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作家和一个德国作家坐在一起，加上现场优秀的翻译，就具备了对话的条件，可真要对话就会发现这事不那么容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李永平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忙了快两年，才让这20多名作家最终在北京坐到一起。9月1日在中国社科院，8位中德作家谈了一天，第二天换到人民大学其他作家接着谈，人更多，地方也更大。中国社科院这一场，中国这边有莫言、刘震云、贾平凹、毕飞宇等，德国来的有沃尔克·布劳恩、乌尔苏拉·克雷歇尔、马塞尔·巴耶尔等。这是中德两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一流作家对谈，并且还将以每两年一次的频率继续下去。

对话的艰难体现在双方作家都在小心翼翼地摸索发言的界限。莫言自嘲了一番，回忆了自己与德国的渊源，接着说，作家不是群众的代言人，作为人的作家有政治倾向，而作品则绝对应该中立、清醒、去政治化。北京大学的黄燎宇教授于是问，政治观已经在人的潜意识里，如何能握起笔来就变得中立？莫言哈哈一笑说，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紧接着莫言发言的沃尔克·布劳恩出生于1939年，是东德最好的作家之一，1988年获得了东德国家文学奖，在2000年又获得了德语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他在两德统一后的作品充满了悲观和忧伤，一直尝试探讨东德失败的原因，按理说他应该反驳莫言的话，可老作家太有礼貌一句没提，他的发言很短，却十分抽象：“文学……像现实一样，是如此的不羁，令人意外。它是作家胸中的战场；恰恰这些毫无保留的书籍可能是最为勇敢的。”

随后的瑞士人罗尔夫·拉佩特倒和莫言想法一样，他的发言题目是：“我是说故事的人，不是政治动荡的振动仪。”总体说，这次论坛的论题偏向宏大叙事，作家们在谈论责任、自由的时候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大环境，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和阅读的肤浅化。政治关系似乎是永久说不清的话题，倒不如谈谈眼下现实。总的说，大家在这方面是有共识的，不管在德国还是中国，作家们都意识到在大环境下故乡和传统的重要性，对应危机的办法依然是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面对世界的“大”守住词语的“小”。尤迪特·库卡特说，无界限的交流是一个梦魇。贾平凹说，我们相信文学艺术依然还顽强，依然还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