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卢佐王子的城堡里描绘永生泉传说的壁画（局部图） )

自然界所有的生物都在努力活得长些，但只有人类追求永生。早在4000多年前，人类最早的史诗、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就讲述了一个英雄寻找不死药的故事。吉尔伽美什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灵药之后，一条蛇偷吃了它。蛇获得了蜕皮的能力，英雄却绝望而死。这个故事在结尾处想说明，不死药是和人类无缘的。可是这个劝诫也许来得太早，以致没有人听它。英国人斯蒂芬·凯夫在《不朽：永生的愿望及其对文明的驱动力》里说，从古埃及到中国到基督教世界，各种不同的文明都对永生的概念着迷。这种着迷深深地影响了文明的进程，成为宗教、哲学和艺术的重要基础。斯蒂芬·凯夫住在柏林，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也为《卫报》、《纽约时报》和《连线》杂志撰稿，2001年，剑桥大学授予了他名誉哲学博士学位。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不过起点很高。他经过一番总结后说，人类所有对长生的迷恋最后都可以归结为四种模式：长生不老、死后复生、灵魂不灭，以及声名流传和基因遗传。这四种模式不是相互独立的，在一个文明里，也可能会出现多种模式共存的情况。

1912年，德国考古学家路德维希·布克哈特在埃及南部的一个墓穴里发现一尊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彩色半身像，塑像人物叫奈菲尔提提（意为“美丽的女性”），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著名法老阿赫纳顿的妻子。和前人相比，法老阿赫纳顿很有一番雄心，他尝试废除古埃及众多的功能神（包括死神奥西里斯），独尊太阳神阿托恩。他在全国范围内建起众多的寺庙，还新建了一座城作为首都，城里到处可见他和妻子奈菲尔提提沐浴在阳光里的场景。这些做法遭到了古埃及人的怨恨，因为他们相信阿赫纳顿亵渎了其他神灵，为了追求他自己的永生破坏了普通人死后在彼岸的秩序。阿赫那顿死后，原来的祭司们进行反扑，恢复了旧秩序。埃及人相信名字是生命的一部分，有阿赫那顿夫妻形象的壁画被铲掉，连他们在公开场所的名字也被抹去了。不过这对夫妻的影响并未结束，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里说，摩西是阿赫那顿时期的皇室成员，他把对太阳神的尊崇带出了埃及，最终演变成基督教。

道金斯说：“我们是永动机，这里的‘我们’不仅指人类，包括所有动物、植物、细菌和病毒。”在物种的范畴里，每个个体都在努力活下去以保持种群的延续，但只有人类有对死亡的意识。我们会做一切事情来避免死亡，同时又意识到：死亡终究无可逃避。我们没有死亡的经验，因此无法真正理解死亡这个概念和死后的一切情形。凯夫称这种情形为“死的悖论”。在具体的层面上，每个人也无法设想自己的死亡，我们对死亡的一切知识都建立在别人的死亡上。弗洛伊德在1915年的一篇论文里写道：“在无意识层面，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不会死。”但显性的对死亡的恐惧驱使君王们去寻求各种长生的可能。秦始皇曾被荆轲、张良行刺，都侥幸脱险，他统一六国后的一些行为也可能与追求长生有关，他改纪年、寻方士、大规模炼丹，连焚书的时候也有所选择，《史记》说，“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无论中西，历代君王对炼丹术的追求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站在追求长生的前沿位置。维也纳科学家斯坦巴赫曾经声称自己发现了通过手术延长生命的方法，为此还得过9次诺贝尔奖提名，弗洛伊德和叶芝也都曾经在他那里问过诊，最后当然不了了之。长生之法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它需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被证伪，露馅之时当事人和方士（医生/科学家）也差不多都去世了，最终它就以一种叙述的身份流传下来，只有在叙述中，它才是真实而美好的。长生药只成为一个能指，指向空洞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