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步冲）

( 1950年，北京市郊土地改革时农民在丈量土地的情形 )

1948年初，当中国笼罩在内战的硝烟中时，一本名为《乡土中国》的小册子于上海出版，初版印行3000册，不到1个月就销售一空，此后半年中，加印的《乡土中国》每月发售2000册，并使作者费孝通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被称为“中国杰出的社会学教授和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之一”。

“最早期的中国乡村研究，源自于闭关锁国状态被打破后，西方列强外交使节、学者与传教士逐渐深入中国内地的游历、见闻与调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接受过费孝通指导的王铭铭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直到1929年，吴文藻先生回国，就试图在燕京大学开始建立中国本位的社会学研究方式，以文化属性作为认识中国社会变迁的工具。”1942年，《时代》周刊特派记者白修德来到河南农村，目睹的情形与半个世纪前踏上同一片土地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几乎完全一样：“村里的房屋为了避寒，都由一层厚厚的高粱秸搭成的篱笆围着，墙是用经过太阳晒干的土坯或抹上黏土的柳枝做成的，屋顶上盖的是稻草或带土的草皮。屋间用隔扇分开，上面挂着画有神像或写着格言的屏联。每座茅屋前都有一个菜园子和小饲养场。”

在《乡土中国》的序言中，费孝通记载了一件往事：1936年9月，当他离开家乡，从上海搭乘外轮，赴英国留学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这无疑构成了一个意蕴深厚的历史细节。王铭铭说：“费孝通初次接触西方社会学概念，就是在燕京大学遇到导师吴文藻后，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学史著名的燕京学派。”曾就读于教会学校的费孝通对“西学”早有接触，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西洋社会思想所包含的一系列概念，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本来就存在的，最终目的在于把这些舶来理论改造成一门名副其实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