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讲的是《飞越疯人院》，我希望你看过这个老电影。我从小说原作者说起。

肯·克西，从小体格强壮，擅长摔跤，凭借体育奖学金进入俄勒冈大学学新闻，1959年到斯坦福大学学写作，他自愿参加了一个精神药理学的试验项目，在医院里服用致幻剂，留院观察，也算是参与了科学研究。1962年，他的小说《飞越疯人院》出版。小说的叙述者是印第安人“酋长”布洛姆登，布洛姆登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整天在医院里拿着个大扫帚，不言不语，装聋作哑。一开始他感觉周边有雾，连六英寸外都看不清，他将外面那个控制一切的系统称为“联合机构”，他被逼着吃药，然后开始讲麦克墨菲的故事。文学评论中有一个说法，叫“不可靠的叙事者”，布洛姆登就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他说，“就算事情压根儿没发生过，我说的也是真的。”

这本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时，肯·克西写了两稿剧本，但很快就不干了。后来的编剧把布洛姆登的叙述视角改为全知的视角，小说及电影的名字都来自一个古老的美国民谣，“一只向东飞，一只向西飞，一只飞过了喜鹊窝。”不过，我们都接受了这个直接了当的译名，飞越疯人院。

肯·克西对电影《飞越疯人院》非常不满，他跟制片人打过官司，获得了一笔补偿，他发誓不看这部电影，据说有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立刻换台。根据合同，他能从这部电影的利润中获得2.5%的报酬。这部投资400万美元的电影，在美国国内挣了将近两亿美元。肯·克西不喜欢这个电影，但这个电影给了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一笔收入。 

肯·克西的原著小说是以酋长的视角讲故事，酋长会回忆爸爸和妈妈，回忆俄勒冈大草原上的月亮和狩猎，酋长原来的印第安人村落被白人政府买下，白人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压制和这所医院对病人的压制是一样的。一部小说是带有叙述者的语气的，肯·克西对电影的不满，或许就是酋长叙述的语调被抹杀了。

肯·克西对印第安原住民部落有自己的情结，1994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克西说，他爸爸曾经带他去看俄勒冈的牛仔竞技大赛，他和原住民一起玩，经过哥伦比亚河峡谷时，发现那里正在建大坝。印第安人的捕鱼地消失了，他们的村落被政府买下来，他们要移居到别处。有一个印第安人，嘴里咬着一把刀，撞向一辆柴油卡车。这个自杀行为给克西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基于这种“野性中蕴含救赎”的观念，肯·克西选择酋长来做小说的叙述者，酋长能记起深夜站在水坝上听到的声音，能感受到“联合机构”那种无情又残忍的力量，他10岁时，村子里来了三个白人，跟村里人说，这个村子能换来多少钱，他们根本就无视年少的布洛姆登，所以酋长布洛姆登就变成了一个“聋哑人”，他听不懂外在的变化，也无从表达自己的看法。肯·克西选择酋长来讲这个故事，肯定有他的道理。然而，我无法想象《飞越疯人院》这个电影以装聋作哑的酋长的旁白来讲故事。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需要另一个更可靠的叙事者。 

影星柯克·道格拉斯看到小说《飞越疯人院》后，立刻买下了改编权。他先改成了话剧，在百老汇演了半年，受到的评论都不太友好。他希望把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扮演里面的麦克墨菲，但好莱坞没人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柯克·道格拉斯说，这个故事中有些东西让好莱坞不舒服。十年后，柯克的儿子麦克·道格拉斯说，您这个版权砸在手里这么久了，我再出去试着卖卖吧。

麦克·道格拉斯找到了奇幻唱片公司的老板索尔·赞茨，赞茨以前表示过对《飞越疯人院》的兴趣，但他不想让柯克·道格拉斯演，柯克想演麦克墨菲，如果不让他演，他就不卖改编权，杰克·尼科尔森对麦克墨菲这个人物极有兴趣，一直想演麦克墨菲。等这部电影真的开拍时，所有人都觉得柯克·道格拉斯太老了，杰克·尼科尔森最合适。1976年，《飞越疯人院》获得奥斯卡五项最重要的奖项——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改编剧本。杰克·尼科尔森的片酬是影片利润的10%，他在颁奖仪式上对编剧说，我赚到钱了！柯克·道格拉斯也赚到钱了，他的儿子担任制片人，但柯克·道格拉斯说，我从这部电影里赚的钱比我扮演任何一个角色挣到的钱都多，但如果能让我演麦克墨菲，我愿意把我赚的每一分钱都给片方。

1971年，麦克·道格拉斯打电话给索尔·赞茨时，没想到这个电影能如此成功。他们当时想的是用比较小的成本，把这个电影给拍出来。他们找到一个落魄的导演，米洛什·福尔曼，福尔曼是捷克人，1968年流亡美国，拍了一个不太成功的电影，困在纽约切尔西区一间旅馆里为房租发愁，他接到电话，跟麦克·道格拉斯、索尔·赞茨一起出去吃饭，八点钟进了一家日本餐馆，到饭馆打烊，服务员把后厨和桌子都收拾干净了，他们还在聊。

米洛什·福尔曼，1932年出生，他还记得母亲被盖世太保带走的场景，那时他7岁，母亲到他床边，跟他吻别，此前，他的父亲已经被关进了集中营。青年福尔曼在布拉格学电影，他的文学课老师是米兰·昆德拉。1960年代，福尔曼在布拉格崭露头角，柯克·道格拉斯访问中欧时，就曾和他有过接触，答应给他寄一本《飞越疯人院》的小说，但书寄到捷克，被海关没收了。然而，该是他的电影就一定还是他的电影。福尔曼决定拍摄《飞越疯人院》之后，有朋友劝他，这个故事太美国了，你拍不好。福尔曼回答说，不，这个故事写的是极权主义，我刚从那儿逃出来。对你来说，这是个美国小说，对我来说，这是真实的生活，我太知道大护士是怎么回事了。1976年福尔曼获得奥斯卡奖之后，他的双胞胎儿子才获准离开布拉格，去美国和父亲团聚。

《飞越疯人院》这部电影是按顺序拍摄的，除了出海捕鱼那场戏。影片开场是田野和山脉，一对汽车大灯穿过风景，麦克墨菲在两名执法人员的护送下抵达精神病院。他亲了警卫一口，他被带到院长办公室，跟院长谈话。俄勒冈精神病院的院长出演了自己，福尔曼喜欢用非职业演员，但他不给非职业演员看剧本，也不会让他们排练，尼科尔森和院长的对话场景拍了四条。院长在办公桌上管理着他的病人，他发出行政指令，精神病院转化为社会对其持不同意见者实施的复杂镇压的缩影。麦克墨菲来了，他想唤起病人残存的人性，他是一个秩序的破坏者。他与拉切特护士的暴政展开了一场斗争，这倒不是说麦克墨菲对他的病友有多少同情心，他只是为自己找乐子，不甘于被操纵，也不甘于看到别人被操纵，他想在心理层面上释放病人。

精神病院是一个由门、锁和笼子组成的迷宫般的监狱。那些让病人平静的音乐，也是一种阴险的统治手段。病人打牌嬉戏，但无法逃脱监禁之感。他们按时吃药，按时进行团体治疗，稍有反抗就会被带上约束带，被电击治疗。拉切特护士，被酋长称为“大护士”，她在电影中的样子要比小说中的样子温和一些，她总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她维护秩序和例行公事，用最平静的微笑压制所有男病人的反抗，福尔曼谈到她的性格时说，拉切特护士深信她做得很好，这是真正的戏剧，这比一个知道自己做坏事的邪恶的人要可怕得多。

麦克墨菲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要参加集体治疗，拉切特护士主持，讨论每一个病人的病情。麦克墨菲提出要看棒球比赛，要更改时间表，大护士说，你们可以投票。时间表是一种规训，时间表意味着序列化的活动，你该起床了，你该睡觉了，你该吃药了，你该进行集体治疗了，你某时某刻才可以打牌看电视。大护士掌握时间表，病人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服从时间表，就像工厂流水线对工人的管理一样。

我们的人生时间也被筹划，第一，时间被划分为连续性的片断，这些片断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结束。第二，这些片断被安置于一个分析性的规划或序列之中，它们按照难度或复杂性的递增而一个接一个地排列。第三，每一个时间片断都以一次考核而告终，这一考核使管理者可以对每一个人加以区别、分等和归类。第四，在这种等级的排列之后，每一个人都将获得一个角色以及一系列的操练，这些操练与他们在等级序列中的位置相匹配。这是在讲解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听着有点儿费解是吧？如果你有孩子，你规定你的孩子每天只能看一小时动画片，只有到周末才能玩ipad，那你就是在规划他的时间。你还要跟他讲小升初，中考，高考，是多么严厉的考核。这就是规训。如果他不遵守时间表，对学习也没啥规划，那你就可能就要惩罚他。

在麦克墨菲所处的病房，六点半起床，七点进食堂，八点玩拼图游戏，是雷打不动的规定。麦克墨菲要更改时间表，要看电视，要看棒球比赛。但电视电源被切断了，病人围在电视机前，麦克墨菲面对空白的电视屏幕解说棒球比赛，那是特别精彩的一场戏。大护士在这群病人后面叫喊着纪律和秩序，说他们要受到惩罚。大护士怎么惩罚麦克墨菲？

我们看小说中的情节。大护士召集了一次会议，她认为麦克墨菲是病房中的不安定因素，有一个护工提出，麦克墨菲可能是一个精明的骗子，他假装病人离开了劳改农场，进入舒适的医院，说他曾经多次出于对权威人物的仇视而闹事，问大护士要不要把麦克墨菲转移到另一个病房——心理失常者病房？拉切特护士不同意——“不，他没什么不寻常的。他只是一个人，仅此而已，一样受制于任何人都会感受到的恐惧、懦弱和胆怯。我有很强烈的感觉，再有几天的时间他会向我们同时也向其他病人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把他留在这个病房里，我确信他的鲁莽傲慢会减退，他的反抗也会最终削弱为零。”她微笑着，“我们的红头发英雄也会自降为病人们能够认清并且丧失对其尊重的某种人，一个爱吹牛的家伙。” 拉切特护士很理智，她要把麦克墨菲留在自己的病房里，相信自己能降服这个捣乱的不安定因素，“我们有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麦克墨菲先生是被判入院的，他需要在这个医院待多久完全取决于我们。” 

如果你是一个刺头儿，想反抗现有的秩序，你一定要清楚，大护士并不会觉得你有什么特别的，更不会把你看成是英雄，只要你是一个普通人，你就会受制于自己的懦弱，你就会有你的恐惧。你有什么出格的行为，把你传唤到派出所呆几个小时，你可能就服软了。大护士要把麦克墨菲掌握在自己手里，挑战秩序的人总是单枪匹马的，秩序的维护者却有成系统的手段。想当刺头儿，想反抗现有的秩序，采取第一次行动是容易的，但要持续的和一个机构对抗，非常难。

麦克墨菲是被判入院的，他发现病房里的小伙伴有不少是自愿入院的，像比利这样的小伙子，应该在大街上开着跑车追女孩，怎么能忍受住在精神病院里。比利告诉他，你以为我不愿意要一辆跑车和一个女朋友吗？但是，你被嘲笑过吗？我既不高大也不强悍，我们这里的病人都不够高大强悍。在电影最后的高潮部分，拉切特护士威胁比利，我要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你妈妈，于是比利自杀了——“告诉你妈妈”，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威胁。每个小孩子都受到过这样的威胁。拉切特护士说过一段话来讲精神病与“不服从”的关系，她说，“你们当中的很多人之所以在这里，就是因为无法适应外面世界的社会规则，因为你们拒绝正视它们，因为你们试图躲开和回避它们。在某段时间，也许是你们的童年时代，你们无视社会规则却被允许逃脱了。当你们违反某个规则，你们想可能会被处置，但是惩罚却没来。你们父母愚蠢的仁慈也许就是造成你们目前生病的病菌。我告诉你们这些是希望你们理解，我们执行纪律和秩序完全是为了你们自身的利益。 

在电影中，大护士的许多话都被删去了，但路易斯·弗莱彻还是凭借出色的表演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弗莱彻女士领奖时，在台上用哑语感谢了失聪的父母。好的表演未必需要太多台词。电影中还有一幕反抗，病人契斯威克想从大护士手里拿回他的香烟，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烟，要控制在大护士手中，大护士给他烟，他才能抽，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主，想抽烟就抽烟。麦克墨菲打破了护士站的玻璃，把万宝路拿出来，其结果是契斯威克和麦克墨菲接受电击。小说中略有不同，小说中契斯威克和比利都自杀了，契斯威克在游泳池中自杀。电影中只有比利一个人自杀了。

电影中很关键的一幕是麦克墨菲要抬起那个大浴盆，但他没那么大力气，他涨红了脸，颓然退下，他说，我试过了，我尽力了。But I tried, though，Goddammit , I sure as hell did that much now, didn’t I ？影片最后，麦克墨菲被实施了脑叶切除手术，脑袋上有伤疤，他的生命之灵光已经被剥夺了，酋长用枕头闷死了他，抬起大浴盆，砸烂窗户，逃了出去。浴盆被抬起来后，水管里的水喷涌而出，受过弗洛伊德一点儿教育的观众都会明白，这他妈的是射精，那个浴盆上的铬合金面板和玻璃喷头及石材的重量，是为了不让你射精。

酋长抬起来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小说中说的是“控制面板”，电影里看着是一个大水槽，它是浴室内的一个装置，石头做成，有水压表，有温度调节，有很多喷头。我在爱德华·肖特的《精神病学历史》一书中看到一张照片，是密西西比精神病院里的“大水槽”，比电影里的那个还大，护士正在给一个病人冲澡，控制面板上的按钮可以调节水温，可以增减水流的冲击力。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相信水疗能对付各种慢性病，也能对付精神病，冷水能对付癫痫，冷热水交替的“苏格兰灌注法”可以让歇斯底里的病人平静下来。

我年轻时看这个电影，看到酋长飞越了疯人院，是非常激动的。经典作品会塑造我们的人格，有些现代作品也会塑造我们的人格，这些作品可以称之为现代经典。我们后面要讲的《肖申克的救赎》也是一部现代经典。

《飞越疯人院》让福尔曼和索尔·赞茨成为亲密伙伴。他们合作拍了《莫扎特传》和《戈雅之灵》。

早年间在捷克读书的时候，福尔曼看过一本关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书，他说，“我不敢相信我在读什么。我在读自己国家正在发生的事——让人们承认他们没有犯下的罪行。彼时彼地，我不可能拍那样一个电影。到1980年代，我和索尔在马德里宣传《莫扎特传》，我第一次去了普拉多博物馆，我当年在布拉格看到的那本书就展现在我面前。我要把戈雅和宗教裁判所放在一起拍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2006年上映，是74岁老导演的谢幕之作，福尔曼在2018年去世，随后，布拉格帕里斯卡街上的一个小广场被命名为“福尔曼广场”，紧邻洲际酒店。

戈雅是艺术家，宗教裁判所是权力机构，你可以从《戈雅之灵》中看到艺术家和权力之间的冲突。

福尔曼说过，“艺术家天生就是叛逆者。就像《飞越疯人院》中的麦克墨菲，个人反抗机构的冲突，是一场无止境的冲突，一场本质的冲突。我们需要机构，我们用税款支付它来为我们服务。可反过来，我们总要供他们驱使。我认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人类最本质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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