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步冲）

“神仙土”带出的祭祀坑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从60年代起几乎停止了20年，并且它的性质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长陈显丹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向本刊记者回忆起80年代初的那段岁月，仍显得激动不已。1980年11月，刚从四川大学考古系毕业的陈显丹被分配到省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队，来到了广汉县。虽然在第二年春天，工作队就在南兴乡发现了一批房址、4座墓葬，根据碳14测定，其年代最早可确定到距今4800年左右，但许多省文博系统的老专家仍固执地认为，这座遗址的年代“最早不过春秋”。为了对遗址面貌有一个大体宏观的认识，陈显丹和当时的考古队领队陈德安协商，借助四川省博物馆馆长贾克的关系，从成都空军司令部新津机场借调了一架直升机，于1982年4月23日对整体遗址进行了一次航拍。“当时空军很支持，只和我们要了800块钱的汽油费，这也算是建国后第一次把遥感技术用到考古发掘上。照片拍出来以后，感觉遗址规模很大，有值得继续发掘的价值。”

1984年，机遇终于降临到陈显丹和整个考古工作组的头上，他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宏大的宫殿遗址，以及玉石器加工作坊，遗址的正式名称也从“广汉文化”变成了“三星堆文化”。陈显丹说：“当时我们把全国的专家请到发掘现场，夏鼐、苏秉其这些考古学界泰斗纷纷表示了肯定，认为出土的陶器、玉器既受到陕西关中的青铜文明、河南二里头文明、湖北红花套遗址的影响，又带有四川本土的特殊性，最终让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把这个项目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