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吗个曾经唱着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隔壁住着一个怪怪的、没有恶意的文化人”，“他拿出一本写了很多字的练习本给我看，又放一些不太好听很吵的歌给我听，他说那是在赞美我们”，“还说了一些城市的坏话，好多词我都听不太懂”，于是他只好抱歉地说：“这个，我说不好！这个，我实在说不好！”

十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好学青年，有一天晚上，一个朋友拉我去和几个小说家吃饭。那时候我对小说的理解刚刚摆脱故事和情节的范畴，为了不太丢脸，我在赴宴前还借了本《文学原理》大致翻了翻。但吃饭时候，小说家们没有一个人谈小说的，时间太久了，我也忘了他们都谈什么了，只记得两个词，一个是塞纳河，一个是左派。他们都是获过奖的，等同于著名的作家，但也都和蔼、平易，有时候还会问我的意见。我先是点头，后来发现他们之间是在争论，就不敢再点头了，就像胡吗个那样抱歉地说：“这个，我说不好。”这顿饭让我明白了自己的浅薄，从此对文化人更加崇拜，也更加刻苦地全面学习。不久，“非典”来了，我的一个朋友乘出租车狂奔400多公里逃回老家，我也准备回老家，但是家里人说：“你回来干啥呀？老家也有了，就算出了事，也是北京治得快呀。”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一位文化人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当然是谈“非典”，可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是跟我说什么国家机器。他语速很快，我越是茫然，他越是说得兴奋。

人总是要明白点事的。“非典”之后，我就明白了，我不可能既可以和人谈塞纳河，又可以和人谈国家机器。所以，正确的做法是，看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剩下的不耻下问就可以了。反正世界都是热心肠。但热心肠有时候也有问题。比如我的同事S兄。打个比方，如果我问他岳母给岳飞背上刺的是什么字，他很可能会给我把《说岳全传》背一遍。这时候，我要不要打断他？我该怎么打断他？“这个我说不好”显然不行，因为他根本没有让我说的意思。但我坚决反对把S兄与孔乙己相提并论。因为他没有一点卖型的意思，只是知无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