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一）

我的确是组过一支摇滚乐队的，虽然我给乐队起的名字让我如今难以启齿，而且，从诞生之初就遭到团员的一致嘲笑。不过，如果当时顺从吉他手那死硬重金属风格把乐队名从Water Marker改成Water Fucker，在五六年前是绝对上不了台的，而我们毕竟上过台。

上台之前我们排练了4首歌，流行到媚俗的《Carlifornia Hotel》、媚俗但未流行的《Everything I Do》和两首吉他手原创的重金属，排练地点是大学附近的一间地下室。记得当时费尽周折在北京琉璃厂的琴行磨来一套廉价鼓，从当时还没死的国际乐器展上淘到一款音箱，加上从天成市场抱回的一堆棉被用来“隔音”，排练就开始了。

演出是吉他手学校邀请的。团委老师一再强调演出质量必须过关，而且演得好定会嘉奖。那所学校离市区极远，我们负重坐公车，转地铁，再坐公车，最后因找不到地方还是打了车。到了之后傻眼了，没有我们在前一天失眠的夜里想象了几百次的万人礼堂，也没有排队的听众前呼后拥，甚至连来时的打车费都没给报销。我们进了一栋教学楼的教室，在××级××班联谊会的横幅下，摆开了家伙。因乐器在路上颠簸太久，调音花了10分钟，于是“团委老师”将我们的曲目砍到了两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