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舒可文）

( 舒可文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 1995~至今 )

起源即目标——卡尔克劳斯

2009年从7月开始，《中国》这一期特刊开始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一个甲子可堪记述，如果“起源即目标”地看，1949年作为起点，它的目标尚未形成，如果作为一个历史结果，更远的历史回溯是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新中国”，这个称呼不仅得自新政权，也寄托着一种渴望。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拒绝胡适邀他离开北京之后，在给胡适的公开信里已经用“新社会”来期待新的政权更替，他说，“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这种渴望回应着中国面临现代性危机之后的全部命题，与100年前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形成了一个起源和目标的结构。按照本雅明的论证，“过去的世代与现在之间必定有一份秘密协议”，那么只能把结果作为起点，对历史事件做“预言化解读”。

也许这样的解读带有传奇色彩，传奇是有别于意识形态解说的，同时也区别于窃窃私语流传的秘密黑幕、权力故事。阿伦特在她《极权主义的起源》里鼓励传奇对历史的解释，因为它能够“作为对真实事件的迟到的纠正，只有在坦率地编织有关事件的故事中，人才能够肯定自己对他们的责任，将过去的事件当做自己的过去来考虑。传奇使人成为他未做过的事情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