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翻览了这部随笔集，并不长，文章也很零散地写了近现代很多学人。有熟悉的人物如陈寅恪、顾颉刚，有不熟悉的如沈曾植。最引人深思的还是学术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关怀的目的。这也许是作者以《余音》统括多篇随笔的原因吧。

《余音》这个名称本身就很耐人寻味，有着一种思想的矛盾在其中。若从好的方面理解，则晚清民国学人的门生后学还在，他们的一些具体的学术研究的路径还在继续深入，所谓“余音绕梁”是也；但另一方面诚如书前序言所说的余音绕梁，终会有一切归于平寂之时，如今的这个时代的学人、学术与前辈学者相比似乎总是有所缺憾的。

这种缺憾在葛氏看来是缺少一种自由的氛围，缺少容下从容气度、安静读书治学的氛围。太多的急就章，少了雍容自在，缺了源头活水的思想的浸润和灵魂的内省。于是学界乃或拾人牙慧而于东洋西洋玩弄人家的把戏和理论工具，这是引以为憾的。通过对陈寅恪、沈曾植、顾颉刚、朱维铮、杨连陞、黄仁宇等学者群体的分别白描，看出的是当下缺少一种气势，一种魂魄，这种气势和魂魄在葛氏看来就是既熟悉西方学界的主流话语，能“预流”，同时能真正关注中国内在的本土的文史传统的学人风范。如果要类比的话就是陈寅恪所说的不古不今之学，实际上就是治学搞研究不要预设立场，自己给自己设下许多藩篱，但目前也许这还只是美好的愿景。在《最是文人不自由》 等篇目里，葛兆光先生似乎有一种感慨，一种未来会好吗的感慨，全书里多次谈到了后未必胜于前的意见。

在著者看来一个尊崇知识，奖掖学术的环境需要数十年的积淀，几代人的努力。而之前我们做的打破颠覆的工作太多，欠账太多，在浮躁和追求实用利益最大化的今天学术似乎更加的专门化、技术化和工具化，失去了对个人生命价值的灌注和内省，这是他最担心、焦虑也无可奈何的事情。纵观序文的愤懑、抱怨令人唏嘘不已，读书人能读好书、读进去书在今日已经是难得的奢侈的事情了。未来会好吗，不能等待俟河之清，学人本身似乎就文意来看也应当有超越的追求和群体意识，这也是葛氏寻访前贤心曲，做委婉讽谏的意图所在吧。

就具体内容而言，文笔委婉曲折，并不浪费过多笔墨于具体问题上，而是泼墨般的勾勒出学人的精神样貌和治学精神。特别是将学术史与思想史适度剥离，重新审视那些以往被认为保守、落后的文人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我倒很是赞同。结尾里的“世家论”也是一篇饶有深意的文字，谈到了颠覆旧秩序所造成的高端精英文化的失序，世家大族在某种层次上对于价值、名誉的追求捍卫确实构成了传统中国的独特风景。葛氏以陈寅恪祖孙三代的转折作为一个典例剖析出文人士大夫从传统国家社会向现代国家社会艰难转型的心路历程。他的意义也并不是为大族翻案，鼓吹血统论，而是惋惜学术之不纯粹，思想之荒堕矣。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沈曾植，在《世间原未有斯人》与《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这两篇随笔中作者特别挖掘了这位被遗忘的学者。在一般人看来满清去位，民国建立，身为汉人自然应当是气象一新才是。而沈曾植在他的诗文里却是有遗老的感觉，对前朝的怀念与对现实的不满赫然见于笔端。然而看似政治上的保守性在学术上则蓦然一变，20世纪20年代及其之前的中国学界能与东洋西洋学界对接的大师里是少不了沈氏其人的，他代表了从同治、光绪以来新的“四裔之学”（也就是中国边疆和周边民族、地区的专门序文）的最高成就。这样一位学术视野超前，开始关注汉人世界之外的学问家却因为政治思想保守、为满清说话做事而被打入冷宫，令人嗟叹。因此葛兆光先生也提出了在对这些前辈学人的学术成果评价的时候要做一个切割，不要把思想史和学术史等同。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会被政治评价所左右，而学术则是具体的追求可以更好地公正地与一个学者应有的尊重。

明天会更好吗？这是作者留给我们的问题，也是对学界的发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自己的责任，而当上世纪30、40年代的学人在日军飞机轰炸、后方物价飞涨、粮食短缺的艰苦环境下却诞生了辉煌不朽的学术业绩，留给我辈后人的思考似乎也不至于术层面的价值，更多的关于“道”的追索发问还需要许多学者的内省，这一过程远未结束，改变或许不远，惟愿精神思想的火种能暗夜潜行，重新燃亮荒原，已成野火而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