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份纽约亚洲艺术周即将开始，这也意味着秋拍的到来。近两年，由于艺术品市场的不断升温，催生出大量的拍卖公司，春秋两季的拍卖周期被大幅度延长。安静了两个月的拍卖市场，马上又要掀起新一轮热潮。

纽约佳士得率先推出《澄怀味象：许汉卿珍藏》专场拍卖。许汉卿，名福眪，祖籍江苏盐城，1882年生于山东。在晚清历任刑部主事、济南大清银行稽核委员等职；民国时期任职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并参与发起筹建大陆银行。抗战胜利后，许汉卿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等职，跨界金融、纺织、货栈等行业。许汉卿为银行家，笃好收藏。殷实的财力让他有能力广搜远绍、海纳百川，其收藏范围涵盖青铜、书画、碑帖等方面。许汉卿尤擅长金石考据学，在清末民初之时备受业内推崇。

今天的收藏是以投资为主导，藏品讲究快进快出，这让“收藏者们”少有时间学习、研究和沉淀，因此他们缺乏独立鉴赏的能力。对东西好坏真伪的判断靠的是“听”和“看”：“听”各路人对东西判定的意见，一旦有一成的人说不对，则放弃；“看”来源和著录，如果没有这两点，再好的东西也不敢出手。所以现在的拍卖市场只要有收藏家名号的，通常都能获得不错的收效。“许汉卿珍藏”在此时推出，合乎时宜。

这次将拍卖的许氏旧藏共150件，碑帖、书画、文房杂项都有涉及。其中，许汉卿旧藏的《淳化阁帖》乾隆拓本（一套二函，各五册），最能代表其收藏者以及那个时代的品位。碑学与帖学是碑帖学的两个分支，碑学是指镌刻在石碑上的文字，经后人传拓成本，俗称“黑老虎”，《淳化阁帖》乾隆拓本既为此；而帖学是指古代文人在纸上直接书写下的文字范本。纽约佳士得中国瓷器及艺术品部联席主管、副总裁迈克·巴斯（Michael Bass）介绍道：“唐代有人发明用宣纸受湿蒙在器物碑刻上面，轻轻捶打使宣纸呈现凹凸，再蘸墨拓成，这便是最早的碑拓。”

宋淳化三年（992），太宗赵光义秘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撰摹勒，名《淳化阁帖》，此帖又称为《淳化秘阁法帖》，共10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宋代文献记录此帖为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但未见此种拓本流传。

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拓印《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不幸全部焚毁，后来历代摹刻、翻刻版本繁多。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命人将其中部分辑刻于石碑之上，便于大量拓印，从而建立了他的官方书法典范。乾隆三十四年，圆明园之长春园正中的主体建筑建成，又适逢《重刻淳化阁帖》竣工，遂将刻板嵌于左右廊的廊壁上，“淳化轩”由此得名。一个世纪后，碑石被毁。

《重刻淳化阁帖》刻板144块，共10卷，汇集历代名家99人的真迹；刻成后又拓400部，分赐皇室宗亲、大臣以及直隶、山东、浙江各行宫。迈克·巴斯说：“许汉卿旧藏的这套《淳化阁帖》是以当时特制的桃花纸，乌金拓之初拓本。裱工尚是宫中原装、原盒，极为罕见。原藏静寄山庄，有‘静寄山庄’大印。”

静寄山庄位于天津蓟县盘山南麓，曾经是清代北京以外规模仅次于避暑山庄的第二大皇家行宫园林所在地。乾隆九年，“始命建静寄山庄于山之阳”。工程历时11年，于乾隆十九年完工。1926年，军阀胡景翼部为筹军饷，以斥卖官产为名，先伐松，后拆屋，最后计亩卖地。同时，看守园官也争相抢夺，使这片经营近200年的皇家园林荡然无存，此套乾隆拓本的《淳化阁帖》也由此流散出来。

此时，必须提到另一人，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1889～1931），字豹岑，别署寒云。他是袁世凯的三姨太金氏（朝鲜人）所生，素有“民国时期天津青帮帮主”之名，与张学良、张伯驹、溥侗并称为“民国四公子”。袁克文长于诗文，工书法，精金石，爱好藏书和古玩，精于鉴赏，曾与傅增湘、徐森玉、周叔弢等多有往来，与之研究版本、文物。袁克文生性豪放，他收购文物挥金如土，但兴尽后就转让。《淳化阁帖》乾隆拓本在此时被居于天津的袁克文所藏。

迈克·巴斯推测，1927年，军阀张宗昌委派袁克文携带3万银元赴上海办报，到上海后，正迷恋集邮的袁克文每遇珍品邮票，不吝重金竞购，使他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邮票集藏名家。当时，袁克文曾在上海《晶报》上以《说邮》为题，逐期连载，记述了有关他的集藏情况和对邮品的评论。但好景不长，袁克文到上海不到一年，就将办报款全部挥霍买了邮票，被通缉后，他典卖家当，离开上海，再次返回天津。许汉卿的大量藏品来自袁克文的旧藏，极有可能源于这一次的整批出售。

碑帖收藏自宋代兴起，一直到民国，都是文人收藏的主流，其地位非同一般。过去常说，家有一名帖，就可自冠收藏家。近代大收藏家罗振玉曾有一份出售文物的账单，可窥一斑：宋拓《狄梁公碑》售2000元大洋，宋拓《圣教序》售3000元大洋，而沈周、唐寅的画只售二三百元。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罗随祖介绍，19至20世纪之交，在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五大发现：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文书、内阁大库档案、少数民族文字史料的陆续发现，改变了近代中国文化的进程，同时也促进了新一轮的收藏热潮。这个时期收藏者的主体，是“亦官亦藏”的，以许汉卿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与今天的收藏者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将收藏与学识相贯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