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滨某地级城市的旧货市场，我发现那里的老家具都在被当作废品处理，一件老式面条柜，要价才700元。卖旧货的小伙子侃侃而谈，把自己来到这个地方的经历和盘托出：他是复员军人，家在农村，妹妹从大学毕业后，一家人合力花了10万元给妹妹“买”了个本地最好医院的护士职位，他则努力赚钱，想接父母来定居。

当政府决定把楼市去库存的重任“压”在农民的肩上时，我知道这位小伙子正是最佳人选，但又隐隐觉得，700元的面条柜和10万元的就业费用之间的巨大反差，似乎不足以支撑他的城市化梦想。老辈传下来的一件面条柜，虽不是名贵的木材打造，若情愿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出售，想必自身的财富参照系也是颇为低水准的。中国农民的收入，虽已经连续11年快速增长，人均年收入超过了9000余元，并且连续4年增幅超过了城镇居民，但从绝对值上还相差甚远，仅为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并且，收入的一多半还是工资，而非家庭经营的收入。这也意味着农民的财富，多是靠着“打工”获得的，种粮种菜以及经营小生意等传统农村的赚钱方式只提供少半的财富。有鉴于此，政府若想呼吁农民为城市过剩的住宅降库存，其目标人群只能是在城市里工作的村民，即农民工，而不是传统的农业人口。

巨大的库存压力下，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并不高，很多城市的住房收入比在10倍以下，低的仅六七倍。房地产商在上一波好高骛远的大户型开发后，也迅速调整了战略，主打中小户型。那些总价低廉且位置优越的小户型房屋一直不愁卖，真正积压下来的或者是缺乏法律保护的小产权，或者是沿海售卖给外地人的大户型海景房，或者是位置偏远生活不便的商品房。这些房子似乎都不是为进城务工人员准备的，政府即使给予一定的补贴，农民工恐怕也不会购买。实际上，紧绷的资金链条下，这里滞销的房产早经过了多轮大放血式的促销，从海滨豪宅的买房送特斯拉到偏僻区域的买两居送一居，打折方式无所不用其极，却效果不彰。中国楼市的高库存，正如近来暴露出的迟迟无人居住的保障房社区，很大的原因是规划设计不当造成的。这笔资产，恐怕只有计入坏账一条出路。