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舒可文）

( 列夫·托尔斯泰 （1905年） )

托尔斯泰在生命最后一年里的写作中，“人生大道”，“论疯狂”，“论社会主义”这些题目几乎为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画出了一道清晰的线索。《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又几乎描述了整个19世纪俄罗斯的精神和生活全貌，但他本人却从未真正进入他所描写的任何一种精神世界。如果说他是19世纪俄罗斯最疯狂的探索者，那也可以说他是最冷静的怀疑者。

俄罗斯帝国从一确立就开始了向西方求学的过程，每一次政治变革的推动力都首先来自沙皇在欧洲争霸的需要，试图通过政治改革和启蒙运动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然后，它被学习了西方思想的知识阶层继续向前推动。伴随着每一次开明改革，俄罗斯的知识阶层便从西方寻找到更多的社会变革观念。

俄罗斯19世纪的这种躁动似乎很符合“托克维尔定理”：一个专制政府为了国家利益进行改革以缓解政治压力，但是托克维尔看到，这种强大压力下的改革又是最危险的政治时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于是人们情绪更加激烈”。托克维尔定理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革命总是发生在社会情况开始好转的时候这一似乎于理不通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