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尼·布莱尔 )

在北京凯宾斯基酒店的会议厅外守候托尼·布莱尔，见他带着几个随身保镖翩然走来。据说这支让英国纳税人颇有微词的保镖小组每年费用支出为25万英镑，陪卸任后任中东四方特使的前首相穿梭于中东和周游列国。他把前首相身份的资源利用得淋漓尽致，做演讲，写回忆录，给银行做顾问，成立基金会，还经营自己赚钱的企业，他总是知道拿起电话来，该拨通谁的号码。他娴熟地对站在走廊上的记者抱以招牌式的微笑，随后的专访中，他的回答滴水不漏、小心谨慎，让人感到，他还不想，也似乎未曾真正离开政治。事实上，他正打算回来。他在多个不同的场合都提到自己希望担任欧盟主席的职务。“现在的生活如此完美，为何还想做回职业政治家？”“我就是爱这样。”他回答。

2007年6月27日，布莱尔最后一次走下唐宁街10号的台阶，结束了他10年的英国首相任期，但他无法割裂他与其所决策的那些事件的联系。2010年，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奇尔科特调查中，有人向他提问：你曾有过任何后悔吗？在他的回忆录《旅程》一书中，他如此记录他当时的感受：“那是一种愤怒与痛苦交织的感觉。单凭灵魂的静思，无法提出或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而这样一个问题，也无法以深刻、清晰，甚至是简单的诚实来衡量、思考和解释。回答‘是’，我知道后果——‘布莱尔为战争致歉’，‘最终他还是道歉了’。回答‘否’，那么你看上去就像无情的畜生，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2003年，上百万人在伦敦举行反战游行，规模前所未有，布莱尔孤立无援地支持小布什入侵伊拉克，英军首先发起了空袭。如今，他选择为自己辩护，无论这些辩护是否能被接受。辩护把基地组织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系起来的必要性，辩护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错误不是不可以理解的，辩护向伊拉克代价高昂的政府形式植入是值得的。他承认自己犯下的错误在于，低估了伊斯兰世界挑战的规模，没料到恐怖主义背后“居然有着如此普遍的性质”。他说：“如果早知道10年后，我们还将在阿富汗持续作战，我想我当时应该感到更深刻的忧虑和警觉。”面对那些被毁灭的鲜活的生命，布莱尔说，这是挥之不去的悲恸：“泪水，尽管已经流下很多，也无法平复这些伤痛……我觉得‘哀悼’和‘同情’这些词已经太过苍白。他们已经死去，而我作为那个导致他们逝去的事件的决策者，仍然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