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前言，我想说三个意思，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起承转合，索性硬生生的分成三段吧。

想象一下，1899年2月3日，这一天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北京城里应该有了过年的气氛，或许有零星的爆竹声响起。在西城的小羊圈胡同，也就是现在的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有一位41岁的产妇生下了她第八个孩子，取名庆春。这一家是旗人，汉姓是舒，舒庆春就是老舍的本名。六十多年过去。1966年8月24日，北京新街口豁口西北边的太平湖公园，现在的北京地铁太平湖车辆段，当时是有两片水面的小公园，老舍走到这里，在水边一直坐到入夜。第二天早上，晨练的市民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一具尸体。这就是老舍的结局。

从1899年2月3日傍晚出生，到1966年8月24日夜辞世，老舍活了67岁。出生的地点和死亡的地点，相距只有几里地，出租车起步价之内就能到。这两个地方都在北京的西北角。扩大一点儿范围，从阜成门到西四，到西安门大街，到景山、鼓楼、德胜门、西直门，再回到阜成门，这就是北京老城的西北部分，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在这片区域。这片区域也正是清末正红旗和镶黄旗的驻地，老舍的爸爸就是正红旗下的一个士兵。

写作中的老舍 

再想象一下，1899年4月23日，黎明时分的圣彼得堡。涅瓦河上的冰开始破裂，春天来了，但这个早上的气温还是在零度以下。沿涅瓦河向南，经过枢密院广场，能看到彼得大帝的铜像，再往前走就是大海街，大海街47号是两层楼，佛罗伦萨式的殿宇风格，二楼有一个房间亮着灯，这是个大户人家，姓纳博科夫，几代人都在朝中做官。在1899年4月23日，这家人的媳妇叶连娜产下一名健康的婴儿，取名叫弗拉基米尔。 

老舍和纳博科夫，这两个人的生日差了几十天。这两人有什么关系吗？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老舍出身贫寒，靠人接济才上了小学。纳博科夫生在富贵人家，家里的图书馆藏书上万册。老舍到20岁当了小学教师，开始写作。纳博科夫一家遇到了十月革命，流亡海外，他去了德国，去了英国，后来去了美国。老舍也在英国呆过一段时间，写了《二马》，后来回国，在大学教书，在青岛写出一本小说叫《骆驼祥子》。纳博科夫先写诗，后来写小说，他的作品只在俄罗斯流亡者中有点儿影响。不过他在56岁那年写出的《洛丽塔》大获成功。

这两个人的生活轨迹没有交集。这两个人只在我这个读者心中有交集。

我最早接触老舍的小说是听董行佶播讲的《骆驼祥子》，每天守在收音机前，听祥子丢了车，牵回了骆驼，祥子攒钱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龙须沟》，看到了《四世同堂》，在剧场里看到《茶馆》，看老舍写文章说，他闭上眼，北京的一切就能在他脑海中浮现，活生生的人就出现，就在他身边说话。老舍所构建的北京对我来说是一个诗性的世界。 

有一年，我去瑞士蒙特勒，在皇宫酒店的顶层逗留了几个小时，纳博科夫最后十来年就生活在这个酒店里。从顶层望出去，能看见湖水和雪山。他在《说吧，记忆》中有这样一段话，“每当我开始想起我对一个人的爱，我总是习惯性地立刻从我的爱——从我的心，一个人的温柔的核心——开始，到宇宙极其遥远的点之间画一根半径。我必须要让所有的空间和所有的时间都加入到我的感情中，加入到我的尘世之爱中，为的是减弱它的不能永存。”尘世之爱不能永存，所以要扩大自己的感受。这是纳博科夫的写作手法。

再重复一遍，这两个作家没什么关系。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这两个出生日期只差两个月的作家，却像是一个故事中的两个角色，一个坚守在自己的语言中，用最常见的两三千个汉字写作，另一个掌握多种语言，是伟大的文体家，一个不自觉地要靠近权力，另一个相信文人最好处于流亡之中。他们的交汇之处是在我这个读者心里，我生在北京，却对北京有一种古怪的乡愁。这乡愁有一点儿是老舍给的，也有一点儿来自纳博科夫，我们的爱总会延展出去，画一个很大很大的半径，激发出无限的情感与思绪。文学世界总有东西会漫出我们的现实存在。

以上是第一段。

这两三年，我总会看到一首布莱希特的诗，你可能也看到过——

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
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

老人看着年轻人死去。
傻瓜看着聪明人死去。

大地不再生产，它吞噬。
天空不下雨，只下铁。

我在2020年看到有人读这首诗，我在2021年看到有人读这首诗，我在2022年看到有人读这首诗。后来我翻布莱希特的诗集《致后代》，看到他的另一首诗。

总之，他们越是受苦，他们的受苦似乎就越自然。谁会阻止海里的鱼受潮湿？

而受苦人自己也用这种漠不关心对待他们自己，缺乏用善良对待他们自己。

多可怕，人类如此容易忍受现状，不仅忍受陌生人受苦，而且忍受他们自己受苦。

所有那些思考世风如此败坏的人都拒绝呼吁一群人同情另一群人。但是被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同情是不可或缺的。

那是世界唯一的希望。

这首诗太平实了，然而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却很有力量。 

我还看到许多人感叹过去的美好时代的消逝，他们引述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似乎我们曾经走在一条笔直的通向美好世界的道路上。说实话我对此并不确信，我们在大街上看不到马勒，也不像维也纳人那样喜欢歌剧，我倒是常常想起茨威格另一本书叫《良知对抗暴力》，他在书中说—— 

不管我们如何称呼这样一种始终对立的两极，称呼为宽容与不宽容，自由或管束，个性与划一，良知与暴力，其实都无所谓。这些称呼无非是要表达一种最内心最个人的选择：是人道宽厚重要还是政治事务重要，是通情达理重要还是拘泥于条条框框更重要，是人格重要还是趋炎附势更重要。 

格林在他某一本小说的扉页上有一句题词，大意是说，人的心灵有些地方并不存在，痛苦进入这些地方，使之存在。我以前觉得，文学有一个作用是锻炼人们对痛苦的耐受力，现在也相信这一点。但现实中的痛苦还是更厉害。阿兰·德波顿有一句话说，“一切人生都是艰难的；而其中有些得以实现完美，是对痛苦的态度使然。每一次痛苦都是一个本能的信号，说明有些事不对头，而其孕育的结果是好是坏全赖承受者的智慧和力量。” 这句话太像“人生鸡汤”了。

文辞有强烈的欺骗性，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儿鸡汤，是为了缓解痛苦。这两三年，我们感知到的痛苦比较多，我也不知道文学是否让我们对痛苦有了更强的耐受力。

以上是第二段。 

2020年的春节，我写下《文学体验三十讲》的第一篇，是“纽约兄弟”的草稿，顺手贴出来，有一位读者留言说，她读完《纽约兄弟》之后正好去纽约，她去了中央公园，盯着西面那一排房子和树，用自己近视的右眼体会小说开头那种即将失明的感觉。看到这条留言，我很高兴。詹姆斯•伍德说，有些评论不是分析性的，而是一种充满激情的重新表述，评论家实际上期望的是“视野一致”，“努力让你如我一般看待文本”。我的这些稿子是“聊天”，但也期望某种程度上的“视野一致”。

我写《文学体验三十讲》，有一个副标题是“陪你度过这时代的晚上”，当时就有做音频课的打算，所以写的也比较口语化。到第二本，题目变成“苗师傅文学人生课”，俗世牧师那个味儿更重了。

这几年，心理按摩有很大的市场，我在一本畅销书上看到一个比喻，说生鸡蛋，摔在地上就碎了，蛋黄蛋清一起飞溅，煮熟的鸡蛋摔在地上不会碎，成熟的东西有弹性。这句话把不太成熟的心智比喻为生鸡蛋，把成熟的心智比喻为熟鸡蛋。如果我对自己的文学品位还有一点儿自信，那就是告诫自己，千万别写出这样句子来，千万别做人生导师。这倒不是因为我的这些文章对他人的生活全无益处，而是我从根儿上认定，如果我们只关注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稳定，不对公共事务发言，也不在更广的人文精神的领域去思考，我们的情绪就总是糟糕，心智也总是不成熟的。这第三本书，我花了很大篇幅去讨论这个问题。

2021年是陀爷诞辰200周年纪念，我想起看了好多次都没能看下去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用了一年的时间读了这本书，还做了许多延伸阅读。从个人趣味上来说，我不喜欢陀爷。我想把我那种“不喜欢”说清楚。2022年是《尤利西斯》出版100周年，我想看一遍英文版。大多时候，我们通过译本来读外国小说，但语言的束缚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的多。这两次阅读都不容易，我把阅读中的感受记录下来，当然有分享的愿望，读书的乐趣和心得应该分享，读书的困惑也值得分享。

我还有一个自私的打算，我是怕有一天我忘了。要是我不把我读过的这些书记下来，不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就会有点儿茫然。在午后，打开一本书，阳光变得柔和，像撒下一层金粉，将你笼罩在其中，等回过神来，已经到了傍晚，这时你会有点儿茫然。到秋天，树叶落了，树冠上孤零零挂在几个柿子，你抬头看，发觉这一年又快过去了，你会有点儿茫然。到我这个年纪，发觉自己花了三四十年读小说，也会有点儿茫然，好像在虚构的世界里停留的太久了。阅读如同一场游荡，我想留下点儿记录。

我记得有一本很薄的小说，《彼得·卡门青》，黑塞的作品，其中有一段，主人公早上去爬山，摘了一朵花，要送给女友。我读那本小说的时候，大概十六岁，后来没再读过，情节未必记得准确了，但当时阅读的心绪激荡，似乎还能记起来。那是1980年代，喜欢外国文艺，是一种风气。萨特啊加缪都是非常时髦的名字，我懵懵懂懂的看，知道了几个奇怪的词语——恶心，荒诞，他人即地狱。

我们有几个要好的同学，总聚在一起看录像，某天晚上，我们看了《铁皮鼓》，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法兰克福有一个“德国电影博物馆”，博物馆里有很多拉洋片的机器，展厅中央有一个柜子，其中的展品是电影《铁皮鼓》的道具，奥斯卡敲的那个红白相间的铁皮鼓。我看到那张鼓的时候，感觉它在我心里敲敲打打从未停息。

最开始的三十讲，我写的挺快，跟人开玩笑说，干脆写到一百篇吧。那时并不觉得有那么多话说，但感觉记忆丰沛，有很多题目会让我去读去写。2022年秋天的时候，真的写完了90篇。还差十篇就到一百了，我想暂时停在这里吧。 

以上是第三段。

好了，就先说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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