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经济数据出台，中国经济似乎又走上了加杠杆的老路。银行新增贷款不明显，但是影子银行信贷和新增债券激增，社会总融资规模几乎是7月份规模的两倍。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无实质性进展之际，“钱荒”的教训被抛在脑后，银行再度开闸放水，经济转型的压力再度被推迟。推迟转型的危害何在？答案是无效益的增长。

改革开放30余年的今天，经常有经济学家把成功跻身发达国家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做对比。“二战”后，成功实现跨越的经济体的成功案例并不多，基本发生在东亚，这点或与文化传统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基建和设备投资，并且看似巧合的是，高水平的投资状态一持续就是30年。这点不难理解，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是资本投入，而仅靠开发廉价劳动力或自然资源来驱动均无法实现长期增长。不过，如果从经济起飞之初算起，30年后当投资占比达到顶峰后，日本和韩国从未超过40%，而中国却是进一步抬高，逼近了GDP的一半。日本和韩国经历了30年的高投入高产出时代，分别进入了经济的全面再平衡时期。从时间尺度上推测，中国应该已经接近非平衡增长期的终点，与另两个东亚国家没有什么不同。这一点已经成为经济学家们的共识，经济起飞30年后，中国的增长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即再平衡的中速增长阶段。

令统计学者颇为迷惑的是，30年的经济起飞之后，日本和韩国的发展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中国却似乎还在起飞的过程中，与发达经济体相距甚远。当韩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再平衡的时候，它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接近美国的一半，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再平衡时，其劳动生产率甚至达到了美国当时的六成，唯有中国直到现在，全员劳动生产率还不足美国的1/5。或许，这其中并无秘密可言，中国是新晋追赶型国家，当我们从一穷二白状态开始助跑起飞时，距离发达经济体的距离最远，而经由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美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目前已经提高了一倍以上。相应地，中国30年的追赶，因为参照物高度增加，我们所处的相对位置也就低了。实际上，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是到了2000年以后才开始快速上升，当年中国劳动者每小时的产出只相当于美国的6%，2012年则达到了美国人的17%。对中国，事实虽然残酷，对未来的发展未必不是好消息，差距如此大，意味着我们至少还有很充裕的后发优势，也就是学习型红利，所谓“干中学”，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超常规地提升自己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