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之一“五四运动” )

中华民族

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泰纳演讲”上已经可以很从容地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在1900年时，虽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文化整体的历史事实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外来者的日常概念也接受这一事实，但在现代世界格局中，它显然有别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概念。挟武力而来的现代国家概念展示了强大的国家和现代工业的力量，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文明体自我形象的模糊，梁启超以“哀时客”的心情这样反省：“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

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奕、丁日昌等人的奏折、文书中，虽早已使用了“中国”这一名词，但那依然是在以天下观念中与“外”对应的“中”，还不是现代世界格局中的众多国家之一，因为古代中国的内外概念标准不是以民族划分，也没有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是以文明类型划分“华夷之别”。当天下观念被欧美国家构造的世界格局摧毁后，延续几千年的“华夷之别”的天下图景完全转变了，“华”不再具有原来的优势和优越感，而“夷”也不再是那个漫无边际的荒蛮化外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