这个孝道叫作“相互性孝道”。相互性孝道就是说我之所以要孝敬你，是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幸福，希望你快乐，所以有时候我甚至为了讨你的欢心，愿意做出一些妥协，如果不能妥协的时候，我也愿意跟你做出一些沟通。

所以这样的一种情感性、相互性的孝道，就变成了代际之间一种平等关系，一种基于亲密情感的自然回馈。当然这也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状态，我觉得这种孝道是基于代际和解和代际亲密情感的这样一种新的孝道观念。

按照这样一种新的孝道的框架来理解的话，“啃老”本身就获得了某种合法性。我们知道现在社会一开始的时候，“啃老”还是一个贬义词，但是现在我们讲“啃老”的时候，有时候开玩笑会用这些词。家里的孩子，比如买房或者是结婚带娃这些事没有父辈的支持，很多基本上难以完成，都需要几代人几家共同来完成，所以“啃老”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按照这种相互性孝道的框架来解释，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程度上啃老也成了家庭共同体的一种理性安排。上海社科院的刘汶蓉老师，她对啃老进行了研究，就认为啃老其实是反映了代际之间亲子一体的这样一种韧性和情感的连通。

阎云翔老师近些年也指出，他把这定义为一种新家庭主义，这种新家庭主义不仅仅带来孝道的转型，而且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代际之间实现了和解，关系更加亲密，而且父母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也回归了，也上升了，这是跟以往的孝道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回到《人世间》里面，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在代际关系方面有非常出色的描绘。

我不知道听众在看《人世间》里面的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思考孝道的问题，因为关于孝道在电视剧《人世间》中有非常精彩的叙述，是通过女儿周蓉，周蓉后来跟丈夫冯化成离婚了，冯化成他是一个诗人，然后他在讲到孝道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一种说法，他说，有两种孝道，一种就是养心智，另一种叫养口体。

什么叫养心智？就是像大哥周秉义和姐姐周蓉那样，能够考上北大，有体面的工作，秉义后来都当上市长了，周蓉都当上教授了，虽然没有在身边尽孝，但是能够让父母脸上特别有光。所以以电视剧中有一个情节，就是周家的父母有一年春节的时候全家好不容易到齐了，所以周家父母就特别积极主动地要带着三个子女到隔壁家串门。在串门的过程中，周秉昆就一直特别不开心，为什么？因为内卷。三个孩子，姐姐和哥哥都是大学生，然后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所以他觉得脸上无光。

▲《人世间》剧照

所谓养口体，指的就是像在电视剧中像周秉昆这样不怎么爱学习，人非常憨厚老实，只想“老婆孩子热炕头”，过过普通的日子，看起来好像这孩子没什么出息，被叫作“老疙瘩”。家里父母还挺操心的，还经常觉得这该怎么办，但实际上我们后来看到整个家庭其实最后都是靠着秉昆和他的媳妇郑娟两口子扛起整个照料的责任。包括母亲有一段时间成植物人，醒不过来，靠郑娟一直给她做按摩，悉心的照料，然后还有后来周蓉的孩子，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孩子没有人带，在北京的时候，然后把孩子扔在这一家，所以也是他们带大的。所以在片中，后来周家父母也说了，他们最满意的孩子是秉昆，也就是说所谓养口体这样的孩子，他是来给父母报恩的，就牵涉到对于孝道的认识问题。

我们如果还回到《人世间》这部电视剧，也可以看到片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父亲，因为电视剧中的母亲真的是像透明人一样，我觉得经常是没有一个主体显现，这是我从性别角度要提出来对编剧的一点，但也许这真的符合现实的那一代。

但父亲跟三个孩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和周秉义之间的关系，在周秉义成人之后，是一种尊重而又疏离的关系。因为周秉义是市长的女婿，他结婚以后都没有单独居住，相当于上门女婿，但是其实不是，他一直和丈母娘、丈人一块居住，并且小心翼翼在日常生活中。但是父母的关系，他是一种相对疏离的，并不是情感疏离，而是走动非常少，有时候就甚至怕有一些亲戚连带关系，有意识地不走动，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所以父亲跟秉义之间的关系是疏离，甚至有些害怕，有非常明显的阶层的隔阂，这个是我要谈的，在家庭内部除了性别和代际之外，阶层永远是不能够免除的，就是我们别以为在家庭内部都是亲人，就没有阶层之分，其实会无意识地带到家庭里面，一定会有阶层的隔阂。

所以那个电视剧中有一个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剧情。周志刚把别人送的茶叶，就是非常好的茶叶，他觉得这东西特别有面子，能够送得出手，过年的时候就让秉义带给老丈人家作为礼物，结果后来老丈人家要给这个家里回礼的时候，因为他们家送人送礼的人太多了，礼物都堆在一个房间里，所以就派一个司机，给周家给送一车礼物，其中就糊里糊涂地把他送的茶叶给送回来了。

可能在东北文化习惯中，这是一个很大的侮辱，把礼物原封不动送回来。顺便说一说，在我们老家这是一个非常习惯的做法，我们过年的时候送礼经常是原礼物去原礼物回，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礼物相送的方式？就是因为替对方考虑，就是说我们的习惯，中国人过年不能空着手去，不能空着手，但是我又不想你花费精力来买礼物，因此我是第一个来拜年的人，就非常贴心地把你要回礼的礼物准备好了，我给你带去，然后你把它带回来就行了。

我们老家的习惯是这样，但是东北文化中显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事件他们关系闹得非常僵、很尴尬，但是周志刚始终没有公开说这个事儿，后来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化解。

那么我们看到在秉昆的关系中间非常有意思，是另外一种，但就是父子关系的一个体现。我们看到周爸爸在秉昆前面保持着非常严厉的、权威的形象，但是其实他在心里是非常亲的，他也不放下架子。秉昆也很倔，在顺从中一直有自己的坚持，他最大的坚持是什么？坚持要娶郑娟为媳妇，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不惜和父母对抗，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最终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还有父亲和女儿周蓉的关系，你会发现跟儿子关系是非常不一样，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年轻人所喜欢的新孝道，是基于情感的一种新孝道。在你需要的时候，父亲会出现，会帮你，你被“小三”了，被离婚了，我会替你出面去扇耳光。当你私奔了，到贵州很远的地方，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我会从天而降，远远看着你的生活是否过得很好。

这其实是非常体现在新一代中，那个时候他们对女儿的态度，我觉得非常像现在对年轻一代子女通常对父母行使的孝道关系。所以这种孝道关系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有互相的距离感，有自己一定的边界，只要你过得好就好。这是从电视剧的一些小剧情中得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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